蒙古帝国

Template:NoteTA Template:Dablink Template:Infobox 朝代 Template:Side box Template:Contains Mongolian text 蒙古帝国（1206年－1368年9月14日Template:NoteTag），正式国号为大蒙古国（Template:Mong），强盛时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全球帝国，也是历史上邻接版图最辽阔的国家。13世纪前期至中叶，蒙古人在其武力最兴盛的时期曾发动三次大规模的蒙古西征。在此之后的元宪宗九年（1259年）至至大二年（1309年）之间，蒙古帝国体系的最大疆域曾达到约2,400万平方公里Template:NoteTag。元太宗六年（1234年）灭金后，蒙古人在窝阔台统治下于华北建立了统治。元宪宗九年（1259年），蒙哥去世，拖雷家族爆发内战，使帝国走向瓦解。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同期亦存在西边的四大汗国。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朝被汉人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灭亡。元朝残余势力被驱赶至长城以北，史称北元，北元瓦解后蒙古各部取消元朝的汉式帝号，其残余势力对于欧亚大陆的影响力亦逐渐式微，漠南、漠北蒙古皆于17世纪降于清朝，而四大汗国的最后残余势力亦于20世纪初灭亡。

蒙古帝国是由蒙古人铁木真在漠北草原所建，据《蒙古秘史》，其创始于斡难河河源，通常认为创建时间约为铁木真征服蒙古高原各部落（塔塔尔、泰赤乌、蔑儿乞、乃蛮、克烈、汪古以及由尼伦和迭列斤两大部落组成的蒙兀王国等）并始有“成吉思汗”之称号时的元太祖元年（1206年）。蒙古帝国建立后屡次对外扩张，成吉思汗在位时开始征伐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国，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元宪宗九年（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占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西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

第一次西征（1219年－1221年 / 1223年）由成吉思汗发动并为主帅，灭西辽、花剌子模、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并越过高加索山击破钦察人各部。

第二次西征（1236年－1242年）于窝阔台汗在位时期发动、以拔都为主帅，首先征服了伏尔加保加利亚（卡马突厥国），接着灭亡位于东欧平原的基辅罗斯，进而击溃波兰王国，又使匈牙利王国、保加利亚第二帝国等国大败，前锋远达当时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东部在匈牙利治下的达尔马提亚以及现今原南斯拉夫地区的拉什卡。

第三次西征（1256年－1260年）于蒙哥汗在位时期发动、以旭烈兀为主帅，灭亡了木剌夷（暗杀组织）、两河流域的阿拔斯王朝，并重创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蒙古军曾短暂占领叙利亚，后被新兴的马木路克王朝发起征伐而驱逐）。蒙古帝国在三次的西征中共侵吞40多个国家。

然而，在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自称“大蒙古国皇帝”，并与阿里不哥争位引发了内战，使蒙古帝国走向分裂。尽管忽必烈于至元元年（1264年）击败阿里不哥，然而他主张其承袭了“蒙古大汗”之位的继承权并没有获得一致承认，直到元成宗时期才达成内部共识，使元朝名义上的宗主地位获得认同；原属蒙古帝国的术赤后王封地、察合台后王封地、窝阔台后王封地和忽必烈之弟旭烈兀的封地取得事实上的独立地位，被称为四大汗国，分别为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儿汗国Template:NoteTag。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宣布定国号为“大元”，建立元朝，蒙古语国号全称“大元大蒙古国”。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朝灭南宋。自此被元朝控制的领地包括蒙古高原和现今中国大部分地区。实际处于独立地位的四大汗国与元朝之间互不统属，战争不断。在忽必烈身故后，其继任者元成宗与四大汗国达成协议，以元朝皇帝为名义上的“蒙古大汗”。之后四大汗国的疆土又陆续经历演变，其中窝阔台汗国和伊儿汗国分别于至大二年（1309年）和至正十五年（1355年）灭亡。

汉人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兴起后，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撤出中原汉地，蒙古人被驱逐到长城以北的塞外，标志蒙古帝国灭亡。元朝残余势力退回至蒙古高原地区，史称北元。天元十年（1388年）北元瓦解Template:NoteTag，之后蒙古草原东部的鞑靼Template:NoteTag首领继承了“蒙古大汗”的称号，与其西北部的瓦剌以及明初羁縻下的兀良哈等势力并立，但这些明代蒙古势力的控制范围此后仅局限于蒙古高原。到了17世纪，漠南、漠北蒙古先后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投降清朝。此外，明朝亦长期和同时代的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继承国及其他已突厥化的小汗国并存，直到18世纪蒙古人建立的主要汗国均致灭亡。

国号

“蒙古”本种族之名，为游牧于不儿罕山近旁之小部落，不儿罕山者，今蒙古国肯特省北境克鲁伦河（额尔古纳河上流）、鄂嫩河（石勒喀河上流）间肯特山之支脉也。十二世纪初期，原蒙古诸部建立了具有国家政权性质的“合木黑蒙古”国，并在史书上留下了相关纪载。十二、十三世纪之交，成吉思汗崛起于此，吞并附近诸部落，并征服亚洲之北部、西部，逮其子孙，复席卷亚洲之大半，及欧洲东部，于是类蒙古、非蒙古诸部落，皆称“蒙古”，旋更以之为国号。元世祖忽必烈，致书日本，自称“大蒙古国皇帝”。“大朝”与“大蒙古国”都是蒙文Yeke Mongghol Ulus（Template:Mong）的汉译。后者为直译，前者为简译。在此简译中，省去种族之称的蒙古，并将原义为“人民”、“国家”的Ulus一字，依汉人的观念，译为“朝”字。

至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271年12月18日），在进攻南宋取得不断胜利的形势下，元世祖采纳刘秉忠、王磐等汉臣建议，建“大元”国号，《建国号诏》曰：“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其意为“极大”，表明本朝疆土超过以前所有的王朝。元朝建号以后，原“大蒙古国”国号在汉文文书中不再使用，但蒙文文书中通常两者并称“大元大蒙古国”（八思巴文：Template:Phagspa，转写：Dai Ön Yehe Monggol Ulus）。元的国号，“大元”是全称，“元”是简称；又“明”、“清”也是简称，“大明”、“大清”才是正式的全称。

元朝时，“中华一统”的观念掀开了新的一页。元朝的中外观念是合一体内的中外为“中华一体”的观念。元吴师道诗：“今日八荒同一宇，向来边檄不须论。”把原来视为外的地区“比于内地”，即元朝视全国为“内地”，中国包括中原、边疆各民族在内。所谓“五色四夷之国（Template:Mong）”，是蒙文史料中形容蒙古帝国所统属的诸国家和民族的名称。似乎是早在蒙古帝国时代已经使用的名词。在明代蒙文著作中，蒙古人自述有一“五色国”，这一说法反映了他们的宇宙观和民族观。史界对“五色国”尚有不同解释，有的认为是指青、红、黄、白、黑五种颜色所代表的五个国家，青代表蒙古，红代表汉，黄代表回回，白代表高丽，黑代表吐蕃；有的则认为五色来自佛教术语的五方色，即东方黄、南方红，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青。“四夷”就是，元朝统治下的蒙古、汉、吐蕃、高丽和回回等蒙古人所熟悉的五个大民族以外的欧亚众多弱小民族或部落。

历史

蒙古源流

源出室韦

蒙古部落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唐代。那时，在狃越河（今洮儿河）以北，西至俱轮泊（今呼伦湖）周围，东至那河（今嫩江），北至黑龙江的地域内，分布着许多许多被统称为“室韦”的大小部落，其中有一个“蒙兀室韦”部。蒙兀就是蒙古（Monggol）的唐代音译。《旧唐书·北狄·室韦传》记载：“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室韦之南。”

大山指今大兴安岭，望建河即今额尔古纳河。根据这段史料，蒙兀室韦部的居地应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东南的大兴安岭北端地区。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历史传说称，他们的祖先原来居住在名为“额尔古纳昆”（Ergunequn，qun意为山崖）的地方，应是指额尔古纳河附近的山林地带，和汉文史籍所载唐代蒙兀部的居地正可以相互印证。

大约在唐代后期（九世纪下半叶），蒙古部落从兴安岭山地向西面的草原地带迁移。随部落的分行，所占地盘逐渐扩大，有一部分迁到了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三河之源”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成吉思汗的先世就属于这部分蒙古部落。

苍狼白鹿

元代史籍记载下来的蒙古人祖先传说，反映了古代蒙古部落繁衍和迁徙的历史过程。《元朝秘史》一开头就讲述蒙古人的起源，说是有一奉天命降生的苍色的狼（孛儿帖赤那，Bortechino）和一白色的母鹿（豁埃马阑勒，qo'ai-maral）相配了，渡过腾汲思海子，来到斡难河（鄂嫩河）源头的不儿罕山立下营盘，生了个儿子名巴塔赤罕。传到第十一代，有兄弟二人，兄都蛙锁豁儿有四子，迁移出去成为朵儿边部（Dorben，意为四）；弟朵奔篾儿干娶豁里秃马惕部女子阿兰豁阿为妻，生二子，其后裔各成一部。朵奔死后，阿兰豁阿感天光而孕，又生三子，长不忽合塔吉，后裔为合答斤部（名见《金史》，作合底忻），次不合秃撒勒只，后裔为撒勒只兀惕部（名见《金史》，作山只昆，元代又译散只兀，珊竹）；幼子孛端察儿，后裔为孛儿只斤部，从这一支又分衍出约二十个氏族或部落。孛端察儿就是成吉思汗的十世祖，《元史·宗室世系表》称为“始祖”。

阿兰死后，两个大儿子的子孙同其他各支蒙古人组成了蒙古迭儿列斤氏部落，即一般出身的蒙古人；三个小儿子的子孙组成了尼伦部落，因为他们是闪耀着神的光辉的后代，因此被看作纯洁出身的蒙古人。其中第五子孛端察儿的后代称为孛儿只斤氏，这就是成吉思汗所出生的氏族。自孛端察儿起，又传了七代，到了合不勒的时候，他统一了蒙古尼伦部，并开始称汗。

合木黑蒙古

十一世纪时，居住在大漠南北的塔塔儿、蒙古、克烈、汪古等部结成以塔塔儿为首的联盟，共同反对辽王朝的统治，因此，“塔塔儿”或“鞑靼”曾一度成为蒙古草原上各部的通称。十二世纪初，由女真贵族建立的金王朝取代了辽王朝，蒙古部转归金朝东北招讨使管辖。这时塔塔儿联盟已经瓦解，蒙古部在合不勒汗（成吉思汗曾祖父）的统领下强大起来。合不勒汗（生卒年不详）又作“葛不律寒”、“哈不勒罕”。蒙古孛儿只斤部首领，成吉思汗曾祖父。以乞颜为氏，统一蒙古部，始称汗，被尊为“全体蒙古人”（合木黑忙豁勒）的首领。

当时金朝的皇帝是金太宗完颜晟（1123年—1135年在位），他想笼络合不勒汗，便派人请合不勒汗到金国宫中，设宴招待。在这次著名的宴会上，合不勒汗抓住金帝的胡子，肆意戏弄，导致蒙、金关系迅速恶化，金帝便利用塔塔儿部几次攻打蒙古。最初金熙宗乃用其将领完颜宗弼之谋，诛其臣完颜昌，完颜昌遗族遂与合不勒进攻金人于漠北，金将完颜宗弼屡次征伐而不能克，从此金人北受蒙古之侵袭，而不能用全力南侵中国。金主于宋绍兴十六年（1146年）八月，调功臣皇叔完颜宗弼由南线回朝。奉命亲率中原精兵8万之众，出征蒙古，大小数十仗，屡战不胜，不得不于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三月，与蒙古订立协议议和，并把西平以北27团寨，割与蒙古，每年供应蒙古相当数额的牛羊米豆，并册封合不勒汗为“蒙兀国王”，才得罢兵修好。

Template:Sister 蒙古可汗合不勒死后，侄儿俺巴孩被推选为可汗。俺巴孩与塔塔儿部结亲，为女儿送嫁途中，被塔塔儿部的主因人俘虏，送给了金熙宗。金熙宗将俺巴孩钉死在木驴上。合不勒之子忽图剌继而当选为可汗，率部向塔塔儿人发动复仇的战争，然而前后十三次开战，也未能替俺巴孩可汗报仇。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忽图剌的侄儿，乞颜部的也速该带领部众攻打塔塔儿人，取得了胜利，并且活捉了塔塔儿人豁里不花与铁木真兀格。铁木真兀格是一位勇士，也速该心存敬仰，便把他放了。当也速该返回鄂嫩河边的营地时，夫人诃额仑生下一个男孩，也速该十分高兴，索性将孩子取名为铁木真，这便是日后的蒙古大汗——成吉思汗。

铁木真9岁时父亲也速该被塔塔儿部人毒死，孛儿只斤氏族族众离散。最后导致合木黑蒙古国的分裂：以泰赤乌部首领塔里忽台为首占据鄂嫩河流域；以札达兰部的札木合为首占据额尔古纳河流域；主儿乞部撒察别乞、台出为首占据鄂嫩，克鲁伦河流域。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也速该的儿子铁木真恢复了合木黑蒙古国，但是斗争仍未结束。

铁木真统一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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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元太祖像

蒙古部族的原居地为今黑龙江上游、蒙古东部，为唐时室韦部落之一，称蒙兀室韦，亦有说是出于鞑靼，甚至是匈奴或吐蕃的后裔。现今，东胡说已成为蒙古族起源的主流学说。南宋前期，蒙古分为许多单位，其中之一为乞颜部，据今土拉河、鄂嫩河、克鲁伦河上源的肯特山。其他重要部族，在东方为贝尔湖附近的塔塔儿，在西方为蒙古中部的蔑儿乞、克烈，及科布多一带的乃蛮，名义上大都臣服于金朝，形貌语言风俗习惯迷信大致相类。其间部众最多者，为乃蛮部落，居也儿的石河上流，及大金（阿尔泰）山脉连亘之地。西隔一沙漠，与突厥种之畏兀儿相接。北界小金山与突厥种之乞儿吉思谦谦州两部之地为邻。东界哈拉和林诸山，与克烈部连界。时克烈之居地达于斡难怯绿连两河之源，克烈部以北之地属蔑儿乞部。别有斡亦剌部，则据有构成昔之谦河（今名叶尼塞河）之八水灌溉之地。札剌儿部分为十部，部各有长，结幕于鄂嫩河畔，共有七十千户塔塔儿部居女真旧境边界附近，捕鱼儿湖一带。

十二世纪，蒙古草原部落林立，互相攻劫，人不安生。经过长期的战争兼并，至十二世纪末叶，形成了塔塔儿、克烈、蒙古、蔑儿乞、乃蛮等相互结仇很深的五大部落集团，雄据南方的金朝也已衰弱，为蒙古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铁木真9岁时，其父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残酷的现实使铁木真认识到，要保存自己，恢复祖业，就要依靠和联合一个强大的部落。于是在其父的“安答”克烈部首领脱里罕庇护下，收集离散部众，力量逐渐强大。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被推举为汗。

铁木真称汗后，为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巩固汗权，展开了夺取东部地区的斗争，宋庆元元年（1195年）和宋庆元二年（1196年），金朝两次出兵攻打塔塔儿部，铁木真联合克烈部助金朝大败塔塔儿于活勒札河（今乌力吉河），在回军途中攻灭背叛盟约，抄掠其奥鲁（老小营）的主儿勤部。铁木真既获得金的封赏，又消灭了与之争夺汗位的乞颜氏中的长支贵族，名声大振。

宋庆元四年（1198年），金朝又遣军征讨弘吉剌、合答斤、山只昆等部。金朝的这几次征伐，为铁木真夺取富饶的呼伦贝尔草原扫清了障碍，铁木真的实力迅速增强，引起贵族们的敌视，开始了与贵族联盟的一系列战役，最初由只剌札木合纠集泰赤乌等十三部3万军进攻铁木真，铁木真汗组成十三翼（古列延）迎战于鄂嫩河附近的答兰版朱思。铁木真失利。后鲁的主儿扯歹、忙兀部的畏答儿、晃勒坛的蒙力克率部归附铁木真，铁木真力量日益壮大。

宋庆元六年（1200年），弘吉剌、朵儿边、塔塔儿等十一部复聚会于阿雷泉，盟誓与铁木真、王罕为敌。铁木真得到其岳父的密告，乃会同王罕与十一部联军战于捕鱼儿海子（贝尔湖）附近，贵族联军大败。翌年，被击败的贵族们再聚刊河（今根河），推札木合为“古儿罕” ，誓与铁木真为敌。铁木真认真备战，与王罕军于海剌儿河（今海拉尔河）附近再败贵族联军，铁木真为巩固后方趁势攻灭了察罕塔塔儿、按赤塔塔儿等部，完全占据呼伦贝尔草原。

宋嘉泰二年（1202年）秋，阔亦田之战（约在哈拉哈河上游），又大败由乃蛮杯禄汗拼凑起来的斡亦剌、泰赤乌、塔塔儿等部残余势力的联军，札木合率部投王罕。至此，结束了与贵族联盟之战，铁木真与克烈部王罕长期结盟。不久王罕背盟，加上札木合等的离间，铁木真与王罕关系恶化。铁木真曾欲以联姻修补裂痕，遭到拒绝，王罕、札木合等设计谋杀铁木真未成，又突袭之。铁木真仓卒应战于合兰真沙陀（约今内蒙古自治区东乌珠穆沁旗北境），因众寡不敌，退至合合河（今哈拉哈河）上游整军。此时，札木合等与王罕分裂，铁木真侦知王罕无备，秘密包围，激战三昼夜，王罕父子败逃，先后被杀。铁木真获得从未有过的胜利。

最后一个对手是乃蛮。为准备与乃蛮的决战，铁木真按千户制组编军队，设扯儿必那颜（统领）统率；又成立护卫军，设80宿卫，70散班（鲁华），军队更加强大。宋嘉泰四年（1204年），纳忽山之战中乃蛮军一触即溃，太阳汗负伤死，铁木真进抵阿尔泰山前，尽降其余部，完成了统一漠北诸部的大业，为大蒙古国和以后元朝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铁木真征服乃蛮部后，为追击王罕之子桑昆，为进攻金朝，解除对翼侧的牵制，向西夏伸出触角进行试探。蒙古军于宋开禧元年（1205年）三月，从也儿的失河不黑都儿麻地区回军，经察罕泊、鄂洛克泊南下，进至西夏居延海（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50里处围攻力吉里寨。该寨修筑坚固，但蒙古军在短时间内攻克，并将寨墙和基础全部平毁。接着分兵进攻瓜州（今甘肃省瓜州县北部）、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市）等地，又东攻定州（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之乞邻古古撒城和龙州（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落思城。扫荡黄河西岸、北岸，带着许多战利品和骆驼、牲畜后还军鄂嫩河。

大蒙古国建立

元太祖元年（1206年）春，铁木真下令建九脚白旄纛，在鄂嫩河源头召开忽里勒台，即皇帝位，建立大蒙古国（蒙古语“也可·蒙古·兀鲁思”）。萨满教巫师阔阔出声称得到上天的启示，命铁木真为普天下之汗、诸王之王，诸王群臣共上尊号称他为“成吉思皇帝”。成吉思一词的含义，有“海洋”、“有力”、“天赐”、“伟大”等诸多不同说法。此后，成吉思汗迈出了建立封建统治秩序的步伐。他将千百户制度普遍推行于蒙古各部，以千户、百户、十户的形式把全体蒙古人民组织起来，并封那些有功的那可儿们为千、百、十户长，进行统管，且其职位世袭，史称“莎余儿合勒”（即恩赐、分封之意）。这样，千户便成为蒙古社会最基本的行政军事单位。不仅如此，成吉思汗还把蒙古国的臣民百姓视为自己的家产，除自己直接管领一部分人外，其余部民均分封给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子，他们每人得到若干千户，称为“忽必”。与此同时，成吉思汗还扩建了原有的怯薛（护卫军），形成了一支由其直接掌管的万人常备军，其中包括千名宿卫士、千名箭筒士及八千名散班。这些官兵均由各级那颜及平民的子弟担任，他们自备马匹、武器和给养，而且还可以随身带有自己的“伴当”。因此，这些“怯薛”（护卫士）的身份往往高于在外的千户长。除此之外，成吉思汗通过创制蒙古文字、设立也可扎鲁忽赤（“扎鲁忽赤”汉译为“断事官”）及编定《大札撒》等措施，建立起了大蒙古国的封建统治制度。至此，蒙古族的游牧宗法奴隶制开始向宗法封建制度转化和过渡。

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成吉思汗俘获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后，因他精通本国文字，就命他教子弟学习。其后又有不少畏兀儿人被用为蒙古贵族子弟的教师，他们对蒙古文的创制做出了贡献。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前，蒙古没有成文的法规，人们遵行的只是传统惯法。大蒙古国建立后，创制畏兀儿蒙古文，成吉思汗就用它发布命令、登记户口、制定了具体的法律条款，称为《大札撒》（汉译作《成吉思汗法典》、《成吉思汗大法》）、记录所办案件等，成为加强统治的重要辅助手段。《成吉思汗法典》颁布实施于元太祖元年（1206年），是世界上应用范围最广的成文法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宪法性文件。《成吉思汗法典》建立了以民主为基础的行政权与司法权分立的共和政体和一系列制度，其中，以两权制约为基础的判例制度比英国的判例制度产生早近600年。

元太祖元年（1206年），成吉思汗任命其养子失吉忽图忽为大断事官。由大断事官专门负责掌管民户的分配。成吉思汗又命失吉忽图忽审断刑狱词讼，负责惩治盗贼、察明诈伪、施以刑法。大断事官实际上是大蒙古国的最高行政官，相当于汉族官制中的丞相。大断事官之下还有若干断事官作为僚属。此外诸王、贵戚、功臣有分地者，也各置断事官治其本部百姓。

对外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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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扩张前的欧亚地图

征西夏

成吉思汗在建国前的宋开禧元年（1205年），率军第一次入侵西夏。这次只是小规模的掠夺。元太祖二年（1207年）秋，成吉思汗借口西夏不肯称臣纳贡，再次兴兵，攻陷西夏北部重镇斡罗孩城。一年后的元太祖四年（1209年），成吉思汗第三次发兵，抵斡罗孩西关口。当时西夏皇帝为夏襄宗李安全，他令皇子李承祯为元帅，大都督府主高逸为副，率兵五万抵挡，大败，高逸被俘而死。蒙古军再攻斡罗孩城，守将出降，太傅西壁讹答在城内坚持巷战，仍不免力屈被俘。蒙古军长驱直入，进逼中兴府的外围要隘克夷门（贺兰山关口）。李安全急令嵬名令公率军五万拒战。嵬名令公坚持了两个月，最后中了蒙古军的埋伏，兵败被擒。克夷门既下，蒙古军进抵都城中兴府。成吉思汗派遣所俘的西壁讹答太傅入中兴府谈判，晓以利害。李安全自知难与蒙古军为敌，遂将女儿察合公主献给成吉思汗，表示愿降蒙古，岁岁进贡，联蒙抗金。至此，成吉思汗实现了他的战略目标，他得以专心进攻更主要的敌国──金朝。屈辱的求和，加剧了西夏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不久，李安全被废而死，他的堂侄李遵顼被立为帝，是为夏神宗。但在夏神宗之后，西夏仍然不能有效地抵御剽悍的蒙古骑兵，在成吉思汗四海扬威之际，终至亡国。

成吉思汗的三次征西夏，掠夺了大量人口、财物以及牛羊、骆驼等，同时也锻炼了军队，更重要的是战略上取得了伟大胜利，他虽然没有彻底征服西夏，但却使西夏内部产生了动荡不安，矛盾加深，因而造成政权一再更迭，国力大衰，没有能力与蒙古人抗衡，进而动摇了夏金联盟，解除了西夏对蒙古国的威胁。从此以后，成吉思汗集中全部精力和全部力量，来对付他的主要敌人金王朝了。但从元太祖十一年（1216年）起，由于成吉思汗在进攻金朝和西征西辽的过程中，不断向西夏征兵、收贡，使西夏统治者感到负担十分沉重，于是对蒙古渐渐疏远。这样，又引起蒙古的不满，侵西夏的战争又爆发了。

