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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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
File:Opium pod cut to demonstrate fluid extraction1.jpg
罌粟果實割破處流出的汁液
名稱鴉片
植物罌粟
提取物罌粟汁
來源中南半島
有效成分嗎啡、可待因
主要產地阿富汗（半成品）、巴基斯坦、北印度、泰國、老撾、緬甸、墨西哥、哥倫比亞、匈牙利
File:中國人服食鴉片圖.PNG
清朝末年正在吸食鴉片的人們油畫
File:英國在印度的鴉片儲存庫.PNG
大英帝國在英屬印度的鴉片儲存庫

鴉片（英語：opium）是一種毒品，當作為藥品時譯為意義較中性的阿片[1][2][3]，是從尚未成熟的罌粟果里取出的乳狀液體，乾燥後變成淡黃色或棕色固體，味苦。

阿片屬天然麻醉抑制劑，醫藥上用作麻醉性鎮痛藥和止瀉藥。因為用後容易成癮，所以非科學研究或非醫用，則歸類於毒品，稱鴉片；此毒品又俗稱「雅片」、「大煙」、「阿芙蓉」[4]（阿拉伯語：أفيون，羅馬化：ʻafyun）、「福壽膏」。

傳統用於鴉片的吸毒工具有煙籤、煙燈、菸槍等，一般將生鴉片加工成熟鴉片，然後搓成小丸或小條，在火上烤軟後，塞進煙槍的煙鍋裏，翻轉菸鍋對準火苗，吸食燃燒產生的煙；吸毒者中菸癮不大者每天吸食10～20次，重者每天百餘次；現在吸毒者常直接吞服鴉片小丸，或把鴉片溶於水中直接用針進行靜脈注射。

來源[編輯]

鴉片是從一種原產於小亞細亞之一年生草本植物「罌粟」未成熟蒴果經割傷果皮後，滲出之白色汁液乾燥凝固而得，含多種鴉片生物鹼，鴉片分為生鴉片和熟鴉片。

生鴉片呈褐色，有些品種則呈黑色；可製成圓塊狀、餅狀或磚狀；一般表面乾燥而脆，裡面則保持柔軟和有粘性，有刺激性氣味——陳舊的尿味，味很苦。生鴉片中除了15%-30%的礦物質、樹脂和水份外，還含有10%-20%的特殊生物鹼。

生鴉片經加工處理後，成為吸毒者使用的「熟鴉片」。熟鴉片就是生鴉片經過燒煮和發酵後，製成條狀、板片狀或塊狀；其表面光滑柔軟，有油膩感，呈棕色或金黃色，通常包裝在薄布或塑料紙中。吸毒者吸食時，熟鴉片可發出強烈的香甜氣味。

File:Morphin - Morphine.svg
嗎啡 為鴉片主要活性生物鹼
File:Codein - Codeine.svg
可待因 為鴉片次要活性生物鹼

生物鹼可分為三類，即，

危害[編輯]

參見：鴉片類藥物、阿片劑和阿片類藥物使用障礙

鴉片作為藥物使用，長期或過量使用，會造成藥物依賴性；作為毒品吸食，對人體產生難以挽回損害甚至導致死亡。吸食鴉片後，可以初致欣快感、無法集中精神、產生夢幻現象，導致高度心理及生理依賴性，長期使用後停止則會發生渴求藥物、不安、流淚、流汗、流鼻水、易怒、發抖、寒顫、打冷顫、厭食、便秘、腹瀉、身體捲曲、抽筋等戒斷症狀；過量使用造成急性中毒，症狀包括昏迷、呼吸抑制、低血壓、瞳孔變小以及性冷感，嚴重的引起呼吸抑止致人死亡。

鴉片在歐洲及中亞有長久的使用歷史，被當成一種藥物。而依照過去的統計顯示，清朝時中國人最愛吸鴉片（濫用鴉片）[5]。鴉片生理傷害及成癮性與嗎啡、海洛因不同，後二者為高純化、注射型的毒品，相較之下，鴉片對人體危害稍減；酒精、菸草對人體的傷害與依賴性並不亞於未純化的鴉片。

