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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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Nuvola apps important yellow.svg如无特别说明，此条目中的“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控制区域。
File:Disambig gray.svg此条目介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大陆人民逃亡至香港。关于在香港居民或经香港继续迁移往世界各地，请见“香港移民潮”。关于六四事件时期经香港离开人士，请见“黄雀行动”。

逃港，或大逃港，是指从二战后第二次国共内战随着国民政府逐渐失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人民大量逃难、偷渡至英属香港[1]的战后难民潮，从1945年持续至1980年代，[2]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后减少，至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才消失[3]。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逃亡[4]，国际上有称深圳河为“中国的柏林墙[5][6][7]”，是共产主义地区人民逃往资本主义地区“投奔自由”的世界史中之一部分[8]的评价，其中复杂难解之处，反映出冷战与两个“中国”政治角力之冲突[9]——时国民政府迁台后会将中国大陆则被称为“匪区”、“铁幕”，即被中共占领的区域，并将处其中的中国国民称为难胞[2]。当时西方及东南亚国家对难民采取保守政策，东南亚地区局势亦不稳，令大量内地难民、人才和资金转而涌入香港[10]。据信以冷战初时期说，香港实际容留中国难民人数较西德难民营收容之东德难民更多，时中华民国政府负担更甚于匈牙利难民问题，而受法理限制等有关难民相较当时西欧等地未能在国际层面获得更多救济[9]。联合国后来发表考察报告虽然称香港的中国难民为“实际上的难民”（de facto refugees），但又强调有关问题的争论焦点和原因，其模棱两可的态度令援助被拖延。[11][12]

难民潮为香港带来庞大的人口压力，尽管在数十年时间里外界怀疑（有时甚至证实）离开共产中国的民众有在中国大陆遭受过迫害，但这些人很少真正被视为难民而获得相应援助。 [13]冷战期间在国际上有保持对他们潜在难民身份的长期沉默，诸国也有所默认抵制对他们采取阐明援助和保护政策，同时历史记录中还存在着学者们在这段时期处理重大史学问题的方式所造成的空白。[14] [15]而以当时民间救助作为主力，诸多在港传教士积极参与公益服务社会所需，并且向外界呼吁更多对难民的支援，从而推进一项原本不可能存在的人道主义议程。[16]议程最初与殖民政府阻止人们在殖民地定居的目标背道而驰[15]，不过英国香港政府自1953年起为此投放大量资源，在房屋、食物及食水供应、教育、社会冲突等倾注资源加以处理，如建立徙置大厦。从1950年代初期较不积极处理至1950年代后期意识到难民会长居香港推行大量相应措施，香港轻工业如制造业、纺织业等亦同步开始发展，逃港难民作为之后香港劳动力和商品市场消费者的基础，为战后香港经济发展提供动力。[2]随着1960年代港英政府加大对当地居民社会福利服务的投入，标志该人道救助议程实现制度化。[17]

而北京政府拒绝承认香港存在中国难民问题，更曾要求联合国和各国停止“中国难民援助”，宣称那只是颠覆共产主义政权的阴谋[11]。始终坚决反对中华民国试图让联合国介入香港事务[18]。自1951年中英封锁边界开始称偷渡潮，共出现四次大规模逃港，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三面红旗实行人民公社化期间；第二次是三年大饥荒，自1961年开始，至后1962年；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2年；第四次是1979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政策。

背景及历史[编辑]

File:投奔自由的苏就带一家四十八人乘渔船到香港.jpg
乘坐渔船逃至香港的逃港者一家，摄于1960年。

作为与国际情势密不可分的事态，当时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台湾）、美国和联合国都有所介入相关事务之中，以冷战背景下的政策目标和竞争去看待难民，会用难民、政治移民、灾民、木屋居民和逃亡者等术语来指称流落香港的如此众多民众，[19][20]到1960年代中之后更多用非法入境者和偷渡者来指代中国难民，而较多用难民来指称逃到香港的越南船民[19]。