元太祖十二年（1217年），成吉思汗封大将木华黎为太师国王，率军侵金。木华黎南下进攻金朝的同时，又一次派军队攻打西夏。当年十二月，蒙古军踏冰渡过黄河，长驱直入，很快包围了中兴府，夏神宗李遵顼心惊肉跳，带着几个手下人和嫔妃逃到西平府（即灵州），让太子李德任守城。面对强敌，西夏军无力抵抗，李德任不得不向蒙古军队请降，蒙古军队胜利，木华黎率军队返回金朝战场。元太祖十六年（1221年）十月，木华黎由东胜渡河，准备经过西夏，进攻金朝的陕西地方。李遵顼惶恐不已，急忙派大臣塔海去迎接木华黎，又派塔哥甘普领兵五万，追随木华黎进攻金朝。心力交瘁的李遵顼无力支撑危局，于元太祖十八年（1223年）把王位让给次子李德旺，自称太上皇隐退。李德旺即位后深感蒙古势力的可怕，想乘成吉思汗西征之机，联合漠北诸部落，组成抗击蒙古的联盟。当时成吉思汗正率军西征花剌子模国，得悉西夏“阴结外援，蓄异图”的密报后，虽知情况紧急，无奈战事正紧，无法脱身，故令木华黎之子（木华黎已去世）孛鲁，迅速从金朝回兵进攻西夏。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九月，蒙古军袭击西夏，大破银州（今陕西省榆林市南），夏兵10万人战死，守将塔海被俘后遭到杀害，蒙古军掳掠牲口、牛羊达数十万之多。西夏主李德旺不得不再次向蒙古表示臣服，蒙古军退走。西夏在蒙古军队的一再打击下，离最后的覆亡已为期不远了。

征金

元太祖六年（1211年）秋，金朝边境乌沙堡（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镶黄旗境内）遭到成吉思汗的大将哲别的进攻。金兵统帅独吉思忠领兵抵御，战败退兵，蒙古军乘胜而进。从此拉开了成吉思汗攻金的序幕。金是蒙古诸部的宗主国，成吉思汗曾助金击灭塔塔儿，以获得金帝所授“察忽鲁”（部长）之职为荣耀，在他即大汗位之后，仍每年亲自赴金边境入贡。金又是蒙古的世仇，俺巴孩汗、斡勤巴儿合黑、合答安把阿秃儿等都惨死于金人之手，成吉思汗常“念其欺凌”，誓为复仇。元太祖三年（1208年），金章宗死，卫绍王完颜永济即位，即位之后，他向蒙古遣使下诏书，要求成吉思汗跪拜接受。成吉思汗问：“谁是新皇帝？”金使答：“卫王。”成吉思汗南面而唾，说：“我以为中原的皇帝是天上人做，这等庸懦之辈也配吗？岂能向他跪拜！”言罢策马北。完颜永济从金使那里听到这个消息，便阴谋趁成吉思汗下次入贡杀之。成吉思汗得到密报，遂与金朝绝交，严兵设备，并于元太祖六年（1211年）先发制人，亲率大军南下，于是有了乌沙堡击败金将独吉思忠之役。金兵溃败，独吉思忠以失于防御被解职，由完颜承裕主持军事。完颜承裕不敢正面抗击蒙古军，一路撤退，退至宣平（今河北省张家口市西南），以大军三十万守野狐岭（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膳房堡乡北）。成吉思汗命木华黎为蒙古军先锋，他策马横戈，大呼陷阵，成吉思汗继以诸军并进。金兵大败，死者枕藉，整个原野都充满了血腥气味。成吉思汗追击溃败的金兵至会河堡（今河北省怀安县东），再歼金兵无数，完颜承裕只身逃入宣德（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野狐岭之战，“金人精锐尽没”，蒙古人终于取得了进攻金朝的第一场大胜仗，他们以此为荣，很久以后还常常提起这件事。

元太祖七年（1212年），成吉思汗再次大举南侵，攻占昌州、桓州、抚州，再攻金西京大同府。因金将固守，蒙古军退回。又攻金东京辽阳府，掳掠而去。元太祖八年（1213年）秋，成吉思汗自阴山进军，经宣德州至怀来，大败金完颜纲军。乘胜进居庸关，威胁中都。蒙古军兵分三路攻掠黄河以北的山东、河东、河北路州县，直抵登州（今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莱州（今山东省莱州市）海滨。元太祖九年（1214年）春，掳掠大批财物后又返回居庸关一带，围攻中都。金宣宗南迁金军败退，朝中混乱。驻守中都城北的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在元太祖八年（1213年）八月杀卫绍王完颜永济，迎立金世宗孙完颜珣继帝位（金宣宗）。元太祖八年（1213年）九月，金宣宗完颜珣遣使向蒙古军求和。元太祖九年（1214年）三月，中都被围，金宣宗献纳人口财物，并将卫绍王女岐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许和退军。元太祖九年（1214年）五月，金宣宗深恐蒙军再侵，率皇室百官，运载珠宝财物，迁都到金南京开封府。成吉思汗得知金朝迁都南逃，再次统兵南下。元太祖十年（1215年）春，蒙古军陆续收降中都附近州县金朝将官，击败前来救援中都的金军。元太祖十年五月初二日（1215年5月31日），完颜承晖眼看中都解围无望，服毒自杀，抹撚尽忠弃城出逃。蒙古军遂入中都。成吉思汗当时在桓州凉泾避暑，闻报后命石抹明安镇守中都，遣失吉忽图忽等登录中都帑藏，悉载以去。是年，中都与辽东、河北、山东860余城，皆为蒙古军攻占。

中原山东、河北地区接连爆发武装起义，而一些地主豪强也趁机拥兵自保，出现了武装割据的局面。元太祖十二年（1217年），成吉思汗封其大将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命他专统大军攻金。其间，木华黎很注重利用汉族地主武装的作用，而且除杀掠之外，开始注意占据城邑、安集百姓而行经久之计。而金朝面临蒙古军强大的攻势，又兴兵南下侵宋，以求得补偿。但在数年的战争中，金在宋、蒙古与西夏的联合进攻下，国势日衰，陷孤立之中。而木华黎大量招降反金的汉族武装力量，几年中，攻取了金之辽东、辽西、山东、河北、陕西等大片土地。木华黎死后，金哀宗停止南侵宋朝，集中兵力抵抗蒙古，曾收复了绛州、平阳、太原府。但为时已晚，成吉思汗完成西征，已回师中原。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灭西夏，拒金求和，进军凤翔府及京兆府，关中震动。成吉思汗死后，金军虽小有胜绩，但仍无力挽回败局。

纳金人才

占领金中都在战略上的意义自不待言，除此之外，蒙古帝国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收获，那就是耶律楚材（1190年－1244年）的投顺。在对金战争中，成吉思汗很注意延揽金统治下原辽朝的遗民，着力将其收为己用。耶律楚材家族原为辽朝贵族东丹王后裔，且又长期在金朝担任高官，地位与声望皆十分显赫。蒙古兵围中都之时，耶律楚材适在中都，因而受到成吉思汗的注意。耶律楚材于“戊寅之春，三月既望”即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受成吉思汗召，于是他“始发永安（今北京市），过居庸，历武川（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出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西）之右，抵天山（今大青山）之北，涉大碛，逾沙漠。未决十旬，已达行在。”此番北行，既翻山越岭又横渡荒漠，历时三月余始抵达目的地，可谓艰苦，但耶律楚材可能当时并不知道这相对于他不久之后的远行来说，不过是小小的短足而已。在绿连河畔（即今克鲁伦河），耶律楚材被成吉思汗召见并受到赏识，成吉思汗命其“处之左右，以备咨访”。这之后不久，耶律楚材就赶上了蒙古帝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西征。

金廷南迁之后，已无力恢复对黄河以北地区的有效统治，而蒙古军队对所占州县又多在杀掠后放弃，因此地方上的地主豪强纷纷起而割据自保，一时间“河北群雄如牛毛”。元太祖十二年（1217年），成吉思汗封拜其“四杰”之一木华黎为太师、国王、都行省，全权负责对金战事。此后不久成吉思汗统蒙古军主力西征花剌子模，留给木华黎的蒙古军只有大约13000人，另有汪古骑兵万人。木华黎逐渐改变了过去肆行杀戮、得地不守的做法，大力招降并利用汉、契丹、女真等族地主武装与金朝作战，而金朝也以高爵招徕华北土豪，分别依附蒙、金两方的地方势力彼此展开了拉锯式的争夺。此后十余年间战斗虽有反复，不过总的趋势是附蒙一方渐居上风，越来越多的地方军阀倒向蒙古。在山东，尽管南宋也加入了对当地势力的争取，但该地最终仍然落入蒙古的控制。蒙古对率部或纳土归降的军阀、官僚，通常沿用金朝官称，授予元帅、行省之类统军管民之职，许其世袭，并可自关僚属，称为“世侯”。当时力量较强的世侯，河北地区主要有永清史天泽、易州（今河北省易县）张柔，山东地区则有东平严实、济南张荣、益都李全等。

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率军征讨花刺子模前，曾“自乃蛮命近臣札八儿、刘仲禄持诏”，邀请金朝道教全真派领袖丘处机指导国事。当时，金朝、南宋政府亦对其发出邀请，丘处机在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下审时度势，拒绝了金、南宋政府，不远万里赶赴大雪山与成吉思汗会面。在面见成吉思汗时，丘处机力劝成吉思汗“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耳。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十分赏识，尊称其为“神仙”，认为丘处机的进言是“天锡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记录丘处机的言论“以训诸子”。元太祖十八年（1223年），成吉思汗下诏蠲免全真教的差役、赋税，促进了全真教的大规模发展，史载此时“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全真教）香火一席之奉”。

经略东北

蒙古建国前，邻近金朝的各部曾受金朝的压迫、杀掠。建国后，蒙古统治者为了报复，更主要的是为扩张领地，掠取更多的财富，从元太祖六年（1211年）起，接连向金朝发起大规模攻势，迅速攻占了黄河以北大片土地。元太祖十年（1215年），攻占了金朝中后期首都中都（今北京市）。与此同时，也开始向辽西、辽东进军。

早在元太祖六年（1211年），蒙古就曾经进军中国东北地区并攻下金东京辽阳，但没有长久驻守。契丹人耶律留哥叛金自立，使金朝在东北地区的防御有了缺口，蒙古便趁虚而入。元太祖九年（1214年），木华黎统军进围高州，高州守将投降。木华黎遂率军连克金北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兴中府（今辽宁省朝阳市）。元太祖十年（1215年），蒲鲜万奴在金东京叛金自立，第二年向木华黎投降。元太祖十一年（1616年）秋，木华黎的部队转入辽东地区作战，攻克金东京后，相继夺取苏、复、海、盖等城。而蒲鲜万奴则趁木华黎无暇顾及之时，转徙至曷懒路北星显水（今布尔哈通河）、曷懒水（今海兰江）流域，称东夏国。元太祖十二年（1217年）后，木华黎转向中原对金作战，东北地区所留兵力很少，在此地的战事处于与金的拉锯战状态。

大约在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蒙古军再次进军辽东。当时，金平章政事葛不哥行省于辽东。蒙古派撒里台、吾也而、王荣祖等先后攻拔了辽南的盖州、宣城等10余城。不久，金帅郭琛、完颜曳鲁马等据守的石城（今辽宁省凤城市东北石城镇）也被蒙古军攻陷。至此，东北西部、西南和南部已完全由蒙古控制。

降西北诸部与灭西辽

元太祖三年（1208年），成吉思汗派兵前往征讨西逃的蔑儿乞部脱黑脱阿、乃蛮部屈出律以及“林木中百姓”，前锋路遇斡亦剌惕部首领忽都合别乞，不战而降之，忽都合别乞就充向导，涉过冰封的额尔齐斯河，大破蔑儿乞部，脱黑脱阿中矢死，屈出律亡走西辽。忽都合别乞为蒙古军引路，有斡亦刺惕种的忽都合别乞，比万干亦惕种“先来归附”，忽都合别乞引领蒙古军，“入至黑失惕地面”，斡亦剌（斡亦刺惕诸部）、不里牙惕（即布里亚特，据蒙文史籍载，布里亚特人自称斡亦剌惕·布里亚特）分布于贝加尔湖东西，并入蒙古部前，就知道使用马。巴儿浑（即巴尔忽诸部）、兀儿速惕（该部居住在谦河以北乌斯河流域，命名为鄂伦春）、合不合纳思（该部居住在谦河之源）、康合纳思（该部属吉利吉思人中的一部落，居住在贝加尔湖西侧的安加拉河）诸种部都投降了。

元太祖十二年（1217年），成吉思汗把南下灭金的任务交给木华黎，亲自率兵直指西方。当时蒙古蔑儿乞部落首领脱黑脱阿的儿子忽都和乃蛮部落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败逃楚河流域，仍在西方活动。忽都结集蔑儿乞残部，图谋东山再起。元太祖十二年（1217年）秋，成吉思汗命令速不台率军征伐忽都，速不台翻越崇山峻岭，到达楚河，与蔑儿乞残部作战，杀死忽都，消灭了蔑儿乞的残余势力。屈出律与花剌子模国王勾结，篡夺了西辽政权，推翻了契丹人统治，在新疆喀什噶尔、和田至锡尔河右岸地区建立了势力范围。

在大规模的西征之前，蒙古就已经开始向西拓展势力。攻灭乃蛮、蔑儿乞后，首先收服了畏兀儿。畏兀儿在宋朝时称高昌回鹘，其地以哈剌火州（即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和别失八里（亦称北庭，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为中心，首领称亦都护（源于突厥语，意为“幸福之主”），臣属于西辽。西辽在畏兀儿设少监之官进行监治，其人仗势欺凌， 引起畏兀儿人不满。元太祖四年（1209年），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杀西辽少监，遣使降于蒙古。元太祖六年（1211年），他又亲赴蒙古朝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对其十分优待，以女许嫁，视为第五子，“使与诸皇子约为兄弟，宠异冠于诸国”。此后畏兀儿成为蒙古藩属，须履行入质、纳贡、从征等义务，同时亦都护的传统称号依然保存，并对畏兀儿领地和百姓享有世袭统治权。中亚地区还有另外一个依附于西辽的民族哈剌鲁，居于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楚河一带，是唐时西突厥支裔葛逻禄之后，首领称阿儿思兰汗。至此他们也杀掉西辽监护官，向蒙古归降。这一时期，西辽在西方败于势力日渐上升的伊斯兰教国家花剌子模，东部的畏兀儿、哈剌鲁又相继叛附蒙古，国势衰颓。被蒙古击败的乃蛮王子屈出律逃到西辽，篡夺了帝位。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成吉思汗遣哲别率军征讨屈出律，将他捕获杀死，西辽疆土尽归蒙古。此前，居于贝加尔湖以西的森林部落秃马惕部起兵反抗蒙古统治，杀死了成吉思汗的得力大将、“四杰”之一博尔忽，吉利吉思等部也起而响应。成吉思汗派长子术赤领军镇压，将起事平定。

第一次西征

花剌子模是中亚阿姆河下游的国家，首都玉龙杰赤（今土库曼达什奥古兹州基奥涅乌尔根奇市），11世纪中叶臣属塞尔柱帝国，塞尔柱苏丹任命突厥族侍臣阿努什的斤为监督。11世纪末，花剌子模沙（波斯语“国王”之意）被杀，阿奴思子库都不丁被任命为花剌子模长官，袭用花剌子模沙的称号，子孙世袭。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西辽击败塞尔柱苏丹，花剌子模沙又向西辽称臣纳贡。其后利用塞尔柱帝国衰落之机，据有呼罗珊西部；十二世纪末，灭塞尔柱帝国，势力扩展至波斯西部。宋庆元六年（1200年），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继位，又征服了呼罗珊东部的古尔王朝。元太祖四年（1209年），杀西辽索贡使臣，并吞了撒麻耳干地区的西辽属国西喀喇汗国；次年，在塔拉斯河畔打败西辽军。至此，摩诃末成为穆斯林世界最强大的统治者。他自称苏丹，用武力迫哈里发正式加封，未成；发兵攻西辽，取其西境锡尔河上游沿岸诸城，并策划进一步向东扩张。元太祖十年（1215年），他派遣一使团到东方探听蒙古与金朝的战争情况。成吉思汗接见了使者，表示愿与花剌子模友好通商，并遣使回访，同时组织了一支四百多人的商队前往花剌子模贸易。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商队抵达花剌子模边城讹答剌（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游东之齐穆耳），该城长官哈只儿只兰秃贪图商队财物，竟诬为间谍，将他们尽加杀害，夺其货物。一名幸免于难的骆驼夫逃回蒙古报告，成吉思汗愤怒至极，遣三使者问罪，又被摩诃末杀一人，二人剃须后驱逐出境。于是，两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了。

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夏，成吉思汗统领二十万大军越过阿勒台山，在也儿的石河驻夏后，即进入花剌子模国境，分兵四路：命察合台、窝阔台围攻讹答剌，术赤率一军沿锡尔河而下攻取毡的、养吉干等城，阿剌黑那颜率一军攻取锡尔河上游忽毡等城及费尔干纳地区，自与拖雷统领中军径趋河中。摩诃末闻蒙古军已过锡尔河，慌忙从新都撒麻耳干退到阿姆河南岸。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二月，成吉思汗攻陷不花剌；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三月，进围撒麻耳干，攻五日，拔之。遣速不台、哲别等统兵三万追击摩诃末。摩诃末在蒙古军紧紧追逼下辗转西逃，最后遁入宽田吉思海（里海）南岸附近一个岛上，大约在元太祖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1221年1月11日）病死，传位于其子札兰丁。

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秋后，成吉思汗命拖雷率领一支精锐部队渡过阿姆河，攻取呼罗珊地区诸城，到元太祖十六年（1221年）夏，马鲁、你沙不儿、也里等城被相继攻陷。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兄弟被派去攻打玉龙杰赤，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战斗，始攻克玉龙杰赤。成吉思汗自统大中军攻取忒耳迷等阿姆河沿岸诸城后，于元太祖十六年（1221年）初渡阿姆河，取巴里黑，进围塔里寒寨，连攻七个月，拖雷率军来会，才攻克。此时，花剌子模沙札兰丁在哥疾宁重新集结了约十万军队，进屯八鲁湾川，打败了失吉忽图忽率领的三万蒙古军，声势复振，已被蒙古占领的一些呼罗珊城市纷纷起义响应，杀死蒙古戍将。成吉思汗会合诸路军队，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攻札兰丁，而札兰丁却因部下诸将争权夺利纷纷离散，势力转衰，不敢抗击蒙古军，退却到印度河。元太祖十六年（1221年）十一月，成吉思汗在申河北岸一举击溃札兰丁军，札兰丁逃入印度。元太祖十七年（1222年）春、夏，蒙古军继续攻略申河一带地区，镇压呼罗珊诸城叛乱。秋末，成吉思汗回师撒麻耳干，在西域诸城设置了达鲁花赤镇守官；冬，启程东还，元太祖二十年（1225年）春回到蒙古。

速不台、哲别率领蒙古军完成了追击摩诃末的任务后，继续抄略波斯中西部诸城。元太祖十七年（1222年）春，攻入乔治亚、失儿湾等地，由打耳班（今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杰尔宾特市）越过太和岭（高加索山），进入阿速（又称阿兰，高加索北麓的伊朗语族部落）、钦察（突厥语部落，分布在里海至黑海之北，东罗马人称之为库蛮，俄罗斯人称之为波罗维赤）之境，先后将阿速、钦察诸部各个击破，遂驻冬于钦察之地。钦察首领玉里吉向斡罗思（俄罗斯）伽里赤王密赤思老求援，伽里赤王约集斡罗思诸王公到乞瓦（基辅）会商，决定与钦察人联合起来抗击蒙古，遂杀死速不台、哲别派来的议和使者。元太祖十八年（1223年）五月，蒙古军与斡罗思、钦察联军会战于阿里吉河（今乌克兰顿内茨克州马里乌波尔市北）之东，斡罗思诸王公互不团结，不能协同作战，终被蒙古军一一击溃。速不台、哲别统兵抄掠斡罗思南部诸地后，东还，经亦的勒河（窝瓦河），又攻掠不里阿耳国，然后由里海、咸海之北返回蒙古。

统一北方

灭西夏

元太祖二十年（1225年），成吉思汗结束西征东返后，决定先攻灭西夏，随后集中力量从黄河上游渡河而南，东向攻伐金朝。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成吉思汗以西夏曾拒绝出兵助战和不履行交纳质子为理由，亲率10万大军从东、西两路向西夏发动了强大的钳形攻势。西路蒙古军由大将阿答赤统帅，一路势如破竹，连取沙州、肃州、甘州、西凉府等西夏重镇；另一路大军由成吉思汗亲自统帅，自漠北南下，攻破黑水、无剌海等城，并于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西南）附近黄河岸边重创西夏军主力，西夏天险丧失，夏献宗李德旺惊悸而卒，夏人立南平王李𪾢为主。

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秋，蒙古军取西凉府（今甘肃省武威市）及搠罗、河罗等县。逐逾沙陀（沙漠）东进，至黄河九渡，取应理（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等县。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1226年11月29日），蒙古军开始围攻灵州。西夏主李𪾢以嵬名令公为前锋，发自中兴府，帅五十营救灵州。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1226年12月5日），成吉思汗挥兵践水渡河迎击。蒙古军箭无虚发，大破西夏援军。夏主遁回中兴府。成吉思汗曰：“李𬀪经此败，不能复振矣。”是役，战况激烈，蒙古军死者十之一，西夏兵死者十之三。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226年12月16日），成吉思汗驻跸盐州川（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境）。

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正月，成吉思汗留一部分军队围攻中兴府，自己率师渡黄河而南，进入金朝境内，相继攻破金朝控制的积石州、临洮府、洮州、河州及西夏的西宁州，西夏和金朝的势力由此退出河湟地区。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六月，成吉思汗驻军甘肃清水（今甘肃省清水县）。元太祖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1227年8月25日），病逝于军中，遗言：“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途于宋，金，宋之世仇也，必许我，则由唐、邓直捣大梁。金虽撤潼关之兵以自救，然千里赴援，士马俱疲，吾破之必矣。”年六十六岁，在位二十二年。追谥圣武皇帝，后又加谥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庙号太祖。葬起辇谷。是月，西夏国主李𪾢因粮尽援绝，瘟疫流行，被迫献城出降，被蒙古军所杀，存续近两个世纪的西夏王国宣告灭亡。

联宋灭金

元太祖成吉思汗去世后，暂由幼子拖雷监国。元太宗元年八月二十四日（1229年9月13日），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史称元太宗。此后，便集中力量攻打金朝，蒙古军进入甘肃东部地区。到成吉思汗去世时，蒙古已在对金朝作战中取得压倒性优势，金朝只能固守黄河防线，苟延残喘。据载成吉思汗临终曾拟定借道于南宋、迂回从后方给金朝致命一击的战略计划。元太宗三年（1231年），大蒙古国第二代皇帝窝阔台在官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北）大会诸王，议定分兵三路伐金。窝阔台自统中路军由山西正面发起攻击，铁木哥斡赤斤统左翼军由山东进兵，拖雷则统右翼军从宝鸡南下，绕道宋境，包抄金朝后方。这一年冬天，窝阔台攻破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市西），渡过黄河。拖雷从大散关入汉中，沿汉水东下，经过长距离的艰苦行军，自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绕出金朝背后。

元太宗四年（1232年）春，拖雷趁天降大雪之机，大破金军主力于钧州（今河南省禹州市）南边的三峰山，北上与窝阔台会师，金朝灭亡的大局已定。大将速不台包围金南京，金哀宗完颜守绪弃城出逃。元太宗五年正月二十三日（1233年3月5日），金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留守完颜奴申等，献南京降蒙古。金哀宗由归德（今河南省商丘市）走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蒙古与南宋达成协议，合兵将金哀宗围困在蔡州城内。元太宗六年正月初十日（1234年2月9日），金哀宗慌忙传位于元帅完颜承麟，不久，城陷，金哀宗自缢身亡，完颜承麟亦被乱兵诛杀。至此，金朝灭亡，但是在秦、巩一带的金朝势力依然存在。为此，窝阔台命次子阔端从攻宋前线领兵而西，规复河陇地区。元太宗七年（1235年），当阔端率兵进抵巩昌城下时，金朝镇远军节都使、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率众归附，得到阔端的嘉奖。在汪世显的带动下，秦、巩一带二十余州，先后归附蒙古。至此，金朝在西北的残余势力，几乎为蒙古军所消灭。

金朝灭亡后，按照蒙、宋协约，蔡州以南归宋；蔡州以北归蒙古。于是，蒙古大军北还，留速不台镇守河南。可是南宋淮东制置使赵葵却建议乘蒙古撤军之机，出兵收复中原。这一建议得到宋理宗赵昀的允准，命赵葵率军6万取汴京，徐敏子西攻洛阳。速不台率军击退了宋军的进攻，使南宋收复三京（汴梁、归德、洛阳）的举动遭到失败。这次交战，成为蒙古决心讨伐南宋的导火线。