鴉片與中國大陸[編輯]

參見：鴉片戰爭、虎門銷煙和特貨

民國之前[編輯]

File:HK SKW Museum of Coastal Defence Exhibits Opium.JPG
用來吸食鴉片的煙具

唐朝時，罌粟經由大食進貢而傳入中國[6]，四川在唐朝已經種植罌粟，叫做阿芙蓉；佛教僧人義淨（635-713）亦從印度將鴉片傳入中國，當時稱為「藥煙」。宋代士大夫用鴉片煎茶是時尚，蘇東坡詩云：「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鶯粟」即罌粟。明朝成化年間學者徐伯齡所著的《曋精雋》卷十《合甫融》條中首次出現鴉片一詞，並提及宮人到明朝境內多個省分大量收購鴉片。鴉片並列為藩屬「貢品」，作為中藥之用，《大明會典》記載藩屬國給明皇室進貢「烏香」，即鴉片，暹羅給皇帝進貢兩百斤，皇后一百斤。《本草綱目》將罌粟列在「穀部第二十三卷」中：「罌粟秋種冬生，嫩苗做蔬食甚佳。葉如白苣，三、四月抽薹結青苞，花開則苞脫。花凡四瓣，大如盞，罌在花中，鬚蕊裹之。花開三日即謝，而罌在莖頭，長一、二吋，大如馬兜鈴。上有蓋，下有蒂，宛然如酒罌。」柏楊的《中國人史綱》說明神宗喜在深宮之中吸食鴉片，竟有三十年不上朝。據明史學者吳唅在1959年南開大學科學研討會上的演講，1958年發掘明定陵後，在明神宗屍骨中驗出嗎啡。[7]

清初傳至民間。在1729年雍正皇帝曾下令禁止鴉片，此後多位皇帝皆有禁鴉片煙命令，但未嚴格執行，道光帝在任親王的時候就喜歡抽鴉片[來源請求]，其餘親王、郡王、公主、高級官員、高級文人都吸食鴉片。至晚清，罌粟種植遍及全國[8]。同治八年《涪州志》記載：「遠近有種罌粟，牟利倍蓰。」劉光第在日記《南旋記》中描述涪陵的鴉片種植盛況：「此地與忠州、豐都皆以種罌粟為要務，葫豌，菜、麥，至市他邑，故通市難覓菜油，日用則桐油，皆罌粟油也。」[9]傳教士理雅各曾從北京由陸路旅行到鎮江，「據他說，黃河和長江之間的土地上都布滿了罌粟田」[10]。

19世紀，英國為了平衡對中貿易逆差，因此英國商人由印度走私進口鴉片至中國，造成清朝財政吃緊，國庫日益空虛。此時，除了國民健康問題外，清政府更在意進口鴉片造成的銀漏（作為貨幣的白銀流失至外國）問題。1839年，道光皇帝任命林則徐為欽命大臣，命其奉御旨在廣東銷毀鴉片，史稱虎門銷煙。此次銷煙行動雖成功打擊在華的英國煙商，卻也激怒了英國政府，促使英國日後決定對清朝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打，清朝戰敗，道光皇帝乃命耆英、伊里布兩位大臣與英方代表簽署《南京條約》。1856年，英、法兩國認為清廷未確實履行《南京條約》內容，遂正式對清宣戰，史稱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1858年，清廷與俄、美、英、法四國簽訂《天津條約》，並被迫在該條約中將鴉片改稱「洋藥」，即允許鴉片貿易合法化。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清朝再次戰敗，遂與英、法、俄等三國簽署《北京條約》，同意割讓九龍予英國，並使天津開港通商。之後，英國在引進中國茶葉的種植技術後，於印度種植茶葉，幾乎停止輸出鴉片至中國（已不需要藉由鴉片來避免對中貿易逆差），但此時中國已經學會大量種植鴉片，因而本土鴉片競爭也是英商被迫退出原因之一。