群体背景[编辑]

File:中国大陆饥民逃难图第一辑002.jpg
穿越边境的逃港者，摄于1962年

逃港者以最临近香港的广东人为压倒性多数，其次来自福建和四川（包括今重庆），后者比较多用合法途径。而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前后之移民以江浙（包括上海人）、山东、河南和天津为主。

由广东省偷渡来港者超过二百万，不少经香港移居东南亚或偷渡到欧美国家，按地区而言，最多是惠阳地区（包括今惠州市、深圳市、东莞市、河源市等）、潮汕、佛山地区，江门五邑地区以及广州，其次亦有数十万北方人以及华中人经上海偷渡到香港，少部分直接偷渡到香港，例如倪匡由内蒙古经上海偷渡到香港，李摩西以及李鹏飞亦从上海偷渡到香港，其余南方各省亦有零散数万人经广州偷渡到香港[21]，总和亦有数十万，而南方人大多经广州、中山偷渡香港，北方人大多经上海及杭州偷渡到香港，所以现今香港人包括各省籍人。逃港而又成功者以男性较多，但亦有女性[注 1]。逃港者多为农民，亦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22]

原因[编辑]

逃港分为多个阶段，其中有因为中国大陆政府为了清除国内反动势力而任由逃离，但更多是因为忍受不了饥荒、阶级斗争等压迫。

逃港者以年轻人为主，大多因为香港和中国大陆有近百倍收入差距、认为香港遍地黄金（如电影《打蛇》的钻石山的谣传和《我的大嚿父母》之角色定位“抛妻别子偷渡去香港寻金觅财的康伯”）、向往香港生活等原因而逃港，逃港者亦有其他年龄层的人，因为被批斗、饥荒、希望赚取金钱以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生活等原因到港，而年轻人则因为生活经验较浅，大多不是亲属被批斗而是希望赚取更多的金钱而到港。

过程[编辑]

在二战后初期，港英政府并没有对中国大陆居民入境香港有太多限制，至1948年后战局变化和大陆形势动荡不安，据统计两年间涌入香港的难民数量超过40万人，给香港社会带来巨大压力。 港英政府在1949年实行入境配额制度，加强了对大陆难民入境的管制，时港督葛量洪回忆道[23]：“我们在1950年五月才开始限制内地人来到香港，这样做并非为了防止共产党渗透，而是难民实在太多了。”[1]

宝安只有三件宝，
苍蝇、蚊子、沙井蚝。
十屋九空逃香港，
家里只剩老和小。[24]
当时民谣

1940年代末期来到香港的难民主要由来自上海和南京一带的资本家、官员、文人等构成， 这些难民对1950年代及以后香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当时以上海在内长三角地区的难民逃港所带去财富，占当时香港社会总财富的1/2以上，而这些急速涌入的人流和财富，让当地华资迅速崛起，在经济上渐渐形成与外资能分庭抗礼的力量。[25][1]

而此时到来的作家以及抗战时期来到香港的作家通常被称为南来文人，他们创办了许多民间文化组织与学校，对于香港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并让难民文学在香港开始兴起，这群知识人士也对1950年代香港中文教育的推广意义深远。[1]

到19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逐步取得中国大陆的控制权，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华民国政府相关的军政人员，以及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继续大规模南下到英属香港。根据大陆官方档案显示仅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发的四次大规模逃港潮中，逃港者人数就达56万人。[26]由于人数众多，香港政府在1950年5月起开始限制大陆人来港，并暂置国军家眷于调景岭[27]；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应抗美援朝，及为了清除国民党余党的需要，并没有封锁边境，任由他们离开中国大陆，直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才开始收紧边境。而同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大陆发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大量仍留在大陆的资本家、地主、富农、以至于国民党中抗日人士被清算并受到批斗迫害，导致一些人在边境封锁后通过各种方式逃离大陆，揭开了逃港序幕。