平定东北

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东夏与蒙古关系破裂，蒙古开始准备进攻东夏。为此，蒙古首先进兵高丽。元太宗三年（1231年），蒙古以数年前高丽杀死其使者著古与为借口，派撒里台率大军攻入高丽，略取四十余城，高丽王京被围，国王被迫请降。蒙古在致高丽的牒文中指出：“我兵初至咸新，迎降者皆不杀，汝国若不下，我终不返；降则当向东真（即东夏）”。显然，蒙古要先压服高丽，然后进攻东夏。元太宗四年（1232年），高丽杀蒙古所置七十二个达鲁花赤，国王等逃往江华岛固守。撒里台率大军再次攻入高丽，遭到高丽军民的坚决抵抗；不久撒里台在处仁中流矢死，蒙古军只得撤还。不过，迫于蒙古的武力威胁，高丽国王仍不得不上表陈情，表示和好。

东夏所占据的原曷懒、恤品及胡里改路南部，原来采捕经济发达，农业生产也有相当基础，但手工业较落后。蒲鲜万奴等十余万众迁来后，人口骤然增加，经济措施似乎未跟得上，因此东夏中期后不断派兵入高丽境内抄掠，影响了两国正常关系。尽管如此，高丽从自身利害出发，仍于元太宗四年（1232年）向东夏通报了蒙古的动向，提醒其注意侦察蒙军情况，使东夏有所准备。

元太宗五年（1233年）二月，窝阔台汗派皇子贵由、诸王按赤台、国王塔思（木华黎孙）率大军进攻东夏。蒲鲜万奴率军在其南京拒战。元太宗五年（1233年）九月，蒙军对南京发起攻势。虽然南京“城坚如立铁”，但蒙将石抹查剌命偏将“警其东北”，而亲率士卒“登西南角”，即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攻破南京城，擒获蒲鲜万奴。之后，蒙军继续向东北方向推进，“师至开元、恤品，东土悉平”。至此，立国十九年的东夏政权灭亡。蒙古灭东夏后，很快控制了东北绝大部分地区。第二年，即元太宗六年（1234年），金王朝也终于覆灭。

制度成形

蒙古帝国虽创于成吉思汗而建国规模则为窝阔台汗所奠立。蒙古大汗初无固定驻跸之所，至成吉思汗西征前若干年，始渐以哈拉和林（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为中心，成吉思汗常驻跸于此，故《元史‧地理志》谓成吉思汗定都和林，实则当时未有宫室，至窝阔台汗继立，始仿汉制，于和林周围数十里之内营建宫室，大汗所居曰万安宫。元太宗三年（1231年）八月，窝阔台汗复仿金制度，设立中书省，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耶律楚材为辽帝室后裔，汉化极深，蒙古帝国中央政府行政系统，大半得力于其擘划。

窝阔台汗在位时代，除建哈拉和林为国都及设立中书省以统治中原外，另有七项重要措施：

一、令各部部民有牛、马、羊各百头以上，每百头出一牡者以赈本部穷困部民。

二、令各部每千户岁出牝马一匹以供大聚会时费用。

三、设置仓库，储备金帛器械以备大汗赏赐。

四、令各部族于指定分地营建营磐。

五、于乏水草处勘察水源，凿井应用。

六、于边远地区建立探马赤军以镇守边疆。

七、沿驿道设置Template:Tsl，备驿马，为诸部使臣传递政令、情报之用。

以上诸项，以站赤最为重要，可谓蒙古帝国交通命脉，其分布至广，凡有驿道之处，皆有站赤。其制，每站置马夫二十人，另有使臣、铺马、廪给及车、舟，其传递陆路以马以车，水路以舟。

窝阔台汗用耶律楚材建议，订税制以敛州县居民。其调每二户出丝一斤以给国用，另每五户出丝一斤供诸王、功臣为汤沐费，以代封邑贡赋，如是可免封建割据之弊，诸侯、贵族及国用亦皆饶足；其租则上田每亩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税三十分之一，盐每银一两四十斤，以上以为永额。朝臣皆谓太轻。耶律楚材曰：“将来必有以利进者，则已为重矣。”

窝阔台汗即位后，随着耶律楚材受到重用，士大夫开始陆续出来做官。当时，耶律楚材受命管理汉地赋税，他在元太宗二年（1230年）奏请立十路征收课税所官员，“设·使副二员，皆以儒者为之”。时人称“国朝之用文臣，盖自公发之”。在围攻汴京期间，耶律楚材曾奏请窝阔台汗同意，拟出一份以衍圣公孔元措为首的士大夫名单，由蒙古使者理索北上。在他的主张下，蒙古帝国又在元太宗十年（1238年）举行选拔儒士的考试，计得儒士四千三百人，其中驱口免为良者占四分之一。不过，这一时期蒙古帝国所起用的士大夫毕竟只是少数，其中元好问推荐的五十四人中，先后被起用者仅有李天翼、孔元措、梁陟、赵著、刘汝翼、杨奂等人。

成吉思汗之后的发展

窝阔台攻宋之战

南宋发动端平入洛之役后，蒙古指责南宋“开衅致兵”，破坏盟约，并积极进行大举南下攻宋的军事准备。元太宗七年（1235年）春，窝阔台决策攻宋，蒙古军三路南下，攻势十分猛烈。西路军横扫东至三峡、西至大渡河之间的大片蜀地，曾一度占领成都，迫使宋军退守夔门；中路军攻占襄阳要地，兵围江陵；东路军在两淮也前出至舒、庐，“谋捣江面”，引起江南震动。但是，由于各地宋军的积极抗击，蒙古军未能进一步深入。

此次攻宋之战，蒙古军之所以未能达到灭宋的预期目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战略指导有误。同时开辟三大战区，战线过长，主攻方向不明，兵力分散，而无法实施各路军协同作战。二是蒙古军深入江淮和巴蜀的河网高山地区，骑兵快速机动的特点难以发挥，而暴露了蒙古军缺乏水军的劣势。如入蜀蒙古军仅郝和尚拔都选骁勇9人乘轻舟往来于江上，却无力顺流而下，东攻两湖。中路军进至枝江，遂“自枝江、宜都竞上，伐竹木，毁室庐，斧斤之声日闻，直欲为渡江计”。然而，临时造船，难以竞渡。不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水军，蒙古难以实施灭宋计划。

尽管如此，蒙古军仍取得不小战绩。开辟了全面对宋作战的战场，摧毁了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许多城防设施，达到了不占有境土而破坏其生机的目的，为以后攻宋创造了条件。元太宗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1241年12月11日）迟明，窝阔台病死，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纷争激烈，几易其主，因此无暇全力部署攻宋，仅有零散的局部战争。直至蒙古内部稳定后，再次发动了对宋的攻势。

第二次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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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第二次西征进军欧洲路线（1236年—1242年）

元太宗七年（1235年），窝阔台召集诸王大会，决定征讨钦察、斡罗思等国，命各支宗室均以长子统率出征军，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也派长子率军从征。诸王以术赤子拔都为首，以老将速不台为主帅。元太宗八年（1236年）秋，灭不里阿耳。元太宗九年（1237年）春，灭钦察；秋，进兵斡罗思，攻取也烈赞（梁赞）城。元太宗十年（1238年），分兵四出，连破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十余城，合兵围攻弗拉基米尔大公国首府，陷之。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灭高加索山北麓之阿速国，攻入斡罗思南境；遣使至乞瓦（基辅）谕降，被杀。元太宗十二年（1240年），拔都亲统大军围困乞瓦，四周架炮猛攻。其王米海依畏敌，先已逃入孛烈儿（波兰），名将德米特尔领导乞瓦军民进行了英勇抵抗，城破，德米特尔受伤被捕，拔都嘉其忠勇，赦之不杀，但乞瓦军民则遭到残酷屠掠。蒙古军攻陷乞瓦后，继续西进，攻占伽里赤，其王逃入马札儿（匈牙利）。

元太宗十三年（1241年）春，拔都分兵两路，一路由诸王拜答儿、大将兀良哈台率领，攻孛烈儿；一路由拔都、速不台率领攻入马札儿。拜答儿一军破散多米儿城，抵克剌可夫，孛烈儿王弃城遁，蒙古军焚毁其城，遂入西里西亚境。西里西亚侯集孛烈儿诸军，与来援之捏迷思（日耳曼）军联合抗敌，激战于里格尼茨，被蒙古军击溃。里格尼茨之战使欧洲诸国十分震惊，感受到蒙古入侵的严重威胁。但由于教皇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尖锐矛盾，未采取一致的对策。蒙古军获胜后，又攻入莫剌维亚，南下与拔都军会合。拔都军在撒岳河（当即《元史》所载郭宁河）畔击溃马札儿军，进拔佩斯城（当即《元史》所载马茶城），分兵四出抄掠。有一支进至维也纳附近的诺依施达。冬，拔都大军渡过秃纳河（多瑙河），攻陷格兰城。元昭慈皇后元年（1242年）初，遣诸王合丹率一军追击马札儿王贝拉四世。不久，窝阔台死讯传来，拔都率军东还，元昭慈皇后二年（1243年）初，到达伏尔加河下游的营地。从此拔都就在这里立国，建萨莱城（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阿斯特拉罕市附近）为国都。统有东起也儿的石河，西至斡罗思的辽阔地域，史称钦察汗国（因以原钦察部地为中心而得名）。

征服吐蕃

随着吐蕃国灭，出现了百余年的分裂混乱，佛教亦一度衰败，其后再度风行。它分裂成许多宗派，与地方的封建贵族势力结合。它们中，主要有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宁玛派等。由于萨迦派的款氏家族与西夏王室夙有姻亲关系，据说成吉思汗在第一次出征西夏，取得了青海柴达木地区之后，即致书萨迦寺的大喇嘛，表明了对喇嘛教的尊重和遣军入藏的意向。但是由于夏、金未灭，成吉思汗未遑远略，以后又因迭次西征，征服西藏的问题一直未提上日程。然一些邻近陕蜀的吐蕃首领，已陆续有一部分臣服。

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窝阔台的儿子、受封领有青藏地区、驻戍凉州的阔端派将军多达那波率军入藏，直至拉萨北部的热振寺、杰堆寺等地，随即北撤，向阔端报告乌思藏各派的情况，说：“现在卫藏地方的噶当教派的寺庙最多；达垄教派（即达垄噶举）的僧人戒律清整；止贡教派（即止贡噶举）的京俄大师具大法力；萨迦派的班智达学富五明。”建议任命宗教首领来管理其地。元昭慈皇后三年（1244年），萨班（即萨迦班智达，Sa-skya-pandita的简称，panditax·为通明“五明”的人）奉召携其二侄八思巴、恰那前赴凉州；元定宗二年（1247年），与阔端商妥了乌思藏归顺蒙古的条件，并发回了有名的、致乌思藏纳里的僧俗首领的信。从此西藏正式归属蒙古帝国。

忽必烈继承并发展了从阔端开始的对西藏的政策。他在即帝位之前。于元宪宗二年（1252年）奉其兄蒙哥汗之命南征大理，路经六盘山时，便与萨迦派新教主八思巴会见，并且令八思巴随侍左右。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年）即帝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后称帝师）；至元元年（1264年），令八思巴以国师身份掌管总制院事。总制院，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称宣政院，是元朝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行政事务的机关。宣政院以下管理西藏地方的机关是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贵由与两皇后称制

元太宗十三年（1241年），窝阔台死，忽里勒台会议仍未马上召开，由窝阔台的皇后乃马真氏脱列哥那临朝称制。脱列哥那狡黠多权术，以滥行赏赐换取宗王大臣拥护，摄政达五年之久。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企图乘虚而入夺取汗位，但未能成功。元定宗元年（1246年），举行忽里勒台选汗大会，虽然窝阔台生前曾指定其孙失烈门（窝阔台第三子阔出之子）为继承人，但脱列哥那却希望选立自己所生长子贵由。经她的活动，贵由遂被推举为大汗。

贵由即位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整顿朝政，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脱列哥那称制期间，贬抑窝阔台时期的旧臣耶律楚材、镇海和牙老瓦赤等人，使耶律楚材“愤恨而死”，镇海、牙老瓦赤等人则逃亡，投靠了阔端和拔都。朝政由脱列哥那宠信的法提玛和奥都剌合蛮把持。汗位虚悬，加上“庶政多亲”，宗王贵族们便滥发牌符，遣使驰驿各地，随意征财索物，汗廷和各地的正常统治秩序都受到严重影响。脱列哥那把贵由推上汗位，但仍然掌握着汗廷大权。贵由即位以后，处死了法提玛，重新起用镇海、牙老瓦赤等人，并当众查收了宗王贵族们擅自发放的令旨牌符。贵由不顾脱列哥那的极力庇护，强行擒杀法提玛，说明他从母亲手中夺回了最高权力。母子反目，使脱列哥那不久就死去了。对公然想用武力夺取汗位的铁木哥斡赤斤，贵由借宗王法庭之手将他处死。

贵由与术赤之子拔都一向不和，在贵由西征时曾互相辱骂，一直争执到窝阔台处。等到贵由正式即位，即派亲信野里知吉带出镇波斯，图谋对付驻守钦察草原的拔都。元定宗三年（1248年）三月，贵由亲率军队西行，拔都亦严兵为备，但贵由在路上突然死去，酝酿中的内战终未爆发。皇后海迷失称制。元宪宗元年六月十一日（1251年7月1日），蒙古贵族立拖雷长子蒙哥为大汗，这就是元宪宗。自此，蒙古帝位复归于拖雷一系。蒙哥汗命其弟忽必烈总掌富庶的漠南之地，又迁徙窝阔台汗子孙及诸王于边地，将海迷失皇后赐死，从而巩固了汗位。

蒙哥强化汗权

蒙哥汗在位时，蒙古盛况空前，他的时代也是大蒙古国最辉煌的时代。蒙哥汗对于统治有些想法，他遵循着成吉思汗的教条，继续著世界征服的事业，也认为蒙古不需学习外国，谨守祖宗之法即可。这些想法，有学者便认为蒙哥汗对蒙古现况感到自豪，他具有强烈的蒙古中心主义。对内部分，蒙哥汗颇为勤政，也知人善任，脱列哥那摄政以来的混乱朝政获得整顿，政风多有改善，大汗威信因而提升。另一方面，蒙哥汗则实施了一些能够强化蒙古统治的新措施，国家再次成长。

蒙哥的统治措施主要有几项重点。第一，他提升了大汗的威信与中央的权力。过程中，蒙哥汗改革了中央汗庭的官僚体制，其权责分工更明确，更能有效处理此时因为中央集权而大量涌入的事务。此外，《元史》记蒙哥汗会亲自草诏，再三修改，这透露出蒙哥汗正在尝试提升大汗的决策影响力。第二，蒙哥汗清理了窝阔台汗以来的地方管理乱象，透过分设燕京等处行尚书省、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三大“行尚书省”，以行省官员的任命与各地事务的掌握，进一步强化汗庭的控制，削弱曾为敌对阵营的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的权力，同时也减少了往年因为中央监控不足，以致蒙古贵族或地方官员肆意妄为，贪赃枉法的情形。附带一提，钦察汗国并未包含在新设行省的治事范围中，这是蒙哥汗对于术赤系的尊重与回报。第三，从汉地到中亚，蒙哥汗下令清查全国户口，重新调整赋役征收的内容。这些做法强化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厚实了大蒙古国的财政基础，而改革又是多少减轻了百姓负担，尤其是规范了赋税征收的方式使之制度化，以及革除部分不合理的征收项目，这些措施均能获得各地百姓的欢迎。

汉地的统治在改革中获得了改善，百姓生活较为安稳。征服汉地时，蒙军曾有大量的屠杀与俘虏，百姓惨遭荼毒。统治汉地之初，蒙古也还继续掳掠大量人民前往漠北，对于幸存的中原百姓也未体恤。窝阔台汗即位时，朝中甚至还有将汉人全部去除，将汉地全部改作牧地的提议。窝阔台汗与贵由汗时期，蒙古中央对汉地统治的意见与态度主要来自三方，一是蒙古贵族，二是色目官员，三是位居汗庭的幕僚及地方上的汉军世侯等来自于中原的官员。中原出身的官员多半设法维护汉地利益，希望减轻百姓负担。不过此时权力在于大汗与蒙古贵族，他们也常倾向色目官员的做法，而色目官员更多愿意帮助蒙古榨取汉地资源。于是，尽管在中原官员的努力下，汉地管理逐渐走上轨道，可是在中央的压榨下，汉地百姓的生活还是十分辛苦。

到了蒙哥汗时期，情况大有改善。虽然相关改革的最初主要用意不在照顾百姓，而是想要更为有效地撷取地方资源，可是因为赋役制度的改革，征收状况比起过去更为合理，百姓生活就较稳定。为了稳定汉地控制，除了改革汉军世侯的管理制度外，蒙哥汗也任命了其弟忽必烈主持汉地的经营。此时的蒙古贵族中，忽必烈比较亲近汉人，更愿听取汉人幕僚的建议，他推动了许多招抚流亡、禁止妄杀、鼓励垦殖等措施。以上种种，汉地百姓在蒙哥汗时期的生活略有好转。

蒙哥攻宋之战

对于南方，与南宋间战事也自元宪宗时代而加剧。金朝的讨灭，名义上军事同盟协力者南宋，实质无大助力，因而仅分得陈州（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与蔡州东南之地。南宋却趁蒙古大军北撤的河南空虚时刻，作军事上投机，袭入汴京又图进取洛阳，闻蒙古军重返才急遽退归，窝阔台遣使责宋违约，战衅开启。但交战只在南宋域内四川以至江淮间进退，大体呈现胶着，以后数年，战争性质且转变蒙古军的劫掠式蹂躏，攻略城市得手，杀俘居民与掠夺战利品便退却。

元宪宗即位六年，授权其弟忽必烈统辖漠南汉地军、民、政三权，前代以来停滞的南宋领土侵略开始恶化，另一弟旭烈兀出征哈里发政权上一年的元宪宗二年（1252年），南宋经略的准备工作先已着手，忽必烈受命截切南宋四川西部之地南下，平定唐朝南诏国后身的云南大理国，以及招降吐蕃成功。元宪宗七年（1257年），忽必烈奉召返蒙古本土，副统帅兀良哈台（速不台之子）续又进出中南半岛，翌年征服交趾地方南宋属国，替代李氏大越未久的陈氏安南国，从南宋北、西、南三方面大包围作战部署完成。

惟其如此，元宪宗八年（1258年），计划下本格化南宋征服战展开，蒙哥末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军分三道，合四万人号称十万。左翼军忽必烈自河南南下，以长江中流域的鄂州（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为攻略目标；右翼军兀良哈台由交趾北上，向湖广方面会合；蒙哥亲自率的中军，以甘肃省六盘山（成吉思汗崩驾所在）为前进基地，指向四川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准备夺取长江流域之地而沿江东进。不幸，元宪宗九年（1259年）夏秋之间，蒙古军抵达四川时军中痢疫大流行，蒙哥也被传染不治，崩于合州前线钓鱼山营中，年五十二岁，在位九年。南伐诸军，乃全面北撤，也因猝然发生的蒙哥崩驾大变故，汗位争夺再升高层次，爆发同系拖雷位下的亲兄弟阋墙。

降服高丽

蒙古南下征服中国，为避免背后受敌，降服高丽成为必要战略。从元太宗三年（1231年）至元宪宗九年（1259年），约三十年间蒙古六次出兵高丽。时高丽由武人崔氏主政，元太宗四年（1232年）将国都由开京迁至江华岛作长期抗战。元宪宗七年（1257年），以崔氏政权没落为转机，高丽放弃抗战方针，高丽高宗以还旧都和遣太子入朝为条件请和。元宪宗九年（1259年）四月，太子王倎入朝，但高丽高宗尚未还都开京，元宪宗九年（1259年）六月即病死，元宪宗蒙哥汗则于元宪宗九年（1259年）七月围攻四川合川城时病殁。元宪宗九年（1259年）闰十一月，忽必烈由襄阳班师北上，王倎奉币迎谒于道。忽必烈惊喜曰：“高丽万里之国，自唐太宗亲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来归我，此天意也。”乃命达鲁花赤束里大等，护送王倎归国。

王倎于元宪宗十年（1260年）四月即位，是为高丽元宗。时，江淮宣抚使赵良弼上言曰：“高丽虽名小国，依阻山海，国家用兵二十余年尚未臣附。前岁太子倎来朝，适銮舆西征，留滞者二年矣。供张踈薄，无以怀辑其心，一旦得归将不复来。宜厚其馆谷，待以藩王之礼。今闻其父已死，诚能立倎为王，遣送还国，必感恩戴德，愿修臣职。是不劳一卒，而得一国也。”即建议“宜厚其馆谷，待以藩王之礼”、“立倎为王，遣送还国”。陕西宣抚使廉希宪亦有类似之言。此为元世祖放弃对高丽长年用兵，改采怀柔之策的重要建言。

至元元年（1264年），蒙古遣使高丽，诏曰：“朝觐诸侯之大典也。朕缵承丕绪于今五年，第以兵兴有所不暇。近西北诸王率众款附，拟今岁朝王公郡牧于上都。卿宜乘驲而来庸修世见之礼，尚无濡滞。”高丽元宗因之入觐，至元元年（1264年）十二月回国后，至元二年（1265年）正月遣广平公王恂、大将军金方庆、中书舍人张镒等至蒙古“谢恩献方物”。至元二年（1265年）五月，王恂等归国，“帝厚慰遣之，中外称庆”两国关系渐亲善。

从至元十七年（1280年）起，元政府在高丽长期设置“征东等处行中书省”（又称“日本行省”），把高丽作为进攻日本的军事基地。征日本之役经两次失败搁置以后，征东行省的建制仍一直保留，唯朝廷不再专派行省长官，仅用高丽国王为行省丞相。它与元王朝国内各行省的性质多有不同。由高丽国王兼任的行省丞相在其境内拥有自行设置官府、考试取士、征收赋税、施行号令的权力。如当时人所说，高丽“有宗庙蒸尝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职也，其行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则尽是三韩之壤，唯所用之，不入天府”。高丽政府在元代基本上是独立地行使着国家主权。

第三次西征

成吉思汗西征时，并没有征服花剌子模沙札兰丁。因此，在他返回蒙古时留下绰儿马罕继续追击札兰丁。元太宗三年七月十六日（1231年8月15日），札兰丁败亡。后来绰儿马罕和拜住继续率领蒙古军队在西亚和波斯用兵20年，却并没有全部征服这些地区。元宪宗二年（1252年）正月，蒙哥决定派其弟旭烈兀发动一次新的西征，以乃蛮人怯的不花为前锋。这次西征除了动用诸王的士兵外，还抽调了一千多名中国的工匠从征，其中包括著名的火器专家郭侃。

元宪宗六年（1256年），旭烈兀进兵木剌夷国。木剌夷地处里海之南，十一世纪末建国。蒙古军入境后攻陷许多城堡，国主兀鲁兀投降，木剌夷人民遭到残酷屠杀。元宪宗七年（1257年），蒙古军队开始进攻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省巴格达市）。报达是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首都。黑衣大食建国已五百年，一度虽为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但名义上仍为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统治。蒙古入侵时，哈里发穆斯台绥木是一个怯懦无能、只知享乐的统治者。旭烈兀致书哈里发，要他投降。哈里发自认为是“回教国的共主”，回书拒绝，但又不认真备战。元宪宗八年（1258年）初，旭烈兀用火炮攻陷报达，哈里发投降，被杀。蒙古军队入城后劫掠七天，居民被屠杀的有数十万人之多，阿拔斯王朝的艺术珍品和华丽的建筑物遭焚毁，这座著名的古城被彻底破坏。旭烈兀继续率军西进，蹂躏了美索不达米亚，侵入叙利亚，逼近埃及。中统元年（1260年），蒙古军攻陷阿勒坡和大马士革，但埃及马穆鲁克苏丹的军队在大马士革以南阿音札鲁特地方大败蒙古军，阻止了蒙古向埃及和非洲的扩张。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封旭烈兀于波斯，旭烈兀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了伊儿汗国。伊儿汗国东起阿姆河，西迄小亚细亚，北接钦察汗国，南至印度洋，都城在帖必力思，报达是陪都。除了上述钦察、伊儿两个汗国外，窝阔台后裔的封地是以塔尔巴哈台为中心的阿尔泰山地区，称窝阔台汗国，察合台后裔的封地是包括阿姆河以东的中亚细亚、谢米列契和今天的新疆天山南北，称察合台汗国。四大汗国名义上是元朝皇帝的藩属，而钦察汗国和伊儿汗国实际上变成了独立国家。