1904年，廖恩燾曾寫作一首題為《鴉片煙》的粵謳，描寫鴉片煙對個人健康的影響，以及當時因鴉片煙而導致的各種社會問題:[11]

你好食唔食，要食鴉片煙。問你近來上癮，抑或從前。我想一盞紅燈，不過系無聊慨消譴；搵個知心嚟傾嚇偈，最舒服系一榻橫眠。煙具打整得咁精良，無非為應酬起見；果然唔系噲上癮，我都由得你食一口添。點估你越食越多，你自己唔噲檢點；食到口唇黑過火炭，又試兩聳寒肩。想你茶飯三餐，食唔食都無乜要緊；總要過江龍幾口，日日至少要一兩八錢。你近來瘦骨如柴，都系自己作賤；好人唔願做，偏要做個煙精。日出三竿，你曾唔曾轉便；捱埋個的夜，敢就攪到五更天。問你系自己拶衰，還系鬧款；就系靚溜後生一個，弄到冤鬼咁痴纏。人怕唔系得罪你一聲，都叫你系鴉片鬼；就系恭維你兩句，不過當你系煙仙。咁好大廈高樓，你住都唔得乾淨；縱有嬌妻美妾，怕你都共佢無緣。你癮起番黎，就系美味珍饈，都唔食得一件；打完幾個喊囉，就要口角流涎。只恨當初林則徐，唔系把個的煙來燒盡；呢陣通行十八省，重要抽到土稅膏捐。上至富貴人家，下至轎夫同着更練；官場幕友，房科差役與共門簽。武營又有將官和哨弁山，唔搓煙屎，都要吞幾粒煙丸。雖則撬起煙槍，都唔計得數掂；但系拈來當炮，怕唔敵得人地慨鐵甲兵船。睇嚇咁黑暗一個支那，怕乜你有煙點；問你一燈如豆，點照得遍世界三千。老番叫做阿芙蓉，開得時嬌艷；你好似玄壇咁慨面，重怕系火坑蓮。唉！聽我勸，戒得幾多就幾多正算，你唔聽見人地話，心堅石都會穿。《新小說》第九號，1904年8月6日

1906年，光緒帝發佈諭令決定禁煙：[12]

自鴉片煙弛禁以來，流毒幾遍中國，吸食之人廢時失業，病身敗家，數十年來，日行貧弱，實由於此，言之可為痛恨。今朝廷銳意圖強，亟應申儆國人，咸知振拔，俾祛沈痼，而蹈康和，著定限十年以內，將洋土藥之害，一律革除淨盡。

隨後中英兩國就禁止鴉片問題多次進行磋商，最終於1907年達成了禁煙協議，規定從1908年起進入中國的鴉片每年減少10%，十年之內完全肅清。英國提出先試行三年，待三年之後如果中國方面做到了協議規定的話再續簽，中國允許試行三年。[13]1911年5月8日，中英《禁煙條件》規定鴉片進口稅釐每箱增加到350海關兩，並逐年減少鴉片進口，至1917年將完全禁絕；而土產鴉片稅釐也增加相應的比例，增加到每百斤徵稅銀230兩。

清政府雖確實執行鴉片減產，但鴉片減產的進度隨著清朝滅亡而停止，鴉片生產再起。而清末民初的中國，鴉片在某些地區甚至成為強勢貨幣[14]，吸食鴉片也仍是許多社交場所的日常景象。

民國時期[編輯]