1950年代初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不久，政局未稳、经济活动疲弱、民生凋敝；再加上政治运动四起，大跃进运动导致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田地颗粒无收，四五月份又青黄不接，大陆居民苦不堪言，迫切盼望逃出饥饿和高压的生活。[3]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大量知识分子、异见者因此被打成“右派”受到迫害，引发第一次大规模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逃亡潮。1957年6月底至9月底，大陆公民第一次大规模通过宝安县（今深圳市）越境逃亡到香港，历时3个月遭到镇压而平息。[3]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引发了大饥荒，许多广东农民为了生存，纷纷外逃，广东地方政府起初对此默许，直至伊塔事件发生后政策才收紧。此后的逃港活动基本是非法经济移民以及家庭团聚。

1962年4月26日，在宝安县，大陆从惠阳、东莞、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来的公民结成长队伍，扶老携幼，牵儿带女，大量涌向香港，一日成功逃亡达到4,000人，参与逃亡人数8,000人，但是，51,395个来自12个省、62个县市的中国大陆公民被迫遣返。[3]1962年4月29日，宝安县公安局的14人假扮外流群众，混入逃亡人群，进行研究和考察，得知发起逃亡运动的主要是19岁到40岁的青壮年，尤其是大学生。[3]1962年5月6日，港英政府看到来势汹汹的人流，感到恐怖和震惊，于是将抓捕的逃亡者全部遣送回宝安。[3]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作出指示：“为了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中共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3]1962年5月22日，广东省的一万余官兵开始集中清理逃亡者，51395人被送返家中。[3]1962年6月1日，发生大规模逃港的广州东站事件。1962年6月19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干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的处分。”[3]

1979年，深圳刚刚建市，香港即将在1980年实施即捕即解。因而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生了大规模越境逃亡香港的事件，人数共计十万余人，逃亡成功人数4万余人。[3]根据中国大陆官方资料，只计1979年广州的逃港失败而被捕入狱者已达5万，全省（尤以珠三角为主）达30万[28]。

1980年10月港英政府取消抵垒政策[29]，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协议，设立新移民配额制度，借此遏止当时不断涌至香港的非法移民。但审核及批准新移民来港的权力却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手里。由于申请人数多、 审批时间长，故不少人继续偷渡来港，并因为分享香港福利服务而引起已生根港人对新移民的偏见及误解。[4]

路线与遭遇[编辑]

File:中国大陆饥民逃难图第二辑001.jpg
趁深圳河枯水期间涉水前往香港的逃港者，摄于1962年。

逃港分为陆路和水路两种途径。

陆路按路线分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

  • 深圳以西逃港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成功率比较高。
  • 中线的逃港者大多持有县级证明（包括假证明），乘坐火车、汽车进入深圳，夜间伺机在罗湖一带跨越深圳河，翻过铁丝网进入香港。但边界有大量武警和警犬把守，防守最严。[30]
  • 东线多为深圳以北及以东县市，即惠阳地区，梅县地区及汕头地区来的逃港者，从惠州出发，徒步穿过惠东，宝安，攀越梧桐山进入英界；或从盐田、大鹏和南澳一带游过大鹏湾。由于湾内有很多鲨鱼，逃港者极容易被鲨鱼咬死。

水路则是由广东沿海地区乘渔船进入香港水域登陆。著名音乐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就是1967年乘船由水路逃往香港。珠三角西部的难民多先以澳门作中转，再利用快艇或渔船进入香港。

当时宝安县全部属于边境禁区，没有特别证明文件将受拘捕并送交樟木头看守所遣送回乡。即使有合法文件，陌生人仍要被搜身，一旦搜出浮具如游泳圈，塑胶吹气枕头，单车轮胎内胆或干粮等，立刻遣送收容所。

逃港者离开惠州或东莞进入宝安县，就要昼伏夜出，避开民兵村民检查，徒步潜入深圳。从惠州步行到深圳需时十夜，行途非常艰苦，大部分人未抵深圳已被民兵抓捕。到达深圳后接近边防军驻守的边境区更不容易。