帝国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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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宪宗九年（1259年），蒙古帝国的鼎盛时期，帝国南部为印度次大陆诸国和中国南宋

蒙古的大汗，是各部族的共主，要由各部族公推，铁木真称成吉思汗，便是各部族共上的尊号。其后，窝阔台之立，虽未经部族公推，但因有成吉思汗的遗命，部众始无异议。到元定宗贵由继位，已有争端。贵由殁后，窝阔台及拖雷后人，各欲争位，蒙哥因拔都及兀良哈台的援助，始得嗣位。蒙哥嗣位后，分遣宗室诸王于边远地区，而以其弟忽必烈领治汉地民户，因此，窝阔台子孙与拖雷子孙，遂生仇恨。窝阔台第七子名合失，嗜酒早卒。合失之子海都，封地在叶密立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市南之额敏河）之海押立（现巴尔喀什湖东卡帕尔城附近）附近，地处金山（即阿尔泰山）之阳，天山之阴。海都自以为元太宗嫡孙，依前命言，元室帝位当属于己，无人可以夺取，但却被蒙哥剥夺，因而一直心怀不满。

元宪宗七年（1257年），蒙古兵分道伐宋。蒙哥入蜀。忽必烈攻鄂。元宪宗九年七月二十一日（1259年8月11日），蒙哥在钓鱼山（今重庆市合川区）暴死。元宪宗九年九月初一日（1259年9月19日），忽必烈闻讯蒙哥去世，对侍臣说：“我奉命南来，哪能无功而还！”渡江围困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元宪宗九年（1259年）十一月，忽必烈得讯，其弟阿里不哥密谋继位。忽必烈召群臣商议。谋士郝经力主和守议和，迎蒙哥灵枢，收皇帝印宝，北上争位。正好这时宋丞相贾似道等派密使北上，愿意以长江为界，每年贡银、铜各20万。忽必烈许可，引军北还。元宪宗十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统兵到达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北）。诸王和左右侍从劝忽必烈在开平即皇帝位，不要前往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即蒙古选汗大会）。忽必烈同意，宣布即大汗位，这年45岁。阿里不哥不服，也宣布为大汗，调兵遣将。海都也不服，依附阿里不哥。忽必烈平定关成后，亲自统兵讨伐阿里不哥。中统二年（1261年）十一月，两军在哈拉和林以南（今蒙古国南戈壁省）大战，阿里不哥败北。江淮大都督李璮叛乱，忽必烈统兵讨伐，一举平定。中统五年八月十四日（1264年9月5日），定都于燕（今北京市），改称中都。

元宪宗十年四月二十八日（1260年6月8日），阿里不哥得知忽必烈先发制人，抢先宣布继承汗位，于是便在和林召集另一个忽里勒台，在另外一些支持他的诸王的拥戴下，也宣布继汗位。这样，一场汗位争夺的斗争，便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兄弟二人之间展开，为此爆发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中统五年七月二十八日（1264年8月21日），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率领支持他的诸王玉龙答失、阿速带、昔里吉与大臣不鲁花、忽察、秃满、阿里察、脱忽思等到开平，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战争，由于忽必烈依靠中原汉地人力、物力的支持，最后取得了胜利。它在实质上，是主张“附会汉法”的蒙古贵族对守旧派的胜利。忽必烈获胜的结果，使漠北与中原地区归于统一，从而奠定了忽必烈统一全国的基础。

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接受阿里不哥归降时，曾郑重地遣使通告钦察汗别儿哥、伊儿汗旭烈兀、察合台汗阿鲁忽等宗王，邀请他们按照蒙古传统惯例，一同东来参加正式的忽里勒台选汗大会。但三汗很快相继去世，他们的继承人各主一方，对于共同选举蒙古汗一事不感兴趣，却纠缠于彼此之间的领土争端，大动干戈，形同敌国。正在崛起当中的海都，也一再拒绝忽必烈召其入翼的要求。这次忽里勒台会议的流产充分表明，过去那个统一的大蒙古国已经不复存在了。代之出现的，除了忽必烈以汉地为中心建立的元王朝外，就是各自独立发展的钦察、伊儿、察合台、窝阔台四大汗国。当然，在以后大部分时间里，忽必烈及其子孙然被尊为成吉思汗的正统继承人、“一切蒙古君主之主君”，元王朝也在名义上被视为各汗国的宗主国。元代史料经常笼统地称四大汗国的统治者为“西北诸王”，把他们置于“宗藩”的地位。

大元大蒙古国

建立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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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于至正十六年（1279年）攻灭南宋后的最大疆域（总面积达2400万平方公里）Template:NoteTag，但此时蒙古四大汗国其实已经取得实质上的独立地位

忽必烈于元宪宗十年三月二十四日（1260年5月5日）即皇帝位于开平，并以“中统”为年号。“中统”意为“中华正统”，即忽必烈以中原正统标榜自己的新建王朝。在与阿里不哥的较量中，开平起到极为重要的基地作用，忽必烈自己也常驻开平，处理政务。但开平一直以来有都城之实而无都城之名。为了确保开平汗廷的统治地位，同时向全民灌输一种新的意识，中统四年五月初九日（1263年6月16日），忽必烈将扩建改造后的开平，正式加号为上都。从而不论是在人们的意识当中，还是实际上，上都成为了当时蒙古草原政治权力的中心。新建的帝国虽然开宗明义宣布“祖述变通”，但直至十年后，仍沿用原国号“Yeke mongyol Ulus”，即“大蒙古国”。这一点对雄心勃勃致力于改革的忽必烈而言，不无遗憾。如同王恽《建国号事状》所言：“伏见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首建国号，以明肇基之始。方今元虽纪而号未立，盖未有举行之者，是大阙然。”忽必烈只因考虑到蒙古贵族的认同程度，将“变通”的步伐迈得慢而稳。经过十年的经营，忽必烈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已经逐渐稳固，便加快了变革的步伐。建国号、定都邑、立朝仪等一系列工作随之展开。

中统五年（1264年），改年号为“至元”。至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271年12月18日），汉臣王恽请建国号，汉臣刘秉忠取《易经》“乾元”之义，奏号大元，汉化女真人徒单公履受命拟诏，于是乃有新的汉式国号“大元”，复加于原国号前，并称“Daion Yeke mongyol Ulus”，即“大元大蒙古国”，汉语简称“大元”。国号的变更正是体现了忽必烈“祖述变通”的思想。既要借助汉法，致力于“天下一家”和大一统的目标，还要继承祖宗伟业，弘扬蒙古传统，保持蒙古人的本色，坚守蒙古人的价值观。从而建立一个蒙、汉二元的政治文化秩序。

二元统治

蒙古帝国自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元定宗贵由，到元宪宗蒙哥，历代的统治者，莫不把漠北草原“龙兴之地”作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形成一种意识型态；此即所谓之“草原本位”或“蒙古本土”主义。但是由于元世祖忽必烈年轻时候就在中国拥有属于自己的“投下州”，早年即接触汉文化与汉地人才，也曾遭受一些蒙古本土主义者的敌视。忽必烈在这样的背景下，于继其兄蒙哥为大汗后，即企图以长城地带为中心，建立新政权；这是一个以农、牧混合地带为基地，想把北方的游牧和南方的农业、都城地带，都包括在自己政权统治下的野心勃勃政策。因此，忽必烈在其即位诏书中，就批评他的前辈们“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并且明确提出“祖述变通，正在今日”的“汉地本位”新政策方向。在这个新的政策方向下，他先将帝国都城由漠北的和林迁到漠南的开平；并创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十路宣抚司等汉式行政机构。

忽必烈推进的蒙古帝国中国化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西部诸汗王曾向忽必烈提出质问：“蒙古帝国与汉人习惯不同，今日停留于汉地，建设都市，在礼仪文化制度上也效仿汉法，其根据何在？”从诸汗王强烈的抵制中也可以看出，忽必烈提倡的“附会汉法”已远远脱离了蒙古帝国的传统。然而，忽必烈并没有完全放弃蒙古帝国的传统。事实上，蒙古统治者在建立“大元”之后，在蒙文中也一直没有放弃“大蒙古国”（Yeke Monggol Ulus）的国名，用八思巴蒙文写的公文也是用的蒙古式的纪年，在一部分地区，蒙古语被定为唯一的行政语言。

蒙古的民族传统在很多方面，被保留维护下来了。忽必烈即位以后，接受了汉人儒士“今四海一家，万国会同，朝廷之礼不可不肃”的建议，于至元六年（1269年）制定了朝廷礼仪，其后凡有重要政治活动都按朝仪行事。“而大飨宗亲，赐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这里所谓的“本俗之礼”，就是蒙古帝国时代的宫廷礼仪，也称“国礼”，凡逢“国礼”，任何汉人都不得参加。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帝国的大汗和元王朝的历代皇帝，在其死后，都采用蒙古民族传统的萨满教的仪式下葬，埋葬地点在今蒙古国境内的“起辇谷”。蒙古帝王的葬礼，汉人官僚也是没有资格参加的。皇帝从诞生到埋葬的这一系列仪式，表明了元的皇帝终究还是一个蒙古出身的大汗。在元代的语言表述中，蒙古人是“国族”，蒙古语是“国语”，由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文字是“国字”，很显然，这些说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汉人始终意识到出身于蒙古民族集团的人才是元王朝的主人。

统一中国

忽必烈建国号“大元”，明确表示他所统治的国家已经不只属于蒙古一个民族，而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继续。至元九年二月初三日（1272年3月4日），忽必烈采纳刘秉忠迁都的建议，改中都为大都，正式定其为元朝首都。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正月初一日（1274年2月9日）在大都正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大都从此成为元朝的政治中心。元朝建立后，元世祖继续进攻南宋，主力集中在襄阳、樊城一线。南宋军民在襄阳、樊城坚守了六年之久。元军攻占襄、樊后，分水陆两路大举东下，于至元十三年正月十八日（1276年2月4日）攻占临安。南宋大臣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继续抗元。赵昰死后，又拥立广王赵昺为帝，最后退到南海崖山建立流亡政权。至元十六年二月初六日（1279年3月19日），元将张弘范进攻崖山，宋军大败，陆秀夫负帝投海而死，南宋灭亡。至此，元朝统一了全国。

元朝植基于游牧文化，武功发皇，统一全国，除在京师置中书省一，以统山西、山东、河北等“腹里”诸路外，立行中书省十一，以统岭北（一作漠北或和林，在今蒙古国）、辽阳、河南江北、湖广、陕西、四川、甘肃、江西、江浙、云南、征东（在今韩国）等“蕃服”诸路，“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为国家领土的极限。若并西域的四个汗国（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计算，地跨欧亚，其疆域之广，洵属空前。所谓“腹里”与“蕃服”，已略具有内地与边疆之意，而其边疆地区拓展之远之大，亦为前所未有。

成吉思汗的先祖以一束箭不易折断的道理，来教导儿子团结的重要性，可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为了权力和利益，却引起了蒙古帝国分裂的危机。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儿子和孙儿继续开拓蒙古帝国的版图，并相继成立自己的汗国，这些汗国都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了争夺汗位而开战，内战维持了四年，最后忽必烈胜出，成为了蒙古帝国的大汗，并建立元朝。可是，忽必烈一直主张汉化，引起了蒙古各派的不满，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都反对忽必烈，渐渐成为独立的汗国，而钦察汗国早在蒙哥在位时已得到独立，四大汗国之中只有伊儿汗国承认忽必烈为大汗。此后四大汗国一直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攻伐。直至忽必烈的孙子元成宗继位，蒙古各派意识到彼此之间的斗争是破坏祖先留下来的基业，于是四大汗国与元朝达成和议，重新承认元朝的宗主地位，开设驿路，关塞恢复往来，蒙古皇室内部的纷争遂告结束。

远征海外

灭宋后，忽必烈对邻近诸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至元十一年（1274年），侵日军无功而还。至元十八年（1281年），又分两路进攻日本，由唆都率蒙古、汉军、高丽军从高丽东渡对马海峡，范文虎率新附军（元政府收编的南宋军队）从庆元（今浙江省宁波市）浮海北进。元军在日本鹰岛遇飓风，战船多坏，将卒溺死者众，又遭日军掩杀，几乎全军覆没。

至元十九年（1282年），遣唆都从广州渡海攻占城，连战逾年。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至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镇南王脱欢（忽必烈子）发兵侵安南（今越南北部），命唆都从占城北上助战，南北夹攻。安南王撤离都城，其主力走匿山林，避免与元军决战；待元军疲惫，又出而攻扰。至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1285年6月30日），脱欢因暑雨不止、瘟疫流行，被迫退师。唆都战死。

至元二十年（1283年）、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兵两次从云南出侵缅国（今缅甸），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进至蒲甘，迫缅国定岁贡方物后退回。同年再侵安南，次年以粮尽师老北还。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十二月，史弼、亦黑迷失、高兴从泉州起航出侵爪哇（今印尼爪哇岛）。爪哇统治者降元，并请元军助讨其敌国葛郎，打败葛郎王以后复举兵拒元，元军力竭退师。

帝位争夺

元宪宗死后，元世祖忽必烈更打破公推的惯例，自立于开平。元世祖季弟阿里不哥不服，自即汗位于和林，元世祖自将兵击降。继而元太宗孙海都叛变，元师讨之，虽获克捷，但因其地险远，终元世祖之世，未能将他平定。元世祖鉴于以前汗位继承的纷争，乃仿效汉制，定传子之局。然元世祖以后皇位继承的斗争，仍不因传子之局而稍减。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1294年2月18日），元世祖死，太子真金已先死，故诸王中觊觎帝位者，颇不乏人。重臣伯颜，奉元世祖遗命，立真金第三子铁穆耳，是为元成宗，诸王始无异议。元成宗在位十三年而死，太子德寿先卒，左丞相阿忽台等谋奉皇后临朝听政，而以宗室阿难答为帝。元成宗之侄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右丞相哈剌哈孙遣使迎其兄海山于漠北，并杀阿忽台等。海山至大都（今北京市），杀皇后及阿难答与诸王，然后即位，是为元武宗，而立其弟为太子。元武宗在位四年死，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是为元仁宗。元仁宗本有传位元武宗子和世㻋之承诺，因奸相铁木迭儿进言，乃有传子之意，因于延祐二年（1315年），出和世㻋镇云南。元武宗旧臣皆感愤怒，遂于延祐三年（1316年）十月奉和世㻋谋叛，事败走漠北，依察合台汗国，元仁宗乃立皇子硕德八剌为太子。延祐七年（1320年），元仁宗死，太子即位，是为元英宗。

元英宗推行新政，引起蒙古、色目贵族中保守派的不满。至治三年八月初四日（1323年9月4日），元英宗自上都南还大都，途中驻跸于南坡。御史大夫铁失、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等趁元英宗熟睡之机，以阿速卫兵为外应，发动政变，刺杀元英宗和拜住，此即“南坡之变”。也孙铁木儿即帝位于龙居河，诏改次年（1324年）为泰定元年（史称他为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年），泰定帝病死。其子阿剌吉八即位于上都，改元天顺，史称天顺帝。同时，留守大都的燕铁木儿发动政变，立元武宗之子图帖睦尔为帝，改元天历，是为元文宗。之后，两都之争由此展开。天顺元年十月十三日（1328年11月14日），上都陷落，元天顺帝失踪。天历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329年2月27日），和世㻋即位于和林，是为元明宗。天历二年八月初六日（1329年8月30日），元明宗暴毙于王忽察都之地（被元文宗和燕铁木儿毒死）。天历二年八月十五日（1329年9月8日），元文宗再即帝位。之后，他又做了近4年皇帝，于至顺三年八月十二日（1332年9月2日）病逝于上都，因其后悔毒死元明宗，遗诏传位于元明宗之子。至顺三年十月初四日（1332年10月23日），年仅7岁的元明宗次子懿璘质班即帝位，是为元宁宗，但在位四十三日就去世，是元朝诸帝中最为短命的皇帝。这样，在十年中（1323年～1332年），元朝前后更换了五个皇帝。元宁宗死后，元王朝开始步入其统治的晚期。

元末失国

Template:文件 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生于延祐七年四月十七日（1320年5月25日），是元明宗和世㻋的长子。童年时代，妥欢贴睦尔几经劫难，倍受冷遇。他还没长到懂事的年龄，母亲迈来迪就去世了。九岁那年，叔父图帖睦尔毒死他父亲，篡夺了皇位，并以妥欢帖睦尔不是元明宗的亲生儿子为借口，将他放逐到高丽的一个海岛上，一年后，又移居广西静江（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至顺三年（1332年），元文宗、元宁宗相继去世。燕帖木儿请立元文宗子燕帖古思。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欲立妥懽帖睦尔，遂遣使静江迎回。然为权相燕帖木儿所疑问，迁延数月不得立。决策国事皆由燕帖木儿及元文宗皇后，至燕帖木儿死。至顺四年六月初八日（1333年7月19日），妥懽贴睦尔即皇帝位于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改元元统。即位后，清除燕帖木儿势力。以伯颜为右丞相，独擅相权，把持朝政，肆行贪暴，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又仇视汉人，排斥儒士。至元元年（1335年），停止科举取士，大量起用蒙古、色目人为官，又擅贬宗王，引起朝野不满。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妥欢贴睦尔支持脱脱逐走伯颜，以脱脱为右丞相。脱脱执政，改变排汉政策，恢复科举制，提倡文治和经史，史称“脱脱更化”。但因朝政积弊过深，连年水旱灾荒，使国库空虚。以致滥印190万锭，至元钞10万锭，使钞法败坏，物价上涨，社会矛盾激化，各地起义不断。至正二年（1342年）始，黄河泛滥，沿河州郡灾荒连年。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1351年4月29日），以工部尚书贾鲁发河北、河南、山东等地15万民工治河，导致各地农民大起义。

十四世纪中叶，在元朝统治下的中国开始了反抗蒙古人统治的斗争。至正八年（1348年），盐商方国珍首先掀起了反抗，接着由宗教秘密结社的白莲教徒组织的红巾之乱在各地兴起。由此引起了元朝政权的衰落。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红巾军余党朱元璋登大明皇帝位，攻击元大都，元顺帝妥懽贴睦尔逃往开平府，后退至内蒙古的应昌府。至正三十年（1370年），明军追击至应昌府，元顺帝病死，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勉强脱走后继帝位，这就是元昭宗。此后，元昭宗以哈拉和林为根据地，对明朝进行防御。这时，元朝残余势力依旧强大。宣光二年（1372年），明军15万人分三路进入漠北蒙古高原，在土拉河方面遭到元军迎击，数万人战死后退却。宣光八年（1378年），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死去，继承他的是被认为是其弟的元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天元九年（1387年），明军进入东北地区，木华黎国王的后人纳哈出率领的20余万元军降于明军。为了挽救由此产生的东部战线的危机，脱古思帖木儿亲自前往捕鱼儿海湖畔，打算与高丽取得联系夹击明军。然而在天元十年（1388年）却遭到明军奇袭而大败，在数十骑的陪伴下，向哈拉和林落荒而逃。途中，在土拉河畔被阿里不哥后人也速迭儿的军队杀死。也速迭儿杀死北元皇帝，废弃大元国号，自立为汗，称蒙古可汗，明人称鞑靼可汗。

至于蒙古帝国的四大汗国则在十四世纪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国祚最短的窝阔台汗国于至大二年（1309年）被元朝和察合台汗国瓜分而灭亡；位于西亚的伊儿汗国第九任君主不赛因（1304年—1335年）年仅十二岁便继承汗位，在位虽不到二十年，却堪称伊儿汗国的黄金时代。由于他英年早逝，未留下子嗣，在元统三年（1335年）驾崩后，伊儿汗国便因内部长期的王位争夺战争而陷于分裂局面，最后走向灭亡一途。拥有蒙古帝国西部和北部疆土的钦察汗国是蒙古四大汗国中，维持得最久的一个。直到十五世纪，它才因为俄罗斯沙皇国、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的壮大而瓦解。从钦察汗国分裂出来的国家当中，以克里米亚汗国的国祚最长，迟至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才被俄罗斯帝国女皇凯瑟琳大帝消灭。位于中亚的察合台汗国则在至元四年（1338年），因为内部对于该如何在伊斯兰化和成吉思汗所留下的传统之间折中取舍的问题争执不休，最后分崩离析。后来帖木儿（1336年—1405年）以武力接收了察合台汗国的领土，他学习成吉思汗出征四方，并且在十四世纪末叶创立了帖木儿帝国。只不过这个帝国也没有维持多久。

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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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四年（1300年）以后元朝及其汗国的大致版图。其中西亚深灰色部分为后来突厥化蒙古人势力建立的帖木儿帝国

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大蒙古国包括中国境内的元朝、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和中国境外的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其疆域东起朝鲜半岛，西抵波兰、匈牙利，北至西伯利亚，南达爪哇、中南半岛，在北纬15至60°、东经15°至130°之间，总面积达到3000万平方公里。蒙古帝国的辽阔版图实际上由两大区域所组成。这两大区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互异，统治方式也不相同。北方是游牧民居住的草原地区，南方则为定居地区，包括华北平原、突厥斯坦及伊朗等地。草原地区是帝国的核心，而定居地区则是边陲。蒙古本土是草原地区的中心，也是整个蒙古帝国的政治重心。窝阔台汗于元太宗七年（1235年）在斡尔寒河畔建立哈剌和林城，这所宫殿巍峨的草原新都遂成为帝国的行政中心。

自元太祖元年（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历任大汗无不致力于军事征服，把帝国的领土扩张看作国家头等大事。以帝国的根本之地——蒙古草原为中心，自成吉思汗始，直到元宪宗蒙哥汗为止，其扩张的重点呈现向西、向北、向南等多面出击的特点。经过七十年的南进西征，蒙古帝国于至元八年（1271年）建立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打败南宋，统一全中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大国。到了十三世纪末，蒙古帝国疆域几乎囊括了整个东亚及中亚，但不包括中统元年（1260年）未能取下的叙利亚、至元十八年（1281年）未能登陆的日本（蒙古舰队为台风“神风”所毁），以及至元三十年（1293年）未能征服的爪哇。

蒙哥过世后，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导致蒙古帝国于中统元年（1260年）分裂成四大汗国，分别由成吉思汗的后代统治。钦察汗国和波斯曾一度归顺忽必烈（元朝的建国者），蒙古与西方的安定太平维持了好一段时间，促进了丝路的贸易，也让欧亚大陆的商业发展欣欣向荣。帝国有系统地在贸易路线上建立驿站，许多旅者都曾受惠，例如马可波罗就是其一。历史学家阿布勒哈兹·巴哈杜尔曾说，当时就算“一名女子头顶金盆自帝国东部走到西部，也不会有人对她施以暴力”。

美国人勒芬·斯塔夫罗斯·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一书中讲：“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十四世纪中叶，意大利一本小册子通过描写一条起自顿河河口的塔那（今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亚速市）、横穿中亚的商路，概述了蒙古和平时商业的重大意义。”

行政区划

本土政区

蒙古帝国草创伊始，时值非常，因此效法金末非常之制，在新占领地区，遣亲王重臣统治，对意图夺取之地，则遣宗室帅臣以主其事，号称行尚书省。如蒙古军、汉军在攻取金朝中都（今北京市）后，成吉思汗先后置燕京行省、山东行省（又称济南路行省）、山东西路行省（又称东平行省）、益都行省。这种行省仍属临时“分任军民之事” ，都不带宰相的职衔。后来，这一类的行省名号逐渐被取消。

元太宗窝阔台灭金以后，占有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而政治中心偏处北方，为便于统治，置中州札鲁忽赤（断事官）统管中原财赋、人户等民政事务，在燕京设立官府，当时的汉人官吏称燕京行尚书省，或燕京行台、中都行台。如石抹明安次子石抹忽笃华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占领中亚后，在中亚和波斯地区也设立了类似的管理机构。元宪宗蒙哥时，重新任命大汗直辖地区的行政长官，在汉文史籍上称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和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事。这三个大行政区在汉文史料中就被称为“行尚书省”。它们是：燕京等处行尚书省，治所燕京（今北京市西南） ，统治中原汉地；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治所别失八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统治阿母河（今阿姆河）以东，维吾尔、河中地区；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治所徒思（今伊朗礼萨呼罗珊省马什哈德市一带） ，统治阿母河以西波斯地区。