辛亥後禁煙體系中斷。1916—1928年北洋割據，川、滇、黔與西北多地大種罌粟，煙稅/專賣成軍費與財政命脈，軍閥依此籌餉，社會毒化加深。 1927年南京政府先設財政部禁煙處，1928年正式成立國民政府禁煙委員會（蔣中正兼禁煙總監），統一推進禁毒。 1935年發布「六年禁煙計劃」及《禁毒/禁煙實施辦法》，規劃分期禁種、分年勒戒，期望到1940年基本禁絕，但因地方勢力與財政依賴，推進效果有限。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大片丟失領土，鴉片作為硬通貨，禁煙已無法控制。滿洲國及日占區開始「內禁外銷」政策，大量種植鴉片外銷到國民政府控制區獲取物資。1941年後中共為解決財政危機，也採取類似策略，各邊區根據地也開始種植鴉片並外銷以獲得資金。[15]國共內戰時期，鴉片與黃金因期體積和價值已經成為軍隊最喜歡攜帶的物資（也稱為家務）。

各路軍閥[編輯]

國民政府[編輯]

國民政府時期的鴉片貿易與禁煙政策，通常指1920年代後期至1940年代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禁絕鴉片、徵收煙稅、管理煙土流通以及處理毒品走私方面的政策與實踐。國民政府在公開層面長期宣稱禁煙、禁毒，並設立禁煙機構、頒布相關法令；但在實際運行中，鴉片稅收、專賣、牌照、緝私罰沒、地方軍政財政以及幫會網絡相互交織，使鴉片貿易在相當時期內成為國家財政、地方軍費和政治權力運作的一部分。

學界一般認為，南京國民政府的鴉片政策具有明顯的雙重性：一方面，它以民族復興、社會改造和國際形象為理由推行禁煙；另一方面，在財政困難、軍費壓力和地方控制能力不足的背景下，國民政府及其地方機構又在不同程度上利用鴉片貿易獲取收入。Edward R. Slack 的研究將1924年至1937年間國民黨與鴉片經濟的關係概括為一種「毒品經濟」與國家建設之間的互動，其著作副標題即為「中國的毒品經濟與國民黨，1924—1937」。[16]

背景

晚清以來，鴉片問題長期是中國政治、財政和社會治理中的重要議題。清末民初，各地軍閥、地方政府和商人普遍將煙土種植、運輸、銷售和徵稅作為財政來源之一。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中央政府試圖通過禁煙政策強化國家權威，同時回應國內反毒輿論和國際禁毒壓力。

1928年，國民政府設立禁煙委員會。該機構名義上負責禁絕鴉片和相關毒品事務，後來由蔣介石等國民政府高層主導。中文資料中通常將禁煙委員會視為國民政府禁煙體系的核心機關之一。

官方禁煙政策

國民政府成立後，曾多次宣布禁煙、禁毒政策。1920年代後期，政府提出限期禁絕鴉片的計劃，並設立禁煙機關。1930年代中期以後，國民政府進一步加強禁煙宣傳和法律懲罰，提出較嚴格的禁煙、禁毒目標。

1935年前後，國民政府推動所謂「兩年禁毒，六年禁煙」等計劃，試圖通過登記煙民、限制吸食、取締販運等方式逐步消滅鴉片問題。1940年代，國民政府又頒布更嚴厲的禁煙禁毒法規，對種植、製造、運輸、販賣和吸食鴉片及其他毒品規定重刑乃至死刑。近代禁毒史研究中通常將1941年以後國民政府的禁煙政策稱為更強硬的「斷禁」階段。[17]

不過，禁煙政策的法律文本和實際執行之間存在顯著差距。美國外交文件顯示，1930年代國民政府一方面宣稱禁煙，另一方面也承認持有許可證的煙民可以從特許煙行或零售處購買帶有禁煙督察機關稅票的鴉片。這反映出當時禁煙體系中存在許可證、稅票和特許銷售並存的情況。[18]

「寓禁於徵」與財政依賴

「寓禁於徵」是討論國民政府鴉片政策時常見的概念，意指政府以禁煙為名，對鴉片種植、運輸、銷售或吸食環節進行管制和徵稅。該政策並非單純放任鴉片貿易，而是試圖通過牌照、稅票、專賣、罰沒等方式把鴉片納入政府可管理、可徵收的體系。

部分研究認為，南京國民政府在建立初期財政基礎薄弱，軍費和行政開支巨大，正常稅源不足，因此鴉片相關收入在某些階段具有重要財政意義。Slack 的研究認為，國民黨在1924年至1937年間的崛起，在相當程度上受益於毒品貿易稅收。[19]