更有资料显示，逃港者冒着极大生命安全风险，如水路（大鹏湾一带）常有鲨鱼出没、或会受到边防士兵开枪射杀。

而逃亡失败或者被遣返之中国内地居民，在被遣送回乡之后则会被视为“阶级敌人”，在批斗会上进行批判和殴打，[3]并会被“劳改”（监禁和劳动刑罚）。[31]

中途的凶险[编辑]

大量人在偷渡过程中被鲨鱼咬死、游泳气力不足淹死、跳火车时摔死[32]、在偷渡过程中与解放军以及英国啹喀兵、华人兵纠缠中互有死伤、根据电影《打蛇》的资料搜集，不少人还遭被称为“打蛇人”的香港黑社会掳掠后强奸、斩杀[33]，最后大约200万[34]至250万[35]成功越过边防线偷渡至香港市区，祇计1962年的大逃港，日均五千“大军南下”[36]，短短一个月便南逃十五万人，著名事件包括华山救亲[37]。

各方反应[编辑]

当时来说在1971年前联合国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政府，而中华民国则声称所有难民都是其公民，在法理上可意味着难民实际上不属于当时通常认定的难民范畴，另外当时英国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政府。因此，就香港政府以及任何其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而言，这些难民无法寻求其本国政府的保护。[38]而世界各国政府仍将他们视为难民，并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提供援助。鉴于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支持，而香港政府则出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更倾向于将他们归类为经济移民，导致在应当时对相关问题时存在一定分歧矛盾。[18]联合国将1959年定为世界难民年则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蔑视，认为这是冷战中争夺世界舆论和打击社会主义国家的手段[18]。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协调了在香港的许多国际人道活动，不过很大程度上与在地的街坊福利会及其他华人社团的工作截然不同。国际上对香港难民状况的讨论较为强调“问题”和“危机”的概念来推动某种国际干预，而于此过程中，中国背景的人道活动参与者们则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39]

中华人民共和国密切关注著国际社会为扩大联合国难民署在亚洲的职能范围所做的一切努力，而事实证明这些努力的焦点集中在香港难民问题以及十年末日益严重的西藏难民问题上。[40]1959-1960年被定为世界难民年，令英国和美国得以借此名义投放资金支持当地难民，而同时间香港经济开始起飞，快速工业化和出口贸易成为往后解决“难民问题”的关键。[20][41]

英属香港[编辑]

参见：香港1950年代、葛量洪、香港1960年代、柏立基、徙置区和廉租屋计划

鉴于国共政治对抗等随着难民涌入而在香港发展，英属香港政府对于中华民国政府在香港救济难民有所顾忌，初始时认为难民涌入香港造成房荒问题严重，令香港贫民与难民“混为一体，均受其害”，秉持行政治理应当不加区别在港居民的背景身份而达成社会福利公平[42][9]，而成为事实主要负担协助中国难民及使他们融入在该地的经济及社会生活。[43]时政府自顾不暇间，时任华民政务司署社会局局长兼任副华民政务司麦道轲开始呼吁各区居民守望相助[44]，在1949年1月深水埗当区居民会议中提出采用“街坊”传统称呼来命名一个新式社会组织后，华民政务司当局会同当区领袖黄伯芹等地区人士，商议筹划在社区设立街坊福利会，开创港府支持民间志愿组织从事本地慈善福利救助的政策，并同时建立港英官民沟通的桥梁[45][46][47][48]。