但行省不是蒙古帝国政府的定制，因为蒙古帝国大汗政府还没有尚书省的建制，只是以札鲁忽赤（断事官）治理政务，其职权略同于中原汉人官制的宰相而已。如燕京行省布智儿的蒙古职名为中都行天下诸路也可札鲁忽赤（大断事官） ，而汉人则按金朝的旧制，习惯上称之为行省。后来行尚书省改为行中书省。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置十路宣抚司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同时，以都省官行某处省事系衔，派到各地行使中书省的职权，设立了不少行省机构。至元二十年（1283年）前后，由于以宰相行某处省事系衔嫌于外重，因此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平章或左丞、右丞、参知政事，而不再以都省官系衔。于是，行省就从都省派出机构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

至元十年（1273年），元军大举南下，不久，淮河以南直到南海之滨的南宋旧疆尽入元朝版图。诚如《元史·地理志》所载：“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地域的辽阔，使仅靠首都的中央机构来治理全国变得相当困难。于是“行省”逐渐成为国家地方最高机构。大约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新的行省制度伴随着统治阶级的需要应运而生。当时全国有辽阳、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湖广、江西、江浙、河南江北、征东等十个“行省”。大德十一年（1307年），又以原中央直辖的蒙古本部置“和林行省”。皇庆元年（1312年），“和林行省”改名为“岭北行省”。至此，元代十一“行省”建制得以确定，经久不变。“行省”及其首府、辖境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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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去世时的元朝行政区划，其中征东行省实际上是傀儡国高丽

行中书省	治所	统辖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	辽阳路	辽阳等7路1府
岭北等处行中书省	和宁路	和宁等1路
陕西等处行中书省	奉元路	奉元等4路5府27州
甘肃等处行中书省	甘州路	甘州等7路2州
四川等处行中书省	成都路	成都等9路3府
云南等处行中书省	中庆路	中庆等37路3府
湖广等处行中书省	武昌路	武昌等30路3府15安抚司3军13州
江西等处行中书省	龙兴路	龙兴等18路9州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	杭州路	杭州等30路1府2州
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	汴梁路	汴梁等12路7府1州
征东等处行中书省	王京	耽罗等2府1司，庆尚等五道

以上十一“行省”管辖著元王朝60%以上的国土（此外，邻近首都部分，包括大都、河北等二十九路八州称为“腹里”，归中书省管辖；吐蕃、畏兀儿地区，则分别归宣政院、大都护府统理）。至正十一年（1351年）以后，农民起义的烈火遍及大江南北。为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元顺帝分河南行省置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治扬州路；至正十六年（1356年），分江浙行省置“杨州等处行中书省”，治杨州路；至正十七年（1357年），分中书省置“山东行省”，治静江路。此外，又在中书省济宁彰德、冀宁、真定，江西行省之江州、赣州，湖广行省之武冈等地遍设“分省”。而行中书省略称行省，今日中国地方大单位“省”的名词，又自元朝“行省”直接起源，明朝撤废中央的中书省后所续存留。

元朝的每一行省统辖的有路、府、州。路、府、州之下为县。路、府、州是错杂的，即一省之中有路、有府、有州。例如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所领有汴梁等十二路，南阳等七府，荆门等三十四州。元朝的路府相当于宋朝的州府，隋唐的州郡。其都邑所在地为府，非都邑之地为路。元朝的州区，系沿宋之州区而来，但加以缩小，几乎与县同列（所以将州与府路并列为一级可，将州与县并列为一级亦可）。诸行省中唯腹里地方的行政是直接统辖于中央的中书省。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设有宣抚使司、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或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下设万户府、千户府等。元世祖至元间（1279年－1294年），设澎湖寨巡检司，为台、澎有正式建置之始。（或谓此至元为元顺帝之“后至元”，在1335年－1340年间）。

投下分封

“投下分封”作为蒙古帝国的基本制度，是游牧国家将形成于草原深处的政治结构推行至定居社会中的一个例证。由于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故在不同的时段其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分封是指在元朝建立之前，蒙古帝国的几位大汗分给黄金家族成员的土地和人民，受封者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兀鲁思（国家），最著名的就是由成吉思汗的三个儿子受封后所建立的汗国。投下是指蒙古统治者分配给诸王贵族和功臣们的中原汉地的分地和人户，也包括后来征服的江南地区的分地和人户。

因分封对象之不同，至少存在着两种的分封原则：第一，在内亚草原本部，成吉思汗基本上是将整片连续的草原领地分配给某一位宗王（实际上也包括其所代表的整个家族），如术赤家族获得钦察草原、南俄直至外高加索地区；察合台家族分地则是从畏吾儿地之边界起，直到萨马儿干、不花剌之地为止：窝阔台家族为叶密立及霍博地区；而守灶子拖雷则坐拥蒙古草原本部。与此相对，成吉思汗诸弟集团则分布在蒙古高原束部，沿草原至兴安岭一线展开。这既恪守了草原游牧民必须拥有一块固定游牧地以供四季驻牧的传统；也反映了黄金家族公产制下分封的“原像”（Proto Type）。

第二，随着蒙古帝国的马蹄越来越逸出草原边界，“凭借战功”分配封邑就日益成为在新征服地区分封的主要原则了，此种原则本身是在扩张过程中对草原分封旧制的补充与演进。同时，由于当日所谓“封国”（兀鲁思）一词更多地是指称某一地域上的“人众”，而非有着固定疆域形态的“政区”，是故“分封”亦是以确保获分人口数的相对平均，非以占有大致相等的土地面积为着眼点的。从而造成嗣后在整个大蒙古国管辖下的定居民区域中，诸王分地“犬牙交错”之局面。这就可以解释为何直到元世祖至元年问调整汉地路州时，仍保留了十数块遥属他郡的“飞地”型州县。

除去成吉思汗诸子、诸弟外，受分封的还有姻族（弘吉剌、亦乞列思、汪古、斡亦剌等部）及功臣（如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等四杰）。他们所得较成吉思汗诸子、诸弟为少，因而不能形成独立的势力。

大汗对于宗王及功臣等──合称“投下”──享有最高宗主权，可以调度其军队，奖惩其功过，在理论上可以削减，甚至剥夺其分地与分民。而各投下主对大汗一方面有领军出征、奉献贡物及维持驿路等义务，另一面也享有共议大政，甚至“选举”大汗的权利。在其分地之内，各投下主世享军政、民政、司法、财政大权，而与所属千户、百户、平民及奴隶都维持着严格的世袭主从关系，不可更易。可说是不折不扣的封建诸侯。

政治制度

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家，并没有采取汉族封建国家立太子和长子继承制度。蒙古大汗的产生，仍然保持着贵族议事会忽里勒台的选举制。“忽里勒台”，蒙古语音译，又作“库里勒塔”或“忽里台”，原是蒙古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参加的一种议事制度，也就是部落议事会，是蒙古族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军事民主制的一种残余，主要用于推举首领、决定征战等大事。元太祖元年（1206年），铁木真（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召开忽里勒台，即大汗位。成吉思汗即位后，开创了民主推举可汗的先河，凡决定重大问题都要召开忽里勒台。此时，忽里勒台开始成为宗王大会，重要的官员如黄金家族主要成员、万户长、千户长同时与会，共同决定一些重大事项，忽里勒台成为大蒙古国的最高权力机关。

在蒙古帝国的政治组织中，“怯薛”占有核心的地位。它不仅是皇家的卫队，家务机构和帝国的中央军，同时也是主要的中央行政机构。此外，怯薛又兼具质子营和军官学校的性质。在成吉思汗于元太祖元年（1206年）将其以前的伴当和怯薛外任为千户、百户以后，为了阻止他们的忠心因空间距离扩大而弱化，于是，有系统地从千户、百户等游牧封建主索取子弟为质，置于怯薛之中。蒙古的政体原是一种绝对专制与游牧封建制相融合的奇异结构。成吉思汗的能够在封建架构之上，保持绝对（或近乎）的君权，以怯薛的组织有系统地征取质子可能是一重要因素。这些服役于怯薛的“质子”，以可汗的“梯己的护卫”的身份，享有甚大特权，而且往往被用为担当方之任。蒙古帝国原是成吉思汗家族的家产（Patrimony），和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有私的主从关系者受到优遇和重用原是自然的事情。

中央行政官员最高者为也可札鲁忽赤（大断事官），主管分封领民及刑罚。成吉思汗时由其义弟失吉忽图忽担任，窝阔台汗时由野里知吉带继任。窝阔台汗时又设置了所谓“中书省”，由汉化契丹人、辽朝东丹王八世孙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女真人粘合重山任右丞相，克烈人镇海为左丞相。不过，此时之中书省似不过是怯薛组织中必阁赤（秘书）的扩大。耶律楚材负责主理的仅为汉字文书，而镇海则主管畏兀字蒙古文书。蒙古帝国的中央行政机构仅可说是具体而微，部分行政事务仍由怯薛中的皇家家务机构兼理。

据《元史·宪宗纪》记载，蒙哥大汗对全国各地的统治采取的是遍设行尚书省和亲王出镇并行的制度。以牙剌瓦赤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赛典赤·赡思丁等佐之；以讷怀、塔剌海等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以阿儿浑充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事，法合鲁丁等佐之。早在成吉思汗时，就开始在被征服的中原和西域推行了行尚书省制。汗廷派遣大断事官作为行尚书省最高官员，拥有分地的宗王也派遣断事官参与行尚书省事务，其下属官员亦仿照汗廷设置必阁赤。在燕京省尚书省，其最高官员的正式称呼为“中都行天下也可札鲁忽赤”，必阁赤被汉人称作“行尚书六部事”，而断事官的称呼则为“行尚书省事”。

在忽必烈即位以前，蒙古的政权机构十分混乱，“随事创立，未有定制”。忽必烈即位以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特别注意加强中央集权，“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在汉族地主阶级的帮助下，忽必烈仿照宋、金制度，逐步建立起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机构。元初的中央统治机构，主要是设置了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中书省统领全国行政，长官是中书令，由皇太子兼领。中书令下设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统称丞相。中书省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具体工作；枢密院掌管军政，长官有院使、副使、佥枢密院事等，后来又在副使之上设知院、同知等；御史台掌司法并监察百官，长官称御史大夫。此外。元朝在中央又设宣政院，掌管宗教和西藏事务；大司农，掌管农桑水利；通政院，掌管全国驿站；翰林兼国史院，掌制诰文书、修国史；集贤院，掌学校，征人才；宣徽院，掌诸王供应；太史院，掌天文历法；操作院，掌工艺；将作院，管工匠等。各个机构分别对皇帝负责，最后集权于皇帝一人手中。

元朝地方机构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是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凡地方军、政、钱、谷无不统领。枢密院和御史台在地方设有行院和行台，作为派驻地方的分设机构。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依次分为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有达鲁花赤、总管为长官，有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等；府有达鲁花赤、知府或府尹，有同知、判官、推官等。州有达鲁花赤、州尹或知州，以及同知、判官等；县有达鲁花赤、县尹等官。有些县直接隶属于路或府，各级行政官员的任命权都在中央。元朝路以下地方行政机构均设达鲁花赤监治，有对政务的决定权，至元二年（1265年）忽必烈诏令：“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定为永制。”

法律

元朝是以蒙古贵族为主建立的封建王朝。其法律的制定，大致可分为二个阶段：一是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时代，一是元朝统治时期。成吉思汗以强大的武力征服统一了蒙古各族，建立了以蒙古地区和林为中心的横跨欧亚的大汗国。为了巩固其统治，于宋嘉泰三年（1203年）至元太祖二十年（1225年）间正式制定并颁行《大扎撒》。“扎撒”，蒙古语是指“法律”、“规则”或“良好组织制度”。冠以“大”字，是适用于蒙古贵族所统治地区之意。其主要内容是维护蒙古君主对各级贵族、官吏和奴隶的统治秩序。就性质言尚属草创时期，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典。

成吉思汗在建立蒙古帝国之初，以循用其蒙古部落时期的习惯法为主。由于当时蒙古族实行的是“兵农合一”的体制，其军法、军纪也就成为国家最基本的法律形式之一，对违反号令的部属处以严峻的惩罚，“离了妻子家财，废撇在无人烟地面里”（《元朝秘史》卷三）。即便是成吉思汗个人的护卫亲军，也要执行严明的军纪。若误班一次，则要答责三条子；误班二次，罚打七条子；误班三次，罚打三十七条子并流放远处。任何人不得在成吉思汗宿卫的宫帐附近走动、探问宿卫情况，或逗留，否则将立即予以逮捕。若夜间有人误闯入门，则“将他头打破，肩甲砍断”（《蒙古秘史》第二二九节）。军队作战之前要“誓师”，其誓词即具有法律效力。这与夏、商、周时代的“誓”具有相同之处。如宋嘉泰二年（1202年），铁木真兵伐按赤塔塔尔，察罕塔塔尔二部时，先“誓师”说：“苟破敌逐北，见弃遗物，愼无获，俟军事毕散之。”待战胜后，发现族人中有三人“背约”，于是“帝怒，尽夺其所获，分之军中”（《元史·太祖纪》）。蒙古部落时期的习惯、军法军纪及誓约共同构成蒙古帝国建国初循用的法律雏形。

宋嘉泰四年（1204年），铁木真西征，攻灭乃蛮太阳汗部。当时，乃蛮部的文明发展程度比蒙古族高，已有文字和较“严峻”的“法度”。铁木真见到被俘虏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身负国印，便问他印作何用。塔塔统阿回答说：“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铁木真遂让塔塔统阿以维吾尔字母为基础拼写蒙古语，并命他教育“太子诸王”，从而创制了畏兀儿蒙古文（或称回鹘体蒙古文）。从此，蒙古国有了“国书”作为本民族通行的文字，其法律文明也与辽、金一样，随着文字的产生，从而进入用文字立法的草创阶段。“凡有制旨，始用印章”（《元史·塔塔统阿传》）。铁木真称成吉思汗后，“制旨”即为重要的法律形式，他的“札儿里黑”（圣旨）、“乌古列伦”（话语）、“比利格”（箴言）也都成了法律。同时，成吉思汗又设“札鲁忽赤”为断事官，作为保证法律实行的官员，“治刑政”，其“任用者不过一二亲贵重臣耳”（《元史・百官志一》）。“如有盗贼诈伪的事，你惩戒著”，“百姓每分家财的事，你科断著”（《元朝秘史》卷九）。既治刑事案件，又理民事纠纷。

元太祖五年（1210年），成吉思汗谋取中原，木华黎引汉人郭宝玉问策。郭宝玉说：“建国之初，宜颁新令。”成吉思汗听从了这一建议，制订并颁布了蒙古国第一部法规——《条画五章》，其大体内容为：一、出军不得妄杀，禁滥杀人；二、刑狱惟重罪处死，其余杂犯量情笞决，制定了最初的刑制；三、军户、蒙古、色目人每丁起一军，汉人有田四顷、人三丁者签一军，为有关军籍的规定；四、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户与军户同，民匠限地一顷，是有关户籍制度的规定；五、僧道无益于国，有损于民者，悉令禁止，乃宗教管理的法令（《元史·郭宝玉传》）。尽管这些法令的内容还很粗糙、原始；但这就像刘邦初入咸阳时颁布的“约法三章”和李渊入长安时规定的“约法十二条”一样，在其立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柯劭忞在《新元史·刑法志》中所评价的，《条画五章》“是为一代制法之始”。从此，蒙古帝国有了成文法。

随着蒙古帝国的发展与扩张，成吉思汗的个人权力也不断强化。他先后发布的命令也逐渐演变为不可触犯的法令，蒙古语称之为“札撒”（Jasaq）。早在宋嘉泰三年（1203年），成吉思汗消灭了克烈烈部王罕，召集大会，制定了最早的“札撒”。据伊儿汗国宰相拉施德丁奉旨主编的《史集》记载，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又一次召集大会，“重新确定了训言、札撒和古来的体例”，使蒙古法令逐步规范化。其后，又命令将这些札撒和训言写在纸卷上，定名为《大札撒》。元太祖二十年（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后，再次下令“颁布札撒和训言”。至此，《札撒大全》的编纂工作告一段落。札撒本是成吉思汗就实际场合的不同情况，根据蒙古族传统的习惯和风俗制定的临时性的专门法令，但是由于“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以后不许诸人更改”（《蒙古秘史》第二〇三节），擅自改动者要被治罪，故“札撒”也就成为常法。

蒙古国时期，札撒的内容十分庞杂，既有刑事法规，又有民事、商事、军事、宗教事务、司法审判、治安管理等方面的内容。例如，札撒禁止盗窃、奸淫、妄语和背叛等行为；确认奴婢对主人的依附关系，禁止奴婢逃亡；确认那颜（即贵族、官人）对君主的依附关系，不得擅离职守、或投托他人；确认父权与夫权；承认私有财产的子嗣继承权；规定军士不得逃避兵役、临阵退缩等。违反札撒者要受处罚，甚至处死刑。成吉思汗要求后世的皇帝、王公、那颜、勇士，必须严格遵守札撒，依札撒办事。所以，元代奉《大札撒》为祖宗大法。凡新君即位，必须隆重宣读。如元太宗元年（1229年），成吉思汗去世，窝阔台即位时，就重颁《大札撒》，要求世代遵守这一法律。但《大札撒》毕竟是蒙古帝国初期的法律，像任何民族早期的法律一样，具有不系统和不完备的一面。尽管如此，它对维持当时的社会秩序、维护私有财产制度发挥了一定作用，并为以后蒙古国的统治和元代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

元世祖忽必烈时，由于领土不断向北方扩充，在使用“大扎撒”的同时，又采用原金朝的《泰和律》（实为稍加修改的《唐律》），以治理北方汉人刑名之事，一度形成蒙汉法律混用，“南北异规”的局面。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在建立大元王朝的同时，为适应封建大一统的需要，正式宣布停止使用《泰和律》，积极着手制定新法。从元世祖到元顺帝前后数十年间，所制定和颁布的法典主要有：

一、《至元新格》。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命中书右丞何荣祖将公规、选格、治民、理财、赋役、课役、仓库、造作、防盗、察狱等十事汇辑成书，刻板颁行，是元朝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法典，其性质是以行政法为主兼有刑法内容的综合性法规。

二、《风宪宏纲》。元仁宗时从“格例条画”中辑录有关风纪方面的内容，编纂而成，是纲纪和吏治方面的法律。

三、《大元通制》。元仁宗时命大臣在《风宪宏纲》基础上着手编订，至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经枢密副使完颜纳丹等审定颁行。分诏制、条格、断例、别类四个部分，共两千五百三十九条。诏制就是皇帝的诏令，计九十四条。条格主要是经皇帝亲自裁定或直接由中书省等中央机关颁发给下属部门的政令，以及具体处理各种个别事件的指令性文书，共一千一百五十一条。断例是皇帝或司法官吏判处案件的成例，属刑事法规，共七百一十七条。

四、《至正条格》。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在《大元通制》基础上制定而成，于至元六年（1340年）颁行。其条目增至两千九百零五条，是元朝最后一部法典。

此外，尚有官订《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虽非元朝正式颁行的法典，但却搜集了元朝法典的丰富内容。

元朝法典大部分已经散佚，但从以上几部法典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元朝立法具有以下特点：一、在法律名称和形式上，既不沿用唐之律、令、格、式，也不援用宋之刑统、敕、令、格、式，而称“通制”、“条格”。然而在实际上，其法律形式仍不脱离宋代刑统和编敕之轨迹。诚如元人吴澄所言：“其于古律，暗用而明不用，名废而实不废”（《大元（通制）条例纲目后序》）。形成集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和刑法为一体的综合性法规。二、条格、断例在法典中占很大比重，表明元朝立法行政，断罪量刑，主要是依照临时颁布的有关政令、文书及在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判例为依据。以致元朝法律“繁条碎目”，杂芜抵牾，很不划一。在司法实践中“有例可援，无法可守”，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外交

南宋

早在成吉思汗进兵金朝时，蒙古与南宋就有了交往，成吉思汗深知宋、金是世仇，企图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以攻金，因此派使臣到南宋通好，但遭到南宋边境守臣的拒绝。大约在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蒙古使臣再次来宋，次年，南宋始遣使报聘。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蒙古军曾入掠宋四川关外地；元太宗三年（1231年），拖雷率军强行假道宋汉中地攻金，又抄掠四川北部诸州县。其后，双方使节往返，达成联合灭金的协议，宋遣兵、粮助攻蔡州，灭金，双方相约以陈州、蔡州为界。元太宗六年（1234年）六月，南宋朝廷想趁蒙古大军北归之机收复河南地，草率出兵占领了业已残破不堪的汴京、洛阳等城，结果遭到蒙古军的反击，大败而归。于是，蒙古以南宋“开衅渝盟”为借口，开始了攻宋战争。事实上，不管有没有“端平入洛”事件，蒙古灭金后的下一步目标就是进攻南宋。

蒙古帝国遣王檝使宋，责宋败盟，前后五次（首次在元太宗六年，最后一次在元太宗十二年）和议迄未达成。元太宗十三年（1241年），南宋且扣留蒙古使者月里麻思于杭州，双方关系日趋恶化。蒙古大汗派遣使节向南宋提出的，是“投拜”，即成为蒙古帝国的藩属。这种要求是南宋政府无法接受的。王檝深知双方想法的距离，便从中“捏合”，“挟两国以庇一身，言于北则以为降，言于南则以为和”，藉以取利。第一次出使，劝说南宋出兵助粮，他的两面手法获得了成功。但在“端平入洛”之役后，蒙古统治者把南宋视为不肯归顺而且敢于反抗的敌人，确定了出兵征服的方针，“议和”亦即招降不过是一种辅助的手段。蒙古统帅屡以“讲和者自讲和，厮杀者自厮杀”以及“我国不信和”为言，确实表达了他们的真实思想。王檝的接连出使，虽然仍有从中“捏合”的意图，但更多的是利用“议和”来麻痹南宋方面的意志，刺探有关的情报，甚至乘机勒索或收购北方所需的各种物资。

忽必烈在攻打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时，得知元宪宗蒙哥的死讯，立即北返争帝位。忽必烈为了北返争帝位，而放弃即将攻陷的鄂州，与南宋的使者贾似道订下和约。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即皇帝位以后，一面对付阿里不哥的叛乱，一面要求南宋履行在鄂州城下订立的和约，于是以郝经为使臣去南宋，要求按约进贡纳赋。贾似道隐瞒了这次议和签约，为怕暴露，便把元使郝经扣了起来。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平定叛乱后，即以南宋扣留元使郝经为理由，大举南伐，以实现统一中国的既定战略。

高丽

蒙元与高丽的关系以元宪宗九年（1259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特点可概括为以战迫降、降而复叛，后期可以说是以姻亲关系为主导的和平相处。元朝的公主下嫁高丽王，高丽向元朝贡女成为一种制度，蒙古亲王贵族乃至皇帝，也有多人聘娶高丽女性。

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高丽臣服蒙古，答应岁输贡赋，两国之间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由于蒙古催索贡赋，引起高丽人民的反抗；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蒙古帝国赴高丽的使者在归途中被杀，两国关系随之中断。元太宗三年（1231年），窝阔台汗派撒礼塔征讨高丽，高丽国王被迫出降，蒙古设置七十二达鲁花赤监管其地后撤军。第二年，高丽权臣崔瑀挟持国王和群臣避居江华岛，杀达鲁花赤叛元。此后，蒙古多次征伐高丽，朝鲜半岛战乱不断。中统元年（1260年），高丽元宗即位，答应了蒙古提出的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编民户、出军役、输纳赋税、置达鲁花赤等要求，同时遣其子王谌入侍。蒙古正式吞并高丽，将朝鲜半岛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自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将其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嫁给王谌后，先后有七位元朝公主下嫁高丽。下嫁公主均被册为正宫，所生王子都有优先继承王位的权力，这也稳固了元朝对高丽的控制。

日本

元朝建立初期，蒙元政府陶醉于东征西讨的胜利之中。元世祖忽必烈鉴于日本独立于蒙古帝国势力之外的状况，主动遣使与日本通好，以完成“四海一家”的愿望。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第一次遣使日本时，在“国书” 中表达了与日本结交的愿望：“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使，以通友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向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此后，元世祖又多次“遣使持书，布告朕志”，而日本却没有任何回信。此时，日本处于镰仓幕府统治时期，其自视强盛，积极准备对付蒙古的进犯。十分恼怒的元世祖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两次武力征讨日本，但均因遭到海上风暴袭击而告失败。此后，元朝与日本政府之间一直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 双方仅有民间的商贸来往。