1930年代，國民政府與民間反毒團體的關係也因鴉片政策而緊張。有台灣學者評論 Slack 著作時指出，1928年「江安號」輪船運毒案、1929年駐舊金山副領事高瑛販毒案等事件，顯示國府高官和軍方涉入毒品問題；到1930年代，南京政府又出現重回「寓禁於徵」政策的傾向。[20]

地方政府、軍隊與幫會網絡

國民政府時期的鴉片貿易並不只是中央政府政策問題，也與地方政府、軍隊、幫會和商人網絡密切相關。地方軍政機關往往擁有較大自主權，部分地區通過煙稅、特貨稅、運輸保護費或緝私罰沒補充財政和軍費。

上海是較典型的例子。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上海既是國民政府重要財政中心，也是幫會勢力、租界制度、商業資本和鴉片貿易交錯的地區。相關研究常提到杜月笙、青幫以及上海禁煙機構之間的複雜關係。研究者 Brian G. Martin 在討論國民黨中國的鴉片與幫會政治時指出，南京政府曾在1931年前後嘗試建立鴉片壟斷制度，但因輿論批評而調整。[21]

這類現象說明，國民政府時期的鴉片貿易常常呈現「半官方」或「准官方」狀態：它既受到法律禁止，又在特定機構、牌照、稅票和保護網絡中被實際管理和利用。

抗戰時期與戰時經濟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戰時財政緊張、交通封鎖、貨幣膨脹和物資短缺，使鴉片問題更加複雜。西南地區，如四川、雲南、貴州等地，本來就是煙土生產、運輸或消費的重要區域。抗戰時期，鴉片、鹽、布匹、軍需物資等走私和特殊貿易活動在國統區、敵占區、淪陷區和邊區之間交錯存在。

在戰時環境下，國民政府公開禁煙立場仍然存在，但地方軍政機關、走私網絡和特殊貿易機構仍可能從鴉片或煙土流通中獲利。由於戰時財政高度緊張，鴉片有時被視為一種可用於換取物資、補充軍費或調節區域貿易逆差的特殊商品。

需要指出的是，抗戰時期利用鴉片財政並非國民政府獨有現象。日本占領區、偽政權、地方軍閥以及部分抗日根據地也不同程度地捲入鴉片生產、運輸或稅收體系。也就是說，鴉片經濟是當時中國戰爭經濟和財政崩壞背景下的普遍問題，而不只是某一政權的孤立行為。

評價與爭議

對於國民政府時期鴉片貿易的評價，主要存在以下幾種觀點。

一種觀點強調國民政府禁煙政策的虛偽性，認為其所謂禁煙在相當程度上演變為官方或半官方的鴉片壟斷和稅收制度。此類觀點常使用「寓禁於徵」「明禁暗縱」等概念，指出政府在禁煙名義下獲取財政利益。

另一種觀點則強調國民政府確實面對嚴重的歷史遺留問題和現實財政困境。鴉片問題在晚清民國已經高度普遍化，中央政府缺乏足夠行政能力和穩定稅源，因此其政策表現出禁絕目標與財政依賴之間的矛盾。

較中性的學術表述通常認為，國民政府的正式政策是禁煙、禁毒；但在實際政治經濟運行中，鴉片被部分黨政軍機構、地方政府和社會勢力反覆用作財政資源、軍費來源和權力工具。這種現象並不能簡單等同於「國民政府公開販毒」，但也不能簡化為「國民政府只是禁煙失敗」。更準確的說法是：國民政府時期存在以禁煙為名的鴉片管制、徵稅、專賣和半官方貿易體系。

中共邊區[編輯]

主條目：特貨貿易

日占區[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編輯]