港英政府初始时缺乏考虑专门公共住屋政策，很多难民最初直接在山边搭起木棚居住形成密度高的寮屋区，经常发生火警，[49][50]石硖尾大火后的1954年初，政府架构内一个曾经筹建平房住宅的徙置小组重组并扩展成为徙置事务处，务求安置大火后无家可归者，但当时其工作重点只为迁出寮屋居民，非久留难民，徙置事务处处长在首份年度报告(1954至1955年)中声称“徙置寮屋区居民的主因是因为社会已难再容忍寮屋区的潜在风险， 如火灾、卫生、治安和公众形象问题，而且社会也迫切需要这些被非法侵占的空间”，强调任务是“为了社会整体利益，构想出一个迅速可行而又经济的方案，来消除腕陋的寮屋区会带来的火灾、公共衡生和治安的威胁。”当局从1954年起还专门设立流动徙置队（Mobile Resettlement Unit），以有效率地处理数以千计寮屋难民的徙置事务，透过登记编配徙置区、安排交通运输以促使难民自愿清拆其寮屋。[51][52]

面对香港逐渐容纳更多人口，港英政府极为忧虑对当地金融、住房、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工业、商业，甚至政治关系和法律可能带来的后果[41]。当时相信解决难民问题是与许多本地问题有牵连，永久办法需为本地扩充工业及增加就业机会[53]，协助难民自力更生， 另港督葛量洪道“维持及照料难民的责任并非全是香港的责任，它是整个自由世界的责任” [54]，而英国政府是强调由其当局全权处理一切对港难民捐助，反对在香港设立国际救济机构介入[55]。联合国框架下各国商议达成而对香港中国难民拨付的专款，也便多半交付英属香港政府[56][57]。[9]1955年到1964年间计有240座第一、二型徙置大厦矗立各区，但政府官员当时多总单纯以建筑落成数量来衡量计划的成就，慕名而来参观徙置屋邨的国家政要、皇室贵胄、议员、国际机构负责人、帝国国防大学（现英国皇家国防研究学院）教职员，以至普通游客等，被误导相信当时香港找到处理难民的方法，并付诸行动，但实际大都不了解计划目的根本并非为难民提供居所，更遑论要改善其境况，仅是为清理妨碍发展的民众。[51]

1960年代由于逃港者数量趋向增多，港英政府曾实施“即捕即遣”政策，但由于遭到当时港人社会普遍反对，到1974年港英政府改为“抵垒政策”。[4]而在面对1960年代初保护主义趋于强势时，时港督柏立基和辅政司白嘉时争辩，应当允许香港本地的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工业成品，可公平进入世界市场，作为国际支援香港难民的最佳措施[58]；随着香港经济发展和贸易税增加，港英政府得以投入增加住屋、学校、社区中心、医疗设施和其他社会服务设施，安置更多难民。[20]1964年政府提出新的公营房屋政策[59]， 包括严格防止搭建新寮屋、尽快迁徙寮屋居民、加速兴建徙置区及廉租屋，腾出市区土地以资发展，尽管时财政司郭伯伟扬言政府不会直接资助兴建公营房屋，但仍以借贷方式兴建公营房屋来推动都市内部的人口迁移及土地再分配[60]。六七暴动后为进一步解决社会不安，港督麦理浩于1972年10月提出“十年建屋计划”[61]以改变过往仅视在港大众为难民、灾民或劳动人口的社会政策，以争夺民心，打造升平，抗衡内外的政治冲击，就此正式建立依据房屋专业的公共住屋筹划和设计、供应等机制，为香港难民社会的起居生活构建不一样的价值，即令到身处其中的生活者不再为难民、灾民、或工厂劳工，而具有“公民自豪感”、为生活在一座“模范城市”的城市人。[60]

在香港民众的华山救亲[编辑]

File:中国大陆饥民逃难图第一辑30.jpg
一名不愿遣返中国内地而从卡车上跳下的逃港者，摄于1962年。

1962年5月14日，由于逃港人数太多，香港政府决定放弃“安置难民”，开始“即捕即遣”涌入之难民[62]。约三万逃港者集结在香港上水华山，疲惫饥饿，在山中喘息，等候从市区闻讯赶来之亲人接下山。[63]