东南亚诸国

元朝威摄欧亚大陆，中西交通极盛。为发展东南亚贸易，先后在泉州、庆元、上海、澉浦、杭州、温州、广州等地设立市舶司，以通诸番贸易；为征服东南亚，又复用兵安南、缅甸、占城、爪哇诸国，使臣往来不绝于道。伴随着军事征伐、使节往来和通商贸易，元代中国人纷纷移居东南亚 ，中国文化遂播扬于南洋诸国。

南亚诸国

此外，元朝初年又通过和南亚诸国结成友好关系，进一步疏通了印度洋及其以西的航道。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派遣了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等出使南亚地区。由于首先和南亚的重要国家马八儿（印度科罗曼德海岸）和俱兰（印度南部奎隆）等交好，因而对南亚其他国家给予重大影响。按《元史》所载，南亚的“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是当时印度洋上的大国。因此，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和至元十九年（1282年），杨庭璧再次出使南亚时，与元朝建立关系的就不仅谨是俱蓝，而是更多国家了。可见，印度洋及其以西航道的的疏通，是从元朝和南亚的马八儿和俱蓝建立友好关系开始的。

西亚诸国

元昭慈皇后二年（1243年），蒙古大将拜住在鲁迷（今小亚细亚）打败塞尔柱帝国的军队，其位于奇里乞亚的属国小亚美尼亚（今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有意降蒙。元定宗二年（1247年）至元定宗三年（1248年），他派出兄弟三帕德出使蒙古。元宪宗四年（1254年），海屯一世奉拔都之召从其都城息思（今土耳其阿达纳省科赞市）出发，至拔都斡耳朵。然后继续东行，渡扎牙黑河（今乌拉尔河），经西辽故地、乃蛮故地，渡也儿的石河（今额尔济斯河），抵达漠北蒙哥宫廷。于元宪宗四年七月三十日（1254年9月13日）谒见元宪宗蒙哥，蒙哥颁赐钤有御玺的诏书，保护其国，并允许基督教合法存在。海屯一世在蒙哥驻地停留了50天，经胡木升吉儿（今额尔齐斯河上游乌伦古河）、别失八里、耶勒、彰八里、仰吉八里、奶湖（今赛里木湖）、阿力麻里、亦剌八里、塔剌思、撒马尔罕、不花剌、马鲁、帖必力思等处归国。他的随从乞剌可思·刚扎克赛在其著作《亚美尼亚史》中收入海屯一世的《海屯王中亚记行》，使传之于世。

欧洲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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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定宗元年（1246年），蒙古大汗贵由致依诺增爵四世的信件

欧洲人在13世纪以前对于中国印象是处于懵懂的状态，直至13世纪“祭司王约翰”在东方建立基督教帝国的传说，以及东方蒙古帝国的兴起，为了联合蒙古对抗当时教会的主要敌人回教徒，欧洲各国国王纷纷派遣商人、旅行家、探险家或传教士前往东方，其中最著名者为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1254年9月15日—1324年1月8日）。至元八年（1271年），马可波罗抵达中国，并在元朝担任官职，返回西方后将自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游记，成为今日关于东方最有名的著作之一，深刻影响着尔后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

蒙古军队的铁蹄掠过俄罗斯大地向西猛烈推进时，欧洲各国一片恐慌。罗马教皇依诺增爵四世一方面欲沟通与蒙古的关系，规劝蒙古大汗停止杀戮行为；一方面想打探蒙古内部的虚实，以作抵御之策，遂于元昭慈皇后四年（1245年）派遣方济各会会士柏郎嘉宾（1182年—1252年）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出使蒙古。元昭慈皇后五年六月初八日（1246年7月22日），柏郎嘉宾及随行抵达哈拉和林。元定宗元年七月十二日（1246年8月24日），参加贵由皇帝登基大典。元定宗元年（1246年）七月底，觐见贵由大汗（即元定宗），呈递教皇玺书。贵由复教皇书大意谓：“你教宗和王公巨卿，如诚心和我修好，便当速来见我，不可迟延。你来信要我信基督而受洗，我不知我为什么应该受洗。你来书，又因我们杀人之多，而觉得惊奇，尤其因为信基督的波兰人、匈牙利人、奥拉维人，而感不安，我亦不明白你惊奇的原因。我告诉你：他们不听上天和成吉思汗的命，杀戮我们所派使臣，上天所以借我们的手来杀他们。你们西方人，自以为独奉基督而鄙视别人，但……我亦信上天，赖上天之力，我将自东徂西，征服世界。”书末玺印文曰“真主在天，贵由在地；上天神威，众生之王。”这是罗马教廷与蒙古发生关系的开始。显然，柏郎嘉宾未能如愿完成教皇交给他的规劝蒙古人皈依基督教的使命。元定宗二年（1247年），柏郎嘉宾一行返抵里昂。次年柏郎嘉宾病逝，遗留下《柏郎嘉宾蒙古行纪》（一译为《蒙古史》），实为他此行的报告，这是现见最早西方人在蒙古旅行的纪录。

除罗马教廷以外，西欧主要的基督教国家法国也试图通好蒙古。元定宗三年（1248年），法王路易九世率西方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时，驻波斯的蒙古军统帅伊治加台派使臣大卫和马克等前往法王驻地塞浦路斯，要求法国出兵埃及，配合蒙古大军进攻巴格达的计划，双方协同对穆斯林作战。翌年，路易九世即派遣教士安德烈·朗久木携重礼出访蒙古大汗宫廷。蒙古此时的最高统治者是摄政皇后海迷失。海迷失在给法王的回信中要求法王每年向蒙古朝贡金银，否则将受到战争的惩罚。元宪宗三年（1253年），路易九世再派教士鲁不鲁乞（约1215年—1270年）前往蒙古。鲁不鲁乞一行从地中海东岸的阿克拉城（今以色列海法区海法市北）出发，渡过黑海，先到窝瓦河畔谒见了拔都。拔都命其去见大汗蒙哥。元宪宗三年（1253年）底，鲁不鲁乞抵达了蒙古大汗蒙哥设在汪吉河（今蒙古国翁金河）附近的冬季营帐，并于次年年初随蒙哥来到蒙古都城和林。鲁不鲁乞使团仍然希望劝告蒙古停止战争和信奉基督教，并要求自己留下传教，结果仍不如愿，只带回一封蒙哥汗给法王的谕降书。鲁不鲁乞归国后根据自己的见闻撰写了一部《东行记》（汉译本作《鲁不鲁乞东行记》），介绍了蒙古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司法审判、宗教信仰、宫廷见闻等，是一部关于蒙古和中亚的重要资料，比马可·波罗早半个世纪向欧洲提供了关于中国的信息。

非洲诸国

元代非洲北部最强大的国家是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1250年─1517年）。元人称埃及为密昔儿。中统元年（1260年），蒙古军与密昔儿军大战于阿音札鲁特，蒙古军战败。此后，伊儿汗国不断与密昔儿发生冲突。马木路克统治者利用伊儿汗与钦察汗之间的矛盾，与北方的钦察汗国结盟，阻止了伊儿汗国向西的扩张。此后，密昔儿与钦察汗国关系一直比较密切。因此，密昔儿人对蒙古诸汗国和元朝的情况有所了解。马木路克王朝大臣乌马里，著有《眼历诸国行记》一书，该书记载了自成吉思汗祖先阿兰果火直到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简要历史，除了大汗国（元朝）以外，还记载了窝阔台后王，察合台后王、术赤后王的情况以及他们与元朝的关系。该书是研究蒙古史和元史的宝贵史料。

在元代，往来于中国、非洲的最著名的旅行家是中国的汪大渊和摩洛哥的伊本·巴图塔。汪大渊曾附商舶出海，至数十国。回国后著《岛夷志略》，记其所见所闻。《岛夷志略》中记载了位于非洲东海岸附近的层拔罗国，即今之桑给巴尔。汪大渊云：其“国居大食之西南涯，无林，地多卤，田瘠谷少，故多种薯以代粮食，每每贩于其地者若有谷米与之交易，其利甚溥”，“地产红檀、紫蔗、象齿、龙涎、生金、鸭嘴、胆矾。”与《诸番志》相较，其书在叙述地理位置”土地气候和物产方面都更为准确详细，可见元代对东非沿海的知识较之宋代有了较大提高。

军事

Template:蒙古帝国战争一览 千户编组即千户制，是蒙古国时期的一项主要军事制度。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建立蒙古国政权以前就开始实行。初期实行的千户制只限于军队，是一种纯粹的军事管理制度。宋嘉泰四年（1204年），铁木真在消灭克烈部王罕之后，利用与乃蛮决战前夕的战斗间隙，把军马集中在合勒合河旁进行整编。铁木真下令所有军队依十进制组成十户、百户、千产，并委派了各级那颜为各级军事首领──即十户官、百户官、千户官。这就是整编中正式确立的千户制。它改变了过去部落联盟的松散性，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军事组织形式。这是铁木真在军事制度上实行的一项重大改革。

元太祖元年（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建立大蒙古国后，把在战争中用于军事管理的千户制进一步发展完善和制度化，并扩充为实施军事、政治、经济管理的国家统治体制加以运用，创立了军政合一的千户制。

成吉思汗将全蒙古百姓划分为95千户，然后按照论功行赏的原则，将其分封给开国功臣和贵戚，并任命这些功臣和贵戚为千户那颜（那颜，即官人、领主、军事领主之意），由他们对人民分别进行世袭管领。成吉思汗降旨说：使为立国效力者，千之以千，委以千户官。据《史集》和《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当时分封的千户那颜共88人，其中包括78位功臣，10位驸马。因有3位驸马合计领有十千户，故分封人数不足95人。千户制虽然名义上以千户为单位，但实际上各千户的编制户数并不完全一致。在千户之下又分为若干百户，百户之下为十户。这就形成了一个层层隶属、统治严密、指挥灵便的军政组织体系。

蒙古国时期仍处在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历史阶段，人民基本上过着军事化生活。一遇战争，有战斗力的人便被签发为军，战后又散归草原为民。因此，千户制在其主要职能上，仍然是一种军事管理组织形式。

区别于一般兵制以外的“怯薛”亲卫军制度，乃蒙古军特色，“怯薛”其名，原系突厥语，甚多以突厥语为借语的蒙古语之一，即番直之义，指可汗直属的亲军。宋嘉泰四年（1204年），初建时，自千户长、百户长与其子弟中选抜优秀者充当，总名之为怯薛歹（歹乃当事者之意），而设八十人的客卜帖兀儿（译为宿卫），七十人的土儿合兀惕（译为散班），另选巴秃儿（译为护卫）千人，临敌居前锋，平时作散班护卫。第三年，元太祖元年（1206年），成吉思汗第二次即位时，员数大额增加，也定制为宿卫一千人，箭筒士（豁儿赤，谓带弓矢的番士）一千人，护卫散班（侍卫）八千人，合计一万人。宿卫番士专门负责可汗斡耳朵（官帐）内外的夜间警戒，其余则于昼间服相同的勤务，以及执役斡耳朵担当冠服、弓矢、饮食、庐帐、府库、医药、卜祝等文武杂务。番直分四班，每班三日交代，因之以“四怯薛”著称。番士以系可汗近侍，特为可汗亲信而待遇优厚，相对战斗力也特强，乃是诸军中最精锐的中核。行军时战场指挥官与一般文武大官，往往以此为跳板而被拔擢。

元世祖时代，才设置枢密院・总理天下的军事。又新设五卫亲军，总管宿卫。各卫设亲军都指挥使。万户下设置总管，千户下设置总把，百户下设置弹压。各地方有大征伐，则临时设置行枢密院，军事行动结束后，行枢密院也同时撤废。

军队的种类

1.以民族分	有蒙古军，探马赤军（先归附的汉人、契丹、女真、畏兀儿），汉军，新附军（江南宋人）。
2.以兵役分	（1）独户军：每户出一人。
	（2）正军户：合二、三户出一人。
	（3）贴军户：二、三户以上出一人。
	（4）余丁军：富商大贾之家出一人。
	（5）质子军：诸侯将校的子弟充军。蒙古语也叫秃鲁花军。
	（6）匠军：以工匠充军。
	（7）渐丁军：以不成年的孩幼充军。
3.以任务分
	（1）宿卫军：元太祖时，分怯薛为四队，轮值宿卫。均为亲贵的子弟。元世祖以后，有五卫亲军、围宿军、仪仗军、扈从军、看守军、巡逻军。
	（2）镇戍军：镇戍边徼襟喉的地方，防止人民叛乱。河洛、山东是天下的腹心，以蒙古军和探马赤军镇戍。淮河以南，各以汉军和新附军镇戍。
	（3）乡兵：戍守本地，犹之今天的地方团队。如辽东的乣军、契丹军、女真军、高丽军，云南的寸白军，福建的畬军。
4.以技能分	有炮军、弩军、水手军、匠军。

经济

商业

成吉思汗统治后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繁荣富强，道路安全，骚乱止息：因此，凡有利可图之地，那怕远在西极和东鄙，商人都向那里进发。因为蒙古人没有定居于任何城镇，商旅也没有在他们那里汇集，所以衣物在他们当中非常缺乏，跟他们做买卖所得到的利益，人所共知。为了沟通消息和运送货物，蒙古人在国土上遍设驿站，建立起一套高效的驿站系统。此外，蒙古人非常重视商人，对待他们十分慷慨。据志费尼记载，忽毡的三个商人带着织物到蒙古贸易，漫天要价。虽然成吉思汗很震怒，但他还是以较为合适的高价收购了他们的商品，并对他们优礼厚待。为照顾穆斯林商人的尊严和安适，成吉思汗替他们设立干净的白毡帐。蒙古人还在大道上设置守卫，并颁布札撒，凡进入他的国土内的商人，一律发给凭照，以保护商人的通行安全顺畅。因此，蒙古帝国为世界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比以往更加有利的条件。蒙古帝国时期商业发展的主要表现是商品种类的丰富，商业城市的繁盛，商贸路线的畅通和商人活动范围的扩大。

交易的主要商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高价格低重量、易运输的货物，如香料（不仅包括胡椒、生姜和肉桂等香辛料，还包括芳香料、染料和药物）、丝绸、珍珠、宝石、贵金属和毛皮等；二类是大宗商品，包括谷物、木材、黑色金属、蜡、布匹、酒、糖、盐、鱼等；三类是奴隶和牲畜。印度及远东地区出产胡椒、生姜、藏红花、丝绸、珍珠、棉花和亚麻等。元代，中国出口到西方的商品种类繁多，其中丝绸、香料和瓷器为外销商品之大宗。据《岛夷志略》所载，当时丝绸出口到的国家和地区达50多个，不仅行销东南亚及印度诸国，还远至欧洲及非洲各地。东方出产的香料中最重要的是胡椒。马可·波罗描述了杭州和泉州的胡椒贸易，并对其巨大的交易量感到惊讶。蒙古帝国时期，胡椒的产地主要是爪哇和马拉巴尔海岸（印度西南部沿海地区）。欧洲人除从印度获得香料，也会从中国的港口购买，因为东南亚的很多商品会运到中国的港口销售。中国盛产的瓷器也运销印度等地区，直至北非马格里布。

来自中国的商品在很早以前就进入了西方，前蒙古帝国时期主要通过穆斯林中间人的代理。欧洲商人首次与中国直接接触的日期虽不确定。但到中统二年（1261年），有了富浪（法兰克，当时中国人对欧洲的称呼）商人访问元上都忽必烈朝廷的记载。他们被描述为金发碧眼，来自一个太阳不落的地方，有学者认为这个地方是大诺夫哥罗德。马可·波罗一行可能是首次访问中国的意大利商人。他们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达元大都，与大汗忽必烈建立了友谊。之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意大利圣方济会修士若望·孟高维诺从大不里士出发，前往奥慕斯（霍尔木兹），在威尼斯商人彼得罗·德·卢卡隆戈的陪同下，从那里航行到中国。当孟高维诺成为汗八里（北京）的主教时，他的朋友卢卡隆戈仍在中国做生意，并捐赠了一大笔钱来维持当地的天主教会。大德九年（1305年），一位在中国经商的威尼斯人带回了孟高维诺的第一封信。因此，威尼斯人可能是在中国较早形成一定商业规模的意大利人。然而，后来热内亚人获得了一定的优势。文献资料显示，与威尼斯商人相比，热内亚商人与远东的直接贸易数量更多，投资金额也更大。在泉州和扬州都有热内亚人的居住区。至元二年（1336年）至至元四年（1338年），元朝皇帝妥欢铁穆尔遣使教皇本笃十二世的15个欧洲人中只有一个不是热内亚人。可见，当时在中国的欧洲人中热内亚人占据很大比重。

尽管到中国做生意的意大利商人有不少，但直接做欧洲与中国贸易的应该相对较少。在前往中国的漫长旅程中，货物的重量是一个特别需要考虑的问题，并且货物的利润要足以支付各种成本。为解决这一问题，欧洲商人们在贸易方式上采取了一些变通。佩戈洛蒂在其《商业指南》中建议商人们带几卷轻便但贵重的布匹从威尼斯或热内亚出发，到乌尔根奇换取银锭，然后继续前行，到元朝境内将银锭兑换成纸币。当然，最好的选择是与蒙古统治者做生意。他们所需要的商品价格昂贵，利润巨大，足以支付运输成本。据马可·波罗记载，他的父亲和叔叔曾利用在君士坦丁堡出售商品获得的利润购买珠宝，赠送给钦察汗别儿哥。钦察汗不愿无故接受他们如此慷慨的馈赠，不但对所有的珠宝加倍偿还，而且还回赐了许多珍贵的礼物。蒙古帝国时期的贸易发展促使一些商业重镇的崛起或复兴，大不里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畜牧业

蒙古草原的自然环境一直是适宜畜牧生产的，除少数地方覆盖有很稀疏的森林外，其他地区均为盛产野草的天然放牧区。“这里不适合种植作物，却适合饲养畜群，即便算不上十分理想，至少也是相当适宜的。”大蒙古国的牧民们牧养牛、马、羊和骆驼等牲畜，“逐水草放牧”为其主要经济活动。对于草场的选择，当时已经有了较清楚了认识，懂得什么地方更适合放养牲畜。夏天人们迁到气候凉爽、水草丰美的山地，冬天迁到比较温暖的草甸。为了保护草场，蒙古人颁布了法令，“禁草生而斸地者，遗火而爇草者，诛其家”。破坏草原、烧荒毁草的人，要被处以诛其家的重刑，惩治相当严厉。窝阔台汗当政时期，“在没有水的地方挖掘出井，使百姓得到水和草”，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畜牧环境、扩大了草场，促进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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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描绘的万安宫“银树”喷泉

当蒙古人攻下一座城市或者王国时，如果他们发现了有技能的人，例如工匠、手艺人或技师等，这些幸运的灵魂就能免遭屠戮，并被送往特定的地点，为蒙古人工作。他们可能会加入蒙古军中，并成为炮兵或技师，其他工匠则被派去为蒙古宫廷制造物品。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金银匠巴黎人威廉·比希耶（William Buchier），据鲁布鲁克记载，他曾在哈拉和林设计并制造了著名的银制酒喷泉。

除了哈拉和林，最著名的地方是镇海城。镇海是蒙古朝廷中的一名高官，他于元太祖七年（1212年）在蒙古草原的中西部建造了这座城，起初是作为军事据点。这座城市逐渐扩张，城中有一座颇具规模的作坊，里面有汉人工匠，其中很多人在至元二年（1265年）左右被允许回到华北，在大都和上都附近工作。这可能是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并拒绝给予海都等人技术资源的一个结果。另一座城市拜八里（意为“富饶之城”）建于色楞格河畔，成为珠宝与金器的设计和制造中心。在蒙古草原上建立这些制造中心是个合乎逻辑的选择，这也使后勤制度的建立变得必要，以向居民供应食物和工作。当然，这也增加了前往蒙古草原的交通运输。

而蒙古草原并不是唯一的工业生产地。蒙古人在叶尼塞河上游支流沿岸建立了一座丝织品制造中心。西伯利亚在历史上并不以产丝闻名，但是这显示了蒙古人的能力，不仅迁移了工人，也给他们提供原材料，由此控制了奢侈品的生产。这里和其他一些地方生产的主要产品是蒙古宫廷极为热衷的织金锦，又称“纳失失”。生产这种织物需要大量的丝和黄金。丝基本上来自中国，而生产中心则设在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相对靠近蒙古草原西部的阿尔泰山和叶尼塞河流域的金矿。这样一来，就降低了制造纳失失的成本。1盎司黄金能够变为长80公里的线，缠在一条基线上，则可以产出长1,600公里的线。尽管生产纳失失所需的黄金并不多，但是使纳失失生产中心靠近更为昂贵的黄金的产地是说得通的。丝也十分昂贵（确实是丝而不是黄金成了元帝国通货的准备金），但是用驼队运输大包的丝显然比运输小包的黄金更加容易，因为黄金比丝更容易消失。

当然，要想获得黄金，除了强力的后盾还需要有技术的劳动力。蒙古在列格尼茨战胜波兰和条顿骑士团等势力的联军之后，蒙古诸王不里带走了所获的俘虏，其中有数量很大的一队日耳曼金矿工人。这些战俘在中亚度过了余生，在距今塔什干东北约270公里处的塔剌思附近为不里工作。蒙古通过入侵花剌子模帝国一战，也获得了数以千计的技术工匠。尽管不应完全相信拉施德丁的估计，他说蒙古人将10万名工匠迁往“东方之地”（bilad-i sharqi），但毫无疑问，到来的工匠确实是数以千计的。

农业

在大蒙古国时期，作为游牧经济区的蒙古草原很早便发展起了农业生产。蒙古建国前后的不断征战，使不少农耕民族的人们成为俘虏被运回草原，特别是蒙古人“掠中国之人为奴婢”，并将他们运回草原，这些汉人因为“必采食而后饱”的饮食习惯，在水源相对充足的地区开辟出小片耕地，草原上出现了农业生产活动。对于这些农事活动，窝阔台是支持的。在和林境内，有个人种植萝卜，获得了一些收成；另有一人在和林附近种植了一些柳树和杏树苗，并长出了嫩芽（由于严寒，树在当地很难生长）。因为这些成绩，窝阔台对这2个人给予重赏。此后，这种耕作活动不断得到发展，到元定宗二年（1247年）张德辉应忽必烈征召北上和林时，和林的居民已“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间亦有蔬圃”了。

货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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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元宝交钞

蒙古人统治中国时，对中国的币制，带来一种基本的变革，就是使中国从此采用白银为价值的尺度。中国的币制，可以根据各种标准来划分阶段。例如根据铜钱的名称，是以唐代为一分水岭，唐以前是用铢两货币，唐以后用宝钱。根据纸钞的采用，则以宋代为一分水岭，宋以前用金属货币，宋以后使用纸币。但这些分别都不是基本的，因为宋以前主要的价值尺度是铜钱，两宋的交子、会子是兑换券的性质，仍以缗文为单位。只有自元朝起，中国改用白银为价值尺度，并且逐渐发展到用白银为流通手段。

蒙古人是从游牧生活受到邻近民族的影响、一跃而进入货币经济的。铁木真的时候，还残留着物物交换的办法。但由于邻近民族的影响，大概很快地就学会了使用白银。土耳其斯坦一带，一向使用银币，花剌子模的银币，在八世纪时就通行土耳其斯坦一带。而蒙古民族同花剌子模有密切的贸易关系。铁木真曾同花剌子模订过同盟，商队往来很为频繁。蒙古和花剌子模之间的战争，就是因为蒙古商队被花剌子模人所谋杀而引起的。这些说明蒙古人受花剌子模的影响的必然性。花剌子模是当时中亚的一个强大的国家，一切都比蒙古进步。所以蒙古人在征服中国以前，以及征服中国以后的初期，是使用白银的。不但贸易和借贷用银，物价也用银表示。每年对于皇亲和将士的赏赐是用白银。买马也用银付价。并且还有银币的铸造，币面有人骑马持刀像，但普通多是打一兽印，如鼠、牛、虎儿等，以代表年分。他们统治中国以后，文书上还是用虎儿年鼠儿年的办法。蒙古人在统治中国之前，就开始铸造中国式的钱币，不但有铜钱，而且有银钱；大朝通宝银钱便是一例。

在取得对中国的统治权以后，虽以使用纸币为主，而且曾几次禁止金银的流通和买卖，但这种禁令都是短期的，而且执行的效果如何，也有问题。因为民间对于借贷、劳务报酬、物价的表示和日常的交易，似乎都有用银的。这时白银的形态，大概已不是以前外国式的银币，而是中国式的银锭，或元宝。据说银锭称元宝，是元朝开始的。在发行纸币之后，白银还是价值的尺度，初期的中统钞是以银为本位。后来的纸币，也都以锭为单位。就是在采用纯纸币流通制度的时候，还是规定对金银的比价。至于至大年间所发行的钞票，名字就叫做银钞，更是以银为基础了。