主條目：特貨貿易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依然採取「對內禁絕，對外銷售」鴉片的策略。內部嚴格禁止吸食、販賣鴉片，很快取締了國內民間的鴉片生產與貿易。同時將收繳的鴉片集中起來外銷以獲取外匯[22]，並在新疆、雲南、黑龍江等生產建設兵團的國營農場內種植鴉片，代號「100號」[23]，用於出口。1980年代隨着改革開放，財政改善，對外鴉片銷售逐漸消失。但隨着社會的逐漸開放，各類毒品問題開始在民間重新開始抬頭。

改革開放前[編輯]

改革開放後[編輯]

鴉片與台灣[編輯]

參見：臺灣日治時期鴉片政策和臺灣阿片特許問題

明治維新前後日本即廣泛栽培罌粟，1879年（明治12年）5月1日《藥用阿片賣買竝製造規則》（即鴉片專賣法）施行，購入者及栽培農家由政府登錄，後來鴉片作為甲午戰爭的軍需品及政府收入。1915年嗎啡在日本國內生產成功，滿洲及關東州作為重要的生產基地，嗎啡及海洛因最早是被當成鴉片戒斷劑的[24]，張學良就曾聽信當時最新的醫學觀點，以注射嗎啡來戒鴉片，反而造成反效果（但在當時，口服嗎啡協助戒斷鴉片也有許多成功例子）。爾後關東軍令里見甫成立里見機關控制青幫、紅幫，以密輸嗎啡、鴉片至上海等地作為掌控方式，以此通路鴉片密輸密售至長崎、臺北等地，故漸禁成效不彰。

日本治台時期，採取鴉片漸禁的手段：也就是允許台灣人已成癮者登記並購買鴉片，但不允許日本人及未成癮者在非醫療用途使用鴉片，並且以專賣及逐漸提高價格來減少吸食者；除了鴉片收入對殖民初期臺灣總督府財政的顯著貢獻外，亦成為日本在國際間宣揚其殖民鴉片政策最有力的宣傳品。但總督府在輔導成癮者戒除鴉片的努力不足，引起台灣人的不滿，直到鴉片專賣收入大減，發明出由鴉片提煉藥用嗎啡的方法及杜聰明等醫學界人士發明低痛苦戒癮方法後，總督府才認真輔導戒癮。

日本人為了減少台灣人的反抗心理，臺灣日治時期之初不敢驟禁鴉片，但也大力宣傳鴉片的危害，而到了後期，由於日本人相對成功的以價制量及避免未成癮者成癮，吸食者顯著減少，加上總督府在其他方面的收入已經大增，因此台灣財政對鴉片的專賣的依賴也就跟著減少。日治時期台灣鴉片的進口主要由三井物產與英商三美路商會（Samuel Samuel & Co., Ltd.）獨攬。日本在向全球宣告會加速禁絕台灣鴉片後不久，總督府還在1929年1月頒布《改正阿片令》，特許未登記的吸食者補領許可證[25]。這項法令頒布之後，意外地引起全台知識份子及上流社會的憤怒（令人意外的原因是抗議人士有不少有吸食許可；而且在不久之前，吸食鴉片仍是許多台灣高級社交場所的日常景象，日本警察一直會在這種社交場所找麻煩，以確保未成癮者不會進入這種社交場所而染上毒癮，台灣許多未成癮者為了社交而欺騙總督府說有成癮[26]）。然而，連橫卻於1930年3月2日，在日本人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發表《臺灣阿片特許問題》（又稱《鴉片有益論》）辯稱鴉片有害亦有利，其中「台灣人之吸食鴉片，為勤勞也，非懶散也。……我先民之得盡力開墾，前茅後勁，再接再厲，以造成今日之基礎者，非受鴉片之效乎？」之說，受到台灣仕紳與知識分子強烈抨擊與批評，連橫身敗名裂逃往中國大陸，最後病逝上海[27]。

鴉片與北韓[編輯]