5月15日，金庸旗下《明报》发表了首篇社评：“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明报报馆一度成为救援物资中心。5月16日，胡仙旗下《星岛日报》刊登了《百名难民寄语香港亲友》一文。宗教团体、乡亲组织、新闻媒体发起了“援助有困难的人民”行动[64]，前后共有十几万人次，送衣、送食、送水到华山。市民用各种方法保护华山上之亲友，包括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区。[65]

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下，警察将一批批越境者强行拖上卡车，送到石湖墟收容营地。当时香港政府决定，偷渡者在送入收容营后，免费给予两餐丰盛之自助餐，等第二日派车由罗湖桥送返大陆。当夜有市民守在营外，据报载：“滞留（在营外）的市民不下三四千众。”“他们当晚就在露天卧睡。”市内不少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都熄灯闭门，以示同情。

翌日，上万市民手持饼干、面包、粮袋，当卡车长龙驶出营门，公路两旁粮袋齐飞、泪雨倾盆。突然，成百人冲出马路，躺在地上，以身阻截车队，许多越境者纷纷跳车逃跑。

据事后估计，前后共有约过半华山越境者，在市民帮助及警察“抓捕不力”下，最后得以进入市区。[66]

中华民国台湾对难民的举措[编辑]

中华民国迁台后，国民政府将香港视为反攻大陆的战略要地，因此也有许多国民党方面的军人和特务潜入香港，暗地里组织反共活动。台湾方面为了做军事上的准备，积极对外宣称，大陆的难民可以通过香港中转进入台湾，以吸收可以扩充军队的有生力量。但是国民党方面将香港的调景岭作为反共活动据点，让许多来自大陆的亲国民党人士在此聚集开展宣传活动，并且台湾方面由于经济、政治、人口等原因大幅减少接受难民数量，因此许多准备去往台湾的难民被迫长久地移居香港。 [1]

另外在联合国大会决议变更中国代表权钱，中华民国政府也积极在联合国层面游说各国及难民署采取举措，协助难民。[9]虽然在美国支援下成立的援助中国知识分子协会也集中努力促使中华民国政府安置移民，然而在中华民国台湾当时鉴于实际在台湾管治压力，并不乐意接收数十万新移民，而同时大多数难民并非国民党成员，当局认为接收会存在安全隐患。[67] 不过当局还是会不定时根据严格政治审查，经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接运事先获审查通过的难民由香港至台湾，而整个难民人数与时机皆由台北方面严密监控[68]。

大跃进后，1962年5月5日，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372次会议中，由国民党负责“大陆工作”的中央第二组提出“策动海内外党的力量支援大陆工作检讨案”，将此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并入检讨案提交中常会讨论。此检讨案在工作检讨会分组检讨时，曾邀国家安全局、外交部、经济部、教育部、交通部、侨务委员会、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等有关单位之国民党籍负责人共同参加讨论。而这些讨论结果，就是第二组提出的这份检讨案。时兼任行政院长（下称行政院长）的国民党副总裁陈诚指示关于“大陆逃港难胞”，只要“政治思想无问题者，应尽量核准来台”，之后会议决议检讨案原则通过。到5月18日，陈诚与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研商，由政府先行拨出粮食一千吨，捐赠给香港政府，作为难民紧急救助之用。此外，在行政院下成立“大陆逃港难胞专案小组”，由陈诚亲自主持，小组成员包括内政部长连震东、外交部长沈昌焕、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周书楷、救总理事长谷正纲及其他有关机关首长等；来台安置之难民，其所需经费，由国库垫拨。到5月22日，专案小组又决定处理办法四点，其中洽商接运来台难民事宜，由救总派负责人到香港与香港政府洽商；难民来台的临时收容处所，由内政部、台湾省政府及救总派员至高雄市，准备临时收容处所，长期收容处所则由内政部、经济部、省政府、农复会、救总会同派人至台湾东部及南部勘察长期性的安置地点。5月24日，行政院召开第765次行政院会议时，陈诚行政院长报告上述工作经过，该次行政院会议认证相关办法要点，决策应由各主管机关迅速照办。到8月4日国民党第388次中常会，国民党中央秘书处转达长谷正纲呈“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接运新近由大陆逃抵港澳难胞来台安置工作报告”，报请会议鉴核，谷正纲并在会上作补充说明，陈诚在会上认为，大规模集体接运难民来台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等将来有新的需要时再予恢复，而个别难民来台“可照正常手续办理。技术上希再予研究。又原报告所提其他问题，可并交行政院‘救济大陆逃港难胞专案小组’再加研议”。[6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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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广东省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常称逃港难民为偷渡者、外逃者、普通移民，认为不少人只是前往香港工作、探亲、学习、定居，是进行正常的交流，而且经常强调欢迎他们返回内地，并否定存在中国难民问题。[11]