大蒙古国时代铸币

名称	语言	文字	图片
成吉思汗时期金第纳尔	波斯语	阿拉伯字母	File:Gold coin of Genghis Khan, struck at the Ghazna (Ghazni) mint.jpg
脱列哥那时期银迪拉姆	波斯语	阿拉伯字母	File:Töregene Khatun coin.png
蒙哥汗时期银迪拉姆	波斯语	阿拉伯字母	File:Georgian Issue of Davit VII Ulu.jpg
大朝通宝	汉语	汉字	File:Da Chao Tong Bao (大朝通宝) - Silver - Scott Semans 02.jpg
大朝金合	汉语	汉字
支钞半分 交钞半分	汉语	汉字	File:支钞半分 交钞半分 銭.jpg

赋役制度

元太宗二年（1230年），元太宗定诸路课税，酒课验实息十取一，杂税三十取一。元太宗二年（1230年）十一月，从耶律楚材之议，置燕京、宣德、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十路征收课税所。十路课税所是在金朝原有的课验赋税的财政机构上的改造，耶律楚材重新建立课税所，虽然不能说是一个创举，但它确实为蒙古在中原汉地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财政设施。因此，十路课税所的出现成为蒙古问鼎中原的有力的经济保证。同时，它也是蒙古进一步趋向汉法的重要开端。

课税所虽然主要任务在于征收赋税，承担经济事务，但它也是行政机构。在当时蒙古的中原统治区，“官盛刑滥，民困财殚”。宋子贞在东平“按刷文检，均科赋税，纠举官吏，吏民始知有官府之政。”虽然如此，百姓也不得安命，所以杨奂任河南路征收课税长官时，“政事约束一以简易行事，按行境内，亲问盐务月课几何，难易若何。”十路征收课税所重新括取金源西夏的“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周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因此，元太宗三年（1231年）八月，元太宗授耶律楚材“中书省印，俾领其事，事无巨细，一以委之”。

在改变蒙古旧俗“不待蛋而衣，不待耕而食”的宗旨下，元太宗窝阔台对农桑事业予以很高重视。元太宗五年（1233年），“以阿同葛等充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次年，“以胡土虎那颜为中州断事官”，“诏括户口”，“夏六月复括中州户口，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耶律楚材以“自古有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反驳失吉忽图忽为代表的“朝臣共欲以丁为户”的主张之后，又奏括民户籍为编民，于是元太宗八年（1236年）初定中原户赋，规划了丁、地税。每户科栗二石，后增至四石，“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这样的规定，难免造成赋役不均，“民之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产去而税存”，因此又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的条画。业农者以外的民户，“工匠僧验地， 商贸验丁”。地分上中下三等，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丁、地税的统一征收，固定了蒙古集团的经济来源，对北方混乱的农业经济的恢复是一个有力保证。税粮以外又行科差。科差包括丝料和包银，原则上是按民户财产多少征科；“每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官；五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本位。”

社会文化

宗教

蒙古族生活在北方草原，从事游牧生活。蒙古族原来没有文字，主要信奉萨满教，也有一部分信奉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宗教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后，向外扩张，接触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蒙古统治者对于各种宗教原则上都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给予保护和支持。多种宗教的兴盛，是蒙古前四汗时期文化的一大特色。

元代最盛行的宗教是佛教，特别是从西藏传来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形成的一个教派，最受到元朝统治者的尊重。元世祖忽必烈尊西藏大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命他制定蒙古新字，下诏颁行天下，俗称八思巴字。此后，元朝皇帝和后妃们都以喇嘛为帝师，由其传授佛戒。帝师和其他喇嘛们不仅在政治上拥有特权，在经济方面又免田税、商税以及差役，而且常受元朝政府的赐予。

道教在元代分为几派。江南有正一教，也称天师道。天师世居江西龙虎山（在今江西省贵溪市），这是传统的旧派。在北方有三个新兴的派别，即全真教（王重阳所创）、大道教（刘德仁所创）、太一教（萧抱珍所创）。其中以全真教势力最盛，广泛流行于北方。成吉思汗西征时，曾经召见全真教主丘处机，问以长生之术，呼之为“丘神仙”，封为国师，赐号“长春真人”，命其总领道教。丘处机随从到过中亚等地，其弟子李志常著有《长春真人西游记》，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史料。在这之后，道教即受到政治上的优遇。忽必烈统一江南后，又宣召正一教天师至京城，命其世代管领江南道教。道教徒在元代被称为“先生”，一般是种田的不纳田税，做买卖的不纳商税。

基督教自欧洲传入，在元代被称为也里可温（意思是信奉基督教的人）。大约至元三十年（1293年）间，意大利教士若望·孟高维诺来北京传教，任第一任天主教总主教。元代基督教在全国各地都有信徒，在沿海城市和内地都有教堂。伊斯兰教在元代也颇兴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大批来到中国，散处各地，被称为“回回”。他们的传教士称为答失蛮（波斯语音译，意为学者）。同时，也有一些汉人和蒙古人信奉伊斯兰教。此外，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在元代也有所传播。

思想

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农业地区，当时称为“汉地”。成吉思汗对金用兵，夺取了包括金中都（今北京市）在内的大片土地，金朝被迫迁都南京（今河南省开封市）。窝阔台汗时期，蒙古灭金，实现了对“汉地”的统治。“汉地”历来占主导的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传统文化。成吉思汗接触过个别“汉地”士人，如契丹人耶律楚材，以及佛、道二教的代表人物，但中原传统文化在他的心目中是没有地位的。窝阔台汗曾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采取过一些保护“汉地”文化的措施，如以考试方式确定儒户、立经籍所、封衍圣公等，但随着耶律楚材在政治上失势，这方面的措施没有再推行下去。此外，窝阔台汗还曾下令在燕京（今北京市）兴办学校，培养翻译人才，此事指定全真派的道士负责。这是蒙古学校教育的滥觞。贵由汗在位时间很短，忙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继起的蒙哥汗“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对“汉地”的儒学没有兴趣。他曾问：“儒者何如巫、医？”实际是认为儒者无用。在蒙古上层，他的这种想法是普遍存在的。“汉地”的道教、佛教，得到蒙古统治者的扶持，声势日盛。因为利益冲突，佛、道二教在蒙古统治者主持下举行两次辩论，成为当时“汉地”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件大事。另一方面，“汉地”的汉人世侯，如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严氏、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史氏等，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做过一些招徕儒士文人、整治学校的举措，对于儒学的延续，起了有益的作用，当然规模是有限的。

从13世纪40年代起，蒙哥之弟忽必烈便开始招致“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50年代初，蒙哥汗即位后，忽必烈受命管理“漠南汉地”，更加强了收揽“汉地”人才的工作。他多次表示了尊重儒学的态度，采取一些恢复地方学校的措施，因而赢得了“汉地”士人的好感，向他献上了“儒教大宗师”的头衔，视他为儒教的保护人。与此同时，忽必烈对各种宗教同样采取“护持”的态度。也是在13世纪40年代，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班到西凉（今甘肃省武威市）与蒙古宗王阔端会晤，导致吐蕃地区归附蒙古。50年代忽必烈出征云南回师途中，与萨班之侄八思巴相见，从此藏传佛教逐步传入中原地区。

在金朝统治下，士人们热衷于诗词歌赋，关心理学者极少。反之，理学在南宋统治地区得到很大发展，朱熹是南方理学的代表人物。元太宗七年（1235年），蒙古对南宋用兵，攻陷德安（今湖北省安陆市）等地，大肆俘掠。儒生赵复、砚弥坚等因此北上，赵复在燕京开办太极书院，砚弥坚等在各地教授学生，南方理学得以北传。许衡、姚枢等人都成了理学信徒，后来相继入忽必烈幕府。在诗文方面，一批金朝“遗民”的创作，成为文坛的主流。遗民文学的特点，不外是怀念故国，感怀身世，有的还对蒙金战争造成的灾难进行批判。元好问是他们中最有影响的代表。异军突起的是新西域诗，耶律楚材和邱处机以诗歌记述他们的西域见闻，为当时的文坛增添了光彩。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杂剧开始成型，在城乡演出。在史学方面，金史特别是金朝亡国史的编纂成为一时风气，而多种蒙古和西域行记的出现，应视为这一时期文化的一个特点。

教育

早在元太宗六年（1234年），蒙古统治者即就金之枢密院建宣圣庙，设总教国子之官。四年后又建太极书院。至于正式的学校，则从忽必烈即位后才开始。元代教育行政机构，在中央，有国子监、蒙古国子监、回回国子监；在地方，有诸路儒学提举司和医学提举司。国子监创立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隶集贤院，置祭酒、司业、监丞、典簿、令史、译史、知印、典史等官。蒙古国子监创立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置祭酒、司业、监丞，后又增置令史，必阇赤、知印等官。回回国子监创立于延祐元年（1314年），官制不详。诸路儒学提举司创立于中统二年（1261年），医学提举司创立于至元九年（1272年）。

元太宗窝阔台于元太宗七年（1235年）派遣蒙古军队进攻南宋，俘虏了赵复等一批学者。这时，程朱理学在南宋已经十分流行，但由于淮河以北长期被金国统治，北方士人仍然用唐代以前的旧方法解释儒经。赵复懂得程朱理学，立即吸引了蒙古的一些重要官员，得到他们的尊敬。于是蒙古政府在燕京开办太极书院，提供了八千多卷书籍，建立了祠堂祭祀程颢、程颐和朱熹等理学大师，请赵复讲授他们的学说（《元史·赵复传》）。这件事对元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程朱理学从此成为蒙古政权的正统思想及学校和书院教育的中心内容。

理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直接导致它在后来开设的科举中确立了官方学术的地位。元仁宗开科举，程式多采于朱熹《贡举私议》。其经书考试尤重《四书》，单独出题，并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汉、南人试《五经》之一，考试标准亦以理学家有关著作为主。总体而言“非程、朱之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而正”。由于程、朱等人对《五经》的研究不够全面、系统，故元朝《五经》考试在侧重理学的同时亦兼用古注疏。

文字

蒙古族初无文字，《蒙鞑备录》记载：“今鞑之始起，并无文字，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最初曾用汉字和畏兀儿字母来拼写自己的语言。宋嘉泰四年（1204年），铁木真征讨乃蛮，获掌印官塔塔统阿，“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国言”是指蒙古语，即教太子诸王用畏兀儿字拼写蒙古语，从而创立了畏兀儿蒙古文，这是蒙古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元太祖元年（1206年），成吉思汗以失吉忽秃忽为最高断事官，命“所断之案，书之青册文书，传至子子孙孙，其勿更改失吉忽秃忽与我议拟之白纸所造青册文书，脱有更改者，则当罪之”。这是蒙古帝国最早使用蒙古文字记载蒙古案例。以后蒙古帝国便使用蒙古文字书写公文、信件、玺书、碑刻等。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六年（1269年）二月诏书中：“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儿字，以达本朝之言。”

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深感用畏兀儿文字书写蒙古语言非常不便，于是命帝师八思巴创制一种蒙古新字。精通梵文和藏文的八思巴，遂创制出一套配音远较畏兀儿文字正确的字母，即八思巴字，也就是蒙古新字。《元史》对此记载到：中统元年（1260年），世祖即位，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也”。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为八思巴创制文字成功特意颁布诏书，将八思巴字颁行于天下。诏书说：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有关，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灵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文学

元朝文学包含了各民族的成就。除汉族文学以外，各族人民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蒙古文的《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不仅记录了蒙古族的兴起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的历史，而且汇集了蒙古族早期创造的诗歌、口碑、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既是一部民族史诗，也是一部历史文献。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是元代写定的一部藏族民间说唱体的英雄史诗，当时曾在全国广为流传，深得汉藏、蒙古等族人民喜爱。该史诗除国内有汉、蒙文译本外，还被译成俄、德、英、法文节译本。

元朝文学最突出的成就是汉族创作的元曲作品，它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主流。元曲包括剧曲和散曲两种。剧曲当时称为杂剧，在当时极为盛行。元代创作杂剧的作家很多，据元代锺嗣成《录鬼簿》、《录鬼簿续编》等书的记载，元代有姓名可考的杂剧作者约200多人，剧目达600余种，保存至今的有160余种。元杂剧初兴于河北、山西及京城大都，它的兴起与城市经济繁荣及汉族人民思想束缚的相对松弛和蒙古族对歌舞的爱好等因素有关。元杂剧也是各族文学相互交融的产物，它是汉、女真、蒙古等族说唱艺术的融合。元代杂剧作品很多，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是被誉为元曲“四大家”的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及郑光祖等人的创作。关汉卿的《窦娥冤》、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等代表性的杂剧作品至今仍被人们以各种戏曲形式传播，深得人们喜爱。此外，还有王实甫的《西厢记》、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石君宝的《秋胡戏妻》等作品。

史学

蒙古先人有修史记事的传统。蒙古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之前，就编撰了《蒙古秘史》。《蒙古秘史》是用畏兀体蒙古文写成的蒙古第一部史书，它的出现是中国史学的一件盛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统治者在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逐步吸收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封建文化，并仿效中原王朝的修史制度，在短期内完成了《宋史》《辽史》和《金史》，使宋、辽、金三朝的主要历史资料得以系统地保存下来。同时还编修了本朝历史（如《元实录》），汇编了本朝的典章制度和文献，为后人研究元史提供了一些资料。

由于元朝统辖区域广阔，地跨欧亚两大洲，因此元代用其他语言文字编写的有关历史文献就更为丰富多彩。在数量众多的非汉文史籍中，波斯文史籍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由于波斯蒙古王朝的创立者旭烈兀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弟弟，他所建立的伊儿汗国一直遵奉元朝为宗主，并以藩国自居，故两国来往极为密切，伊儿汗廷对元潮的情况也了解得十分清楚，并在其史籍中有大量的纪载。在有关蒙古史实的波斯文献中，最为重要的历史文献有两部：一是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一是拉施德丁的《史集》。

历法

蒙古帝国草创时，承用金朝的《重修大明历》。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成吉思汗西征，耶律楚材发现《重修大明历》呈现“后天现象”，二月和五月朔日微见月光，五月望日预报月蚀又不验。于是耶律楚材以《重修大明历》为基础，编订《西征庚午元历》。其中天文数值均有修改。更进一步，耶律楚材于《西征庚午元历》引进一崭新的概念──“里差”，以寻斯干城为中线，东西相距里数定时差，东加西减。《西征庚午元历》为中国首部有时差概念的历法，可惜并未颁行。及后蒙古帝国分成四汗国后，元帝国回复中原观念，里差法逐没有行用。

至元十七年（1280年），许衡、郭守敬等人奉诏编成新的历法《授时历》。第二年元世祖忽必烈诏令颁行全国。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之一。《授时历》根据郭守敬等创制的各种新仪器进行的精密天文观测，考证了7项天文资料；计算出5项日月运行的新资料；采用郭守敬首创的弧矢割圆术来计算太阳黄道与赤道积度；采用百进位元制表示小数，提高计算精度；废弃上元积年法，以至元十八年冬至时刻为历法历元；推算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与现行西历相同，比欧洲格里高利历早300多年，反映了测量的高水准，也说明《授时历》有很高的精度。《授时历》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历法之一，也是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久的一种历法，它在元明两代一共使用了364年。

元代设有回回国子学，又设有回回天文台，足见元朝如何重视回回文化，尤其回回的天文历法。回回天文台的设立，是在至元八年（1271年）。回回历算家中最著名的是札马鲁丁。札马鲁丁是波斯人，在至元四年（1267年）曾著有《万年历》，元世祖予以颁行，这是在郭守敬《授时历》之前的一种历法。与此同时中国的天文学知识也传到中亚和西亚。纳速刺丁在马拉盖建造天文台，并主持编纂《伊儿汗历》，其中就包含有中国历法的内容。

交通

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人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地消灭了欧亚大陆的几十个国家，扫除太平洋两岸至东欧平原和伊朗高原间的人为疆界，把如此辽阔广大的地域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这是自古以来绝无仅有的。几百年来，这些地区的国家和政权，或内部腐败、堕落，或内哄、分裂、干戈不休、严重破坏著社会生产力，阻碍社会的进步，影响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蒙古帝国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混乱的局面。蒙古大帝国的出现使远东、中亚、西亚、北亚和东欧统一了起来。

为了加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蒙古帝国大量修筑了交通道路，驿站制度建立起来了。早在成吉思汗时就仿效中原地区的驿传制度，在境内设驿站。元朝建立后，为了加强同各汗国的联系，各地普遍设立驿站，形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通往帝国各地区，出现了“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的局面，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频繁交往。当时的中国是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通过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和驿站，中国发明创造的火药、纸币等传到西方；西方的各种物产、药物、天文历法等科技知识也相继传入中国。

空前活跃的元代东西方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路线，有四条横贯欧亚大陆的陆路道路。它们是天山北路、天山南路、西域南路和经过吉尔吉斯草原到达钦察汗国首都萨莱再进入欧洲的“钦察道路”。钦察道路沿途主要经过敦煌、哈密、别失八里（吉木萨尔）、土库曼等地。前面三道路合称“波斯道路”，沿途主要经过敦煌、罗布泊、天山南路、大不里士，直达土耳其。

元代的海上交通也进一步发展起来。十三世纪后半期，忽必烈发兵攻打占城、安南等地，席卷东南亚。同时，这时前往东南亚地区的中国移民数量大为增加，尤其因南宋的灭亡，不少南宋遗民亡命占城等地。他们是华侨的先驱。泉州、广州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中国商船远航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地中海，甚至非洲北岸和东岸。外国船舶也大量碇泊泉州、广州等港口，卸下各种货物，主要有南海特产、香料、犀角、象牙等。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有金银、丝绸、瓷器、铜钱等。此时的南海贸易正在迅速发展起来，远洋航海技术政在不断成熟。元朝航海事业的大规模发展，实际上为明初郑和航海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统一的蒙古大帝国内的方便交通条件和频繁交流，可以看做是东西方更进一步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曙光。

科学技术

农学

蒙古人原来过着游牧生活，对农业经济缺乏了解，因此在攻进中原之初，元太祖近臣别迭等甚至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试图将汉人赶走，将良田废为牧场。但当他们对中原农业有所了解后，发现农耕收入显然胜于游牧，因此转而重视农业。为适应发展农业的需要，元代公私都编纂了很有影响的农书。至元十年（1273年），大司农司“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披阅参考，删其繁重，摭其切要，纂为一书”，编成了《农桑辑要》。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农桑辑要》编成后，“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书颁诸路”，又于延祐二年（1315年）“诏江浙行省印万部，颁降有司遵守劝课”。此后，司农司又编纂了《农桑杂令》《栽桑图说》等书。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民间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很大的农书，如王祯撰《农书》三十七集、畏吾儿人（即维吾尔族）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二卷、罗文振撰《农桑撮要》七卷等。

医学

蒙古族医药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传统医学，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是蒙古族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一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医学科学。它不仅有着丰富的医疗实践，而且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诊疗经验。早在十二世纪以前，蒙古族人民就发明和运用了许多适合地区特点的医疗方法。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原有的医疗经验上逐步形成了具有初步基础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古代蒙医药。后来又吸收了藏医、汉医传统医学及古代印度医学的基础理论和医疗经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

早在元太宗九年（1237年），元太宗窝阔台在燕京等十路设“惠民药局”，“官给抄本，月营子钱，以备药物，择良医主持，以疗贫民”。同时，还在地方官学中专设医学以培养专门人才，因此，元代的医学极为发达，不仅继承了汉族的传统医学，还结合了蒙古医学、回回医学（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医学、药学著作，如《丹溪心法》《汤液本草》《回回药方》《饮膳正要》等。

元代中医方面有两个大家。一个是宫廷骨科医生危亦林（1277年－1347年）。他写了一部骨科专论《世医得效方》，其中记有用曼陀罗和乌头作麻醉剂的方法。危亦林在临床中使用了这种方法。这是文献所记的世界上最早的麻醉剂使用。在当时，这种技术无疑是使病人在开刀时免除疼痛的妙术。另一个是民间医生朱震亨（1281年－1358年），他是金代名医刘完素的三传弟子，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由于他用药治病以补阴为主，故被称为养阴派，是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之后的金元四大医家中的最后一位。元末明初的民间医生滑寿也很有名。他曾从几位医生学习传统的医学文献（《黄帝内经》之类），尤其对针灸学有独到的研究，与北宋御医王惟一齐名。他于至正元年（1341年）写出了《十四经发挥》。日本人在针灸取穴时多以滑寿的穴位为标准。

数学

数学为天文学的基础。元代回回司天台庋藏中即包括数学典籍十五部。回回数学对中国数学的影响包括阿拉伯数字、土盘算法（又称“格子算”、“铺地锦”）、六十进位制及弧矢割元术（球面三角法）等。在元朝时，阿拉伯数字和笔算方法已经传入了中国，许多数学著作也由阿拉伯人带到中国，中国的算术也影响了阿拉伯人的数学。在日本和朝鲜，南宋杨辉和朱世杰的著作都被翻译刻印，日本的算学家们还对这些书加了注解。

金元之际，李冶著成研究天元术的数学著作《测圆海镜》和初学天元术入门书《益古演段》。天元术即代数学中的一元高次方程的立法，“天元”表示未知数。李冶在《测圆海镜》中取消了用地元表示负数次幂，只用一个天元，并采用正数次幂在上，常数与负数次幂在下的排列顺序。他的天元式表示法，意义上和今天的一元高次方程的表示法是完全相同的。《测圆海镜》是当时天元术的代表作。

大德三年（1299年）和大德七年（1303年），朱世杰在扬州刊刻了他的两部数学著作《算学启蒙》和《四元玉鉴》。《算学启蒙》包括了乘除法运算、开方、天元术、方程术等当时数学各方面的内容，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四元玉鉴》继承了天元术的成就，在二元、三元方程组解法的基础上推进到四元方程组解法，创造了四元术。这是朱世杰在数学上的出色贡献。

天文学

元朝建立之前，追随成吉思汗的金国人赵知微和契丹人耶律楚材都曾研究过天文历法。忽必烈的哥哥蒙哥大汗幼时曾师从阿拉伯人学习过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由阿拉伯数学家从希腊文摘译成阿拉伯文）。伊儿汗国建立后，旭烈兀（1219年－1265年）派阿拉伯天文学家在伊朗西北部建立了马拉盖天文台。许多中国人和西班牙人也在这里待过。后来蒙古族天文学家兀鲁伯（1394年－1449年）在撒马尔罕建立了天文台，通过观测，在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编成了《乌鲁伯格天文表》。这个表曾在中亚和欧洲风行一时。

忽必烈在这方面当然不甘落后，他曾广泛地搜罗各地名士和科学家。除数学家李冶始终不肯在元朝为官外，金国学者王恂（1235年－1281年）和郭守敬（1231年－1316年）、波斯人札马剌丁（元初人）、阿拉伯人爱薛（1226年－1308年）等和一大批东西方学者则聚集到了这个政权之下。元朝时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出现了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两大流派熔于一炉的繁荣景象。

郭守敬是其中的佼佼者。据《元史·天文志》记载，金亡时留在北京的天文仪器已残旧，他被任命负责新仪器的设计和监造。郭守敬在这时大胆而天才地改进了西汉时制出、宋时改造、金时沿用的浑天仪的结构。过去10吨多重的铜仪器经过他的改造后结构简单多了，反而能更加方便地观测天象。经他改造过的浑仪结构与原来有很大的区别，实际上是一个地平经纬仪，当时被称为立运仪，现在一般称简仪。除此之外，他还设计制造了另外十几种天文和记时仪器。利用新仪器，郭守敬组织测量了前人未命名的1000余颗恒星，使记录的星数从以前的1464颗增加到2500颗，并编制了当时星数最多的一张星表。在当时的天文仪器中，还有札马剌丁制造的六七种中亚人用的天文仪，这些中亚仪器的汉名说明它们和传统的中国天文仪器的功能差不多。据说这位波斯人还在中国制造了第一个地球仪。但不知他是根据什么思想和数据造的，因为当时地球各个部分还没有被人类完全发现，甚至它的球形也只是一些人的推测。但他带来23种阿拉伯文的科学书籍则是肯定的，其中之一是希腊人克劳狄乌斯·托勒密的《天文集》的译本。