根據中國媒體報導，從北韓流出的毒品使中國東北三省深受其害。該報導並指出每個集體農莊都被125英畝土地種植罌粟。還有媒體聲稱，北韓每年生產40噸鴉片，是世界第三大鴉片出口國和第六大海洛因出口國，年出口毒品收入5億美元。根據該報導的說法，中國政府有意對北韓產製的毒品進行嚴厲打擊。該報導指明，中國政府於2010年沒收的北韓產毒品總值達約六千萬美元，約等於四億三千六百零五萬三千人民幣[註 1]。針對北韓產毒品，中國政府也開始暗中與韓國政府展開密切合作。韓國媒體《東亞日報》宣稱，中國政府「發怒了」[28]。

鴉片與塔利班[編輯]

主條目：阿富汗的鴉片生產

阿富汗地處金新月的中心地帶，是鴉片貿易的中心，在阿富汗大量農田被荒廢，農民以種植罌粟來獲取更高的收益。塔利班聲稱按照伊斯蘭教法的規則，禁止鴉片貿易，但是在2001年阿富汗戰爭後塔利班政權倒台，至2021年塔利班捲土重來，塔利班有60%的資金來源來自鴉片貿易。[29]一些人指出，塔利班和一方面禁止毒品貿易，另一方面為了政權的存續，又不得不通過鴉片來使政權苟延殘喘。[30]2023年12月，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稱，自塔利班去年4月禁止種植罌粟後，阿富汗鴉片產量估計暴跌95%至約330噸。[31]

鴉片與緬甸[編輯]

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的最新報告，緬甸於2023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鴉片生產國，超過阿富汗，估計當地於2023年生產1080公噸鴉片。辦公室表示，緬甸的「鴉片經濟」的總估計價值升至10億至24億美元，相當於該國2022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7%至4.1%。辦公室指，2022年緬甸估計生產了790公噸鴉片。[31]

歐洲的鴉片使用情況[編輯]

鴉片在歐洲長期被當作傳統藥物使用，在古希臘時代的希波克拉底與蓋倫的著作中，記載了鴉片的療效。

18、19世紀的歐美醫學家仍普遍師從古希臘醫生的看法，把鴉片當作醫治百病的「萬靈藥」，取代西洋傳統醫學較為野蠻的杯吸法、放血療法和醫蛭法。由於當時醫療條件落後，而且對疾病成因亦不太清楚，因此當時醫生的目標是抑制病痛，而非治癒疾病。在這種醫治思想下，加上止痛藥物選擇也少，鴉片的麻醉與鎮痛特性自然大有用武之地。

除了進口鴉片，英國醫學協會還設立獎章推動國產鴉片的培育。英國政府一方面把嗎啡含量為4%－6%的印度鴉片出口到中國，另一方面又進口嗎啡含量高達10%－13%的土耳其鴉片用於本國製藥業；英國人一方面視中國人因享樂而吸鴉片是「獨特的東方習俗」，另一方面卻以治病的名義毫無顧忌地把鴉片酊（Laudanum）灌進自己的身體。「縱觀整個19世紀，鴉片在英國、西歐和美國被廣泛使用，就像今天的阿士匹林（Aspirin）或撲熱息痛（Paracetamol）一樣。在1831－1895年間，英國國內鴉片消費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4%。」[32]

英國沼澤區的民眾濫用鴉片的情況尤其嚴重，用以減輕農業勞動的單調與繁重，以及沼澤地氣候引發的瘧疾、熱症、風濕、神經痛和肌肉痛。除此以外，當時英國民眾也可輕易地從藥劑師、雜貨店、書店、甚至流動小販，用廉價購買由鴉片配製成的「多弗粉」、「哥羅丁」（chlorodyne）之類的專賣藥。在「鴉片無害」的假設下，當時的英國國民都對「上癮」這個副作用，當成解脫病痛的代價。此外，當時英國市場亦出售含鴉片成份的「嬰兒保靜劑」，為了減輕育兒的負擔，英國貧民窟的母親、保姆、甚至育嬰堂都樂意對孩子餵食，可以想象當時服用「嬰兒保靜劑」的兒童通常膚色灰白、營養不良，陷於比他們的父母更悲慘的境遇。下流社會的妓女、酒鬼用鴉片鬼混、代替酒精；上流社會的貴族、學者用鴉片享樂、激發靈感；身為英國國王的喬治三世嗜食鴉片，導致瘋狂，即位的喬治四世同樣具有鴉片癮[33]。