担任太史令的王恂和郭守敬的另一件重要工作是负责主编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授时历》。这个历的回归年的长度同今天的公历相同。显然，王恂和郭守敬在数学计算方面已经创造性地应用了阿拉伯人传来的几何学⸺球面三角方法。在郭守敬倡议下，全国陆续设置二十七个观测站，在北纬十五度到六十五度的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纬度测量。在完善仪器、实际观测基础上，郭守敬运用“垛登招差”（内插法三次差计算）、“立浑比量”（球面直角三角形法）等方法，做了精密演算，终于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编成著名的《授时历》。

地理学

元代黄河源的最先考察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当时的招讨使都实率人抵达河源，翰林学士潘昂霄按阔阔（都实的弟弟）的叙述，写成了《河源志》一书。自然，西藏并入元朝版图是开展这一探险的政治前提。

在蒙古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地理考察十分时行。所以，元朝时出现了许多游记、地理志和图志之类的图书。其中游记有耶律楚材的《西游录》，随丘处机（1148年－1227年，号长春真人）游历中亚的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随常德（蒙哥大汗时的特使）于元宪宗九年（1259年）到波斯西北部西觐皇弟旭烈兀的刘郁的《西使记》。还有作为元朝使者随员到柬埔寨的周达观（1295年－1297年在柬埔寨）所著的《真腊风土记》，游历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等。

朝廷所修的地方志是1300卷的《大元大一统志》。这部洋洋巨著中引用了北宋开宝九年（976年）至太平兴国九年（984年）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中不少材料。当然，在地图方面最有价值的大概要算朱思本（1273年－1337年）绘的《舆地图》了。他用10年时间，总结了唐宋以来的地理学成就，还做了不少实地调查，绘成此图，它反映了元朝勘察河源的成果，精确度较高，成了明清舆图的重要范本。这些地理知识大增了中国人对海外的认识，明初的郑和下西洋是以此为前提的。

水利工程

元代涉及到水利的著作文献较多，如瞻思《重订河防通议》、任仁发《浙西水利议答录》、欧阳玄《至正河防记》等，王祯《农书》也有专篇论述水利灌溉。元代水利工程兴修之事是历代中最多的，据不完全统计，大型水利工程至少有26多处（其中北方60处，南方200余处）。水利技术水平比宋代也有很大进步，元代不仅兴筑水渠，而且普遍采用了可调水量的坝和闸（斗门）。元代郭守敬、张文谦西夏修复灌渠、京杭大运河截弯取直、贾鲁治河等均在水利工程技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记载。后人因此说：“元人最善治水”。

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建都大都（今北京市），在金中都的基础上，于原城东北重新营建都城，规模很大。为使南方物资，特别是粮食北运大都，减少海上漕运绕道及内河漕运绕道或陆上搬运的不便，便开始考虑凿通京杭大运河，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元代伟大的科学家、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来主持规划设计和施工。京杭大运河于泰定二年（1325年）全线贯通，总长1700余公里，它比隋、唐、宋时期的南北大运河，缩短了900多公里，为以后的京杭大运河奠定了基础。郭守敬由于长于数学和天文，继王恂升任太史令。他还主持了元初的几项重要水利工程，发明了以海平面为基准来计算两地间高差的方法。为了一些水利工程设计，郭守敬甚至还亲自上溯考察黄河源。

军事工程

蒙古人之所以能征服欧亚大陆一片广袤的区域，不仅靠的是游牧生活本身的高度机动性（马匹带来的优势表面上看是战术性的，实则具有战略意义），而且靠的是中国人的技术发明，如火药、火器、技术含量较高的攻城器械，同时还有对掳来的大量中国工匠的利用，换句话说，蒙古人将中国人的先进技术转化成了军事能力。

元代的冷兵器，以弓矢为主。其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吸取其他民族的兵器。蒙古收降很多外族军队，都保留着各自的兵器，如汉军就保留了宋代的兵器。所以总的来说，元代冷兵器的种类形制是很复杂的。单就蒙古兵而论，蒙古以骑兵为主，恃弓力强带箭多以取胜，长短兵器则有可刺可掷的标枪和近战用的刀、斧、剑等几种兵器。蒙古人很注意发展抛石机，用为攻城的主要兵器，其特点是专门成立了“炮军”，攻城时大量集中使用。如元太宗八年（1236年），攻金凤翔城时，仅打城的一角，就使用抛石机400座。至元十年（1273年），元军攻襄阳，用西域人亦思马因所造的抛石机，发射75公斤重的石弹。《元史》说它的威力：“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后来人们称这炮为回回炮（亦称襄阳炮或西域炮）。这炮比以前的抛石机有很大改进，它能抛射50公斤以上的石弹而不用人拉绳子，这对抛石机来说，是一项重大改革。襄阳之战后，南宋人也仿造回回炮。南宋亡后，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搜罗两淮能造回回炮的新附军600人和蒙汉人到京师，除大量制造回回炮外，还造有十五梢、九梢、七梢、五梢、三梢等抛石机。另外，蒙古人灭金以后，也开始造弩，据《元史》记载，有神臂弩、折叠弩、神风弩等类，其形制不可考，据说神风弩可射800余步，类似宋代的床弩。

火器在元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大约在元太祖六年（1211年）至元太祖十年（1215年）之间，蒙古人开始生产和使用火器，以后逐年增多。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至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军曾使用毒火罐、火箭、火炮等。灭金以后，蒙古人又获得金人制造震天雷的技术。元宪宗八年（1258年），蒙古军在攻报答（巴格达）时，曾使用“铁瓶”，就是属于震天雷之类的爆炸性火器。至元十一年（1274年）和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军两次东征日本，均曾使用过铁火炮。这一阶段的火器，大都是利用宋、金火器的成果。其创造性不大。至十四世纪初，元人在南宋发明的突火枪和火筒的基础上，进一步制造成功了金属管形火器，这在中国兵器史上是一个重大的飞跃。这种金属管形火器叫火铳。目前已知最早的铜火铳实物，是至顺三年（1332年）制造的一具铜火统。它长三十五点五厘米，口径一点五厘长，重约十四公斤，铳身刻有“至顺三年二月吉日”，“绥边讨寇军，第叁百号”，“马山”三行铭文。“马山”是造铳人，“绥边讨寇军”是使用者。像这样大的火铳，显然不能端著发射，它需要通过固定木座和三木楔，使火铳能在较大范围内俯仰，可以命中远近不同的目标。这也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早一具金属管形火器，它比欧洲现存的最古老的火铳要早约半个世纪。

对世界的影响

促进东西交流

十三到十四世纪，是人类交流最频繁的时期。蒙古帝国的建立加速了东西方的文化、技术交流，促进了多民族的融合。成吉思汗对东西文化的普遍提倡，遂产生东西文化之交流，源自东方之罗盘、火药、印刷术、瓷器等技术，均经此一时期的传播为欧洲人所学习。中东伊斯兰教文化，也经蒙古之冲击而将文化西传。

拿当时的西域交通来说，境内的丝路是最长最好的道路，这时期，整个丝绸之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单独一个国家控制，这使得东西方的商贸往来比其他地区及战乱时期要容易得多。

蒙古帝国与黑死病

欧亚大草原不仅是游牧民的家园，而且也是一些生物的产地，其中之一就是土拨鼠。这些啮齿类动物身上容易滋生跳蚤，这就携带了可能导致人群感染上黑死病（一种腹股沟腺炎传染病）的一种细菌。黑死病的发源地大约是在中国及中东一带，在亚洲一带也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疾病；因此亚洲人久而久之，对此恶疾发生某些程度的免疫力，而一直没有发生太大的灾害。看来，这种疾病的确传染给了蒙古人，但在他们之间的传染程度不是很高。不过，一旦这一细菌接触到外来者，就会导致灾难性的黑死病大流行，到十四世纪末，夺去了欧洲足足三分之一人口的性命。

一些史学家猜测黑死病大肆虐的起点是在至正七年（1347年）克里米亚的港口卡法。卡法当时是热那亚人的殖民地，由于他们和钦察汗国汗札尼别（1341年－1357年在位）发生争执，导致蒙古人围困这座城市。围城军队显然将染上瘟疫的死者尸体投掷到城内，企图借此威胁没有免疫力的城中人民投降，于是细菌传染开来，并伴随着热那亚船只的远航，如山林大火般迅速传播。首先波及埃及，接着就是欧洲的地中海沿岸区域，流行波及于西西里岛，此后黑死病就在北非、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英格兰等地蔓延；到了至正十年（1350年）左右，北欧及中欧、东欧皆陷于黑死病的魔掌之中。

黑死病使得中世纪的欧洲失去三分之一的人口，而对人关心的人文主义随之觉醒。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的第一部代表作《十日谈》就是乔凡尼·薄伽丘（1313年－1375年）在黑死病最泛滥猖獗的时期写成的，描述至正八年（1348年）发生在意大利的可怕瘟疫。然而也是在此时，欧洲竟迎来文艺复兴的曙光。

以战争传播恐怖

成吉思汗意识到，传播恐怖的最好方式不是通过士兵的行为，而是通过文人的笔。在报纸出现之前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信函在形成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在征服中亚的过程中，他们在代表成吉思汗的利益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蒙古人操纵宣传的机器，他们常常夸大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宣传之语传到哪里，哪里就传播着恐惧。尽管蒙古军队实行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杀戮，并几乎是将死亡当作一种政策，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还将死亡当作是制造恐怖的一种思考方式，然而他们却又以一种影响重大而又令人吃惊的方式，脱离了那个时代的普遍惯例。蒙古人并不实施严刑拷打、毁伤肢体或使人残废。在那个时代，战争通常是以一种恐怖的形态来进行的，而且同时代的其他统治者，通过公开拷打或骇人听闻的断肢毁体的方式，使用原始而又野蛮的策略，向民众灌输恐怖和惊悸。

从中国到欧洲，文明世界的统治者和宗教领袖都依凭这些骇人听闻的手段，通过恐怖来统治自己的民众，通过惊骇来打击敌人的信心。与同时代文明军队的恐怖行为相比较，蒙古人并不是通过凶猛而又残忍的行为来引起恐怖的，而是由于通过他们快速而又有效的征服，以及他们似乎完全轻视富人和有权势者的生命来引起恐怖。蒙古军向东进军的时候，释放出恐怖，但他们所发动的战争，比起其本身的血腥或残忍来说，更该重视的是，他们在战争中对强大敌军和表面上固若金汤的城市所取得的空前的军事胜利。

与传播的恐怖传闻相比较，起初向蒙古人投降的那些城市，得到了宽大而又仁慈的对待，于是那些城市居民就天真地怀疑起蒙古人的能力。投降之后，很多城市起初都忠顺地服从，而一旦蒙古人离开他们的国家，他们就马上反叛。由于蒙古人仅留下少数几位官员进行管理，而且又没有驻扎小部队留守城市，居民们误以为蒙古人的撤退是虚弱的表现，并且想当然地以为蒙古主力部队将再也不会原路返回。对于这些城市，蒙古人是毫不留情的；他们迅速返回叛乱的地方，并彻底地摧毁它们。一个被彻底毁灭的城市是无法再次叛乱的。

对被征服文明的破坏

成吉思汗曾梦想“让青天之下皆成蒙古人之牧场”。很多古代文献都记载，在蒙古的扩张过程中，无数的古代文明遭到毁灭，无数城市被摧毁，根据鲁道夫·约瑟夫·拉梅尔估计，在蒙古帝国的入侵下有3000万人被杀。在蒙古帝国对西方的扩张过程中有2,000万人被屠杀；整个亚洲的人口分布亦发生重大变化。大卫·尼科尔在《The Mongol Warlords》中说，“恐怖和大规模灭绝反对者是蒙古人屡试不爽的战术”。

伊斯兰世界的东半部经历了恐怖的死亡与毁灭。从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到中统元年（1260年），由于大屠杀和饥荒，波斯的总人口从1200万下降到110万。在中亚河中地区和大呼罗珊，自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时期建立的水利灌溉系统被彻底毁灭，同时也伴随着无数良田荒芜和成为沙漠；在西亚，自阿卡德帝国和古巴比伦时期建立的水利灌溉系统被彻底毁坏，大量良田荒芜。据统计，西亚地区的耕地面积至今未恢复到蒙古人入侵之前的60%。中亚、西亚及东欧至少七十多个城市遭到蒙古军屠城，有的城市甚至被多次屠城，给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和痛苦记忆。历史学家估计匈牙利王国（1241年—1242年）当时200万人口中的一半死于蒙古入侵。 基辅罗斯几乎所有的城市均被摧毁，投降者作为奴隶，大部分因繁重的劳役很快死去，战俘则加入蒙古军队继续西征。其人口同样有大约一半死于蒙古入侵。此外，Colin McEvedy的《世界人口史地图集》（1978）估计俄国欧洲部分的人口从入侵前的750万下降到700万。

中国地区的人口在蒙古入侵的七十年间明显下降。在蒙古入侵以前（1200年），中国（包括金朝、西夏、南宋、大理国）人口约有1亿4千4百万，甚至更多，而到至元十五年（1278年）只有7,000万人（1279年完全占领）。但学术界今天对此也有不同看法，认为人口数量的剧烈下降同样有人口统计的不完善和大规模遗漏或者蒙古军队带来的传染病的原因。

成吉思汗子孙繁衍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04年6月13日报导，英国牛津大学遗传学家布莱恩·赛克斯在当年6月推出了有关男性Y染色体研究的新书《亚当的诅咒》，他在书中声称，成吉思汗可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播种者”。追溯历史，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骑兵将中国版图扩张至历史最大，同时也使其子孙在欧、亚两洲的土地上繁衍，现在全球至少有1600万男性，与成吉思汗有血缘关系。英伦三岛也可能有他的子孙，其中还包括英国王室家族。

对诸国的影响

俄罗斯

蒙古人来到俄罗斯前，罗斯的中心在基辅（今乌克兰首都），蒙古人来到俄罗斯后摧毁了基辅，并一手扶植起莫斯科，把莫斯科打造成俄罗斯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中心，而现在的俄罗斯，正是莫斯科的延伸。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的形成有明显的当年蒙古的因素。1920年代，俄罗斯的欧亚主义就说：“俄罗斯与西方不相干，与斯拉夫（Slavdom）也无关。”瓦西里·奥西波维奇·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学生认为俄罗斯的统一，蒙古至少有一半功劳。另一位欧亚主义哲学家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伊在他的经典著作《论俄罗斯文化中的图兰成分》指出“莫斯科要感谢蒙古统治，俄罗斯政府制度也是蒙古式的。从本质上说，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蒙古国家。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响，有大量蒙古语借字、邮政、税收、服饰也受蒙古影响，军法制度也是从蒙古学的。”

西亚

受到第四代大汗蒙哥命令的旭烈兀，率领军队前往征服阿拉伯世界，攻陷并彻底破坏了曾经是世界大都市、领导世界史、为阿拉伯世界中心的巴格达。结果，阿拔斯王朝灭亡，阿拉伯世界的中心转移到了埃及的开罗。蒙古人以新都大不里士为中心，在西亚建立了伊儿汗国。

欧洲

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成吉思汗借口蒙古商队在中亚细亚的花剌子模国境被杀掠，率大军开始西征。成吉思汗西征令欧洲诸国极为震撼，中国与欧洲诸国也开始普遍接触。蒙古大军所进行的大规模的东西两方战役，几乎从印度河一直延伸到第聂伯河。从他进攻中原的第一次战役开始到元太祖十八年（1223年），在12年之内，蒙古军队曾经到达太平洋、印度河和黑海。在13世纪欧洲受到极大震动，以城堡为中心的欧洲正把基督教世界的边界向前推进，并与伊斯兰教为敌。在此阶段里，伊斯兰教仍然是基督教欧洲畏惧的唯一敌人。蒙古人的突然出现，不仅是一个晴天霹雳。用一位外国史学家的话来说：“由于我们的罪恶，我们不知道的部落来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是什么，他们是什么种族，他们信仰的宗教是什么——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跑出来的。”“鞑靼人从第聂伯河折回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再一次躲藏在哪里。由于我们的罪恶，上帝知道，他是从哪里把他们接来惩罚我们的。”欧洲人对蒙古大军的恐惧心态可见一斑，这影响到后来包括英国。这后来构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西方的“黄祸”论的历史起因之一。如清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1905年3月3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就说：“白人所谓黄祸之说，不知其起于何时。说者谓成吉思汗以铁骑蹂躏欧洲，西欧妇孺亦尝震惊于黄人之大创，而黄祸之说以起。”

日本

元灭宋时，当时日本正值北条氏控制的镰仓幕府统治时期。元世祖忽必烈欲收日本为藩属，于至元三年到至元十年（1266年～1273年）的七年间，先后七次遣使招降日本未果，遂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两次渡海远征日本，都以失败告终。而镰仓幕府虽然击败了蒙古人，但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无力给予各地御家人土地和金钱上的赏赐，幕府与武士之间的关系日渐松懈，反抗幕府统治的实力逐渐形成。50年后日野俊基等发动勤王运动，推翻镰仓幕府。不久足利尊氏崛起，与勤王派为敌，双方相持不下，历时50多年，史称南北朝时期（1336年～1392年）。至足利尊之孙义满时，南北朝对峙局面始告结束，但武人专政依然如故。足利义满设幕府于京都室町，称室町幕府（1336年～1573年）。

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对蒙古帝国入侵日本的历史进行了重新评价。在当时尊王攘夷论的史观下，元征日本失败不仅被政府支持的神道教渲染为“神风护国”；封建武士在对抗蒙古入侵者时顽强抵抗的表现也被宣传为武士道的楷模。在此两点宣传影响下，使当时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间都普遍相信日本是受到天照大神庇佑的“神国”，能够在对抗外国威胁时战无不胜。而随着其后日本跃升为亚洲强国，并在其后近百年的各种对外战争中屡次获胜，更加深了日本人对这个神话的迷信，一直至二战后日本战败“神风护国”论才息微。

朝鲜半岛

高丽政权持续了约500年，但在末期时国土却遭到元朝的大军侵略，不得不成为臣从。高丽也跟着元朝过海攻打日本，即“元寇”事件。当元朝因红巾之乱而衰退后，高丽便与元朝断交。废掉元朝干预之下所设置的行政机关，并重建高丽时代的各种制度。然而，随着明朝在中国的崛起，高丽的政权也分成亲明派与亲元派而混乱不堪，亲明派的国王被亲元派所暗杀、丧失了统治能力。亲明派的高丽武官李成桂眼见情势不妙，于是当机立断地发起政变、废黜亲元派的国王。接着，更迫使做为傀儡被拱上王位的国王让位，建立朝鲜王朝，成为初代国王“朝鲜太祖”。李成桂所成立的朝鲜，被冠上其家族姓氏而称为“李氏朝鲜”。继高丽之后，李氏朝鲜也存续了500年。

君主列表

  生前合法在位的大蒙古国君主及元朝皇帝（共15位）

  因拖雷家族内战使蒙古帝国分裂，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均未获普遍承认

蒙古帝国君主与年号（1206年－1368年）

肖像	庙号	谥号	尊号	名讳	在世时间	年号	在位时间	陵寝
大蒙古国皇帝
File:也速该.jpg	烈祖	神元皇帝	把阿秃儿	也速该	1133年－1171年		1160年－1171年
File:YuanEmperorAlbumGenghisPortrait.jpg	太祖	法天启运圣武皇帝	成吉思汗	铁木真	1162年5月31日－1227年8月25日	－	1206年－1227年8月25日	起辇谷
File:Tolui Khan.jpg	睿宗	英武皇帝	太上皇也可那颜	拖雷	1192年－1232年10月9日	－	1227年－1229年9月13日
		仁圣景襄皇帝
File:YuanEmperorAlbumOgedeiPortrait.jpg	太宗	英文皇帝	木亦坚汗 （仅见于近代著作）	窝阔台	1186年11月7日－1241年12月11日	－	1229年9月13日－1241年12月11日	起辇谷
	－	昭慈皇后	－	脱列哥那	？－1246年	－	1242年－1246年8月24日
File:Guyuk khan from Persian miniature.jpg	定宗	简平皇帝		贵由	1206年3月19日－1248年4月20日	－	1246年8月24日－1248年4月20日	起辇谷
	－	钦淑皇后	－	海迷失	？－1252年	－	1248年－1251年7月1日
	宪宗	桓肃皇帝		蒙哥	1209年1月10日－1259年8月11日	－	1251年7月1日－1259年8月11日	起辇谷
File:YuanEmperorAlbumKhubilaiPortrait.jpg	世祖	圣德神功文武皇帝	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	忽必烈	1215年9月23日－1294年2月18日	中统	1260年5月5日－1294年2月18日	起辇谷
			薛禅汗			至元
File:Ariq Böke.jpg				阿里不哥	1219年－1266年	－	1260年6月8日－1264年8月21日
大元皇帝
File:YuanEmperorAlbumKhubilaiPortrait.jpg	世祖	圣德神功文武皇帝	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	忽必烈	1215年9月23日－1294年2月18日	中统	1260年5月5日－1294年2月18日	起辇谷
			薛禅汗			至元
	裕宗	文惠明孝皇帝		真金	1243年7月8日－1286年1月5日
File:YuanEmperorAlbumTemurOljeituPortrait.jpg	成宗	钦明广孝皇帝	完泽笃汗	铁穆耳	1265年10月15日－1307年2月10日	元贞	1294年5月10日－1307年2月10日	起辇谷
						大德
	顺宗	昭圣衍孝皇帝		答剌麻八剌	1264年6月29日－1292年5月25日
File:YuanEmperorAlbumQaishanKulugPortrait.jpg	武宗	仁惠宣孝皇帝	统天继圣钦文英武大章孝皇帝	海山	1281年8月4日－1311年1月27日	至大	1307年6月21日－1311年1月27日	起辇谷
			曲律汗
File:YuanEmperorAlbumAyurbarvadaBuyantuPortrait.jpg	仁宗	圣文钦孝皇帝	普颜笃汗	爱育黎拔力八达	1285年4月9日－1320年3月1日	皇庆	1311年4月7日－1320年3月1日	起辇谷
						延祐
	英宗	睿圣文孝皇帝	继天体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	硕德八剌	1302年2月22日－1323年9月4日	至治	1320年4月19日－1323年9月4日	起辇谷
			格坚汗
	显宗	光圣仁孝皇帝		甘麻剌	1263年－1302年2月8日
	－	－	－	也孙铁木儿	1293年11月28日－1328年8月15日	泰定	1323年10月4日－1328年8月15日
						致和
	－	－	－	阿剌吉八	1320年－1328年11月14日	天顺	1328年10月4日－1328年11月14日
File:YuanEmperorAlbumTughTemurPortrait.jpg	文宗	圣明元孝皇帝	钦天统圣至德诚功大文孝皇帝	图帖睦尔	1304年2月16日－1332年9月2日	天历	1328年10月16日－1329年4月3日	起辇谷
			札牙笃汗			至顺	1329年9月8日－1332年9月2日
File:YuanEmperor Kusala.jpg	明宗	翼献景孝皇帝	顺天立道睿文智武大圣孝皇帝	和世㻋	1300年12月22日－1329年8月30日	天历	1329年2月27日－1329年8月30日	起辇谷
			忽都笃汗
File:YuanEmperorAlbumIrinchinbalPortrait.jpg	宁宗	冲圣嗣孝皇帝	－	懿璘质班	1326年5月1日－1332年12月14日	至顺	1332年10月23日－1332年12月14日	起辇谷
	惠宗	宣仁普孝皇帝 （仅见于现代著作）	乌哈噶图汗	妥懽帖睦尔	1320年5月25日－1370年5月23日	元统	1333年7月19日－1370年5月23日	起辇谷
						至元
		顺帝 （明太祖朱元璋谥）				至正

参考文献

来源

书籍

• ［法国］勒内·格鲁塞 著，蓝琪 译：《草原帝国》，1995年出版.
• ［法国］勒内·格鲁塞 著，龚钺 译：《蒙古帝国史》，1986年出版.
• ［伊朗］志费尼 著，何高济 译：《世界征服者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

研究书目

• Herbert Franke（傅海波）& Denis C. Twitchett（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Thomas Barfield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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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 蒙古史
• 蒙古大汗（成吉思汗）
• 蒙古地区
• 元朝
• 蒙古四大汗国
• 蒙古汗国列表
• 今蒙古国
• 蒙古军征战
• 蒙古帝国开国功臣列表
• 蒙古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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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朝： 宋 大金 西夏

大蒙古国 （1260年忽必烈自封的蒙古大汗不被四大汗国承认） 1206年－1271年12月18日

后朝： 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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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朝： 蒙兀国 大金、西夏、中亚诸国 西亚诸国、东欧诸国

大蒙古国 （未分裂的蒙古帝国） 1206年－1260年5月5日

后朝： 大元 四大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