在維多利亞時代，幾乎每個英國人都在他們生命的某一段時期服用過鴉片[34]，服食鴉片就像喝酒或抽煙一樣是生活的一部分[35]，可以想像當時鴉片在英倫三島的泛濫程度。

即使有因鴉片中毒致命的事例，但當時英國也極少有醫生願意作證把死因歸於鴉片，因為這會牽涉到他的同行，或者會令鴉片藥製品的銷量減少[36]。醫生和藥商支持對華鴉片貿易的言論，只不過是他們在對本國同行包庇縱容的延伸。

有鑑於鴉片在中國的泛濫，英國政府開始立法禁止將鴉片使用於非醫療用途。但直到19世紀末，隨著特效新藥的發明，以及對人類疾病成因的深入了解，歐美醫學界才開始破除對「鴉片治百病」神話的迷信，其應用範圍才得到限制。

1907年由神學博士文英蘭主持的倫敦禁鴉片大會上，所有與會代表均認為英國應將印度與中國間及英帝國其他各地之鴉片貿易馬上停止。伍連德在回憶錄中寫道：[37]「在這會議之前，我不知道英國人民對於政府的鴉片政策是這樣地感到可恥。在我的演詞中，我報告了海峽殖民地的販毒情形，並強調英國政府必須想出其他增加稅收之方法，不要再從煙田着想。會眾報我以熱烈的掌聲……」

1909年2月，萬國禁煙會在上海外灘匯中飯店召開，來自清、美、英、法、俄、德、意、奧匈、日、荷、葡、暹羅、波斯13個國家共41名代表，會議最終通過「九項決議案」。敦促各國政府採取必要之措施管制鴉片的生產和消費，「實開國際協作禁煙之端」。

1911年5月8日，中英再訂《禁煙條約》十條及附件十條。

1911年12月1日，上海萬國禁煙會13個國家中除了奧匈帝國拒絕參加外，12個國家在海牙召開國際鴉片會議（英語：First International Opium Conference），1911年1月23日通過《海牙鴉片公約》（INTERNATIONAL OPIUM CONVENTION SIGNED AT THE HAGUE）6章25條。規定熟鴉片、嗎啡、海洛因、可卡因及其他衍生物的製造、販賣、使用限於藥用及正當之需。1914年6月25日，《海牙鴉片公約》正式生效。1925年2月19日，國際聯盟鴉片諮詢委員會在日內瓦召開會議，簽署了修訂後的《國際鴉片公約》。

傳說[編輯]

在清代小說家宣鼎的作品《夜雨秋燈錄》裡，記載了因吸食鴉片而亡的「鴉片鬼」的故事。[38]「鴉片鬼」詞語本身亦指吸食鴉片煙上癮的人。[39]

參見[編輯]

參考資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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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陳明道2003）
  26. ^ 參見戴寶村，《樟腦、鴉片與專賣制度產業文化展示資料調查》，頁157-158。同一時代的中國，風氣亦是如此，參見謝柏賢，〈晚清同光年間朝野的鴉片觀（1874-1906年）〉（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36-37。學者許宏彬對於日治時代人們看待鴉片的觀念有獨到的觀察，可參見氏著，〈在記憶的邊緣遇見阿片吸食者〉，收錄於陳姃湲編著，《看不見的殖民邊緣：日治台灣邊緣史讀本》（臺北：玉山社，2012），頁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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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許地山《危巢墜簡·解放者》：「女主人是個鴉片鬼，她睡的時候要我捶腿搔背，醒時又要我打煙泡，做點心，一不如意便是一頓毒打。」

註腳[編輯]

  1. ^ 此為2024年6月匯率，USD：CNY≒1：7.27。

外部連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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