1950年5月港英政府开始实施配额制度限制包括台湾在内的非广东地区进入香港。由于中共政权不承认清政府和英政府的三个割让与租借条约，坚持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港英政府的限制措施引貣中共政权的抗议，认为港英政府无权限制中国居民进入香港，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协议“配额制度” （quota system）：中共有权决定中国居民进入香港数量，并且审查和批准有关申请，港英政府必顸接收持有中共签发的通行证的中国居民进入香港定居，为单行证制度由来。[4]

1956年，随着援助香港难民的呼声日益高涨，以及联合国各机构开始援助逃离匈牙利的反共难民，当局对有关国际救援的不满情绪达到了临界点。当年北京当局促成中国人民救济协会接管国际难民组织上海办事处。当国际难民组织最终停止在中国大陆的运作后，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郑宝安提议，将国际难民组织剩余的资金用于援助香港的中国难民移居台湾，但是办事处关闭时剩余的资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扣留，理由是国际难民组织仍欠中国款项，指控国民政府最初承诺付予的资金是非法挪用自中国人民。 [70][40]

1959年联合国世界难民年期间开展邮票募捐活动时，中国共产党当局制定政策退回所有使用世界难民年邮票或提及难民的信件，更如那些特别提及藏族难民的信件。[18]据1959年10月美国报告，在珠江搭乘巡逻船的共产党人员，会向任何试图逃亡香港或澳门的人开枪[71]。

封关后政策[编辑]

广东大量民众偷渡外逃，引起当时中共广东省委、政府乃至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极大关注。其中中共广东省委于1979年4月中旬，就召开了全省制止偷渡外逃紧急会议，着重研究部署具体的应对措施。国务院、中央军委后于同年6月14日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而在6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偷渡外逃的布告》，声明出境人士都必须经当局批准、凭证在指定口岸离境或进入边境地区。而偷渡外逃者就要接受收容、教育或遣送等。而为迅速遏制民众外逃，广东更在深圳、珠海边境沿线组织民兵与边防部队，开展堵截。在临近港澳和偷渡严重的惠阳、惠东、东莞、海丰、中山、斗门、顺德、番禺、台山等县，增设临时民兵哨所，以加强巡逻堵截。在珠江出海口靠近港澳的海面，则集中船艇加强海上巡逻，严格检查来往船只[72]。

宣传[编辑]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曾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如此描述：

  1. 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
  2. 香港黑社会横行；
  3. 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
  4. 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由于香港在1997年前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如大跃进、上山下乡及文化大革命影响不到香港，香港又处于经济腾飞时期，所以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事实上比中国大陆高出了许多。[73]

美国[编辑]

政府方面出于美苏冷战而对逃港难民有所关注，但相对于美国官方在欧洲协助逃出铁幕国家难民的计划，对逃到香港的一般中国难民却较不重视[74][11]。美国当时有所认为英国应对在香港难民的救济负上最大责任，因此其援助不如台湾方面积极[11]。另当时其有意通过不同的非政府机构对在港知识分子施以援手，希望他们能在文化战线对抗共产主义。例如雅礼协会和亚洲基金会便资助了新亚书院的创立与发展[75]。亚洲基金会和美国新闻处更支持了友联出版社的成立和《中国学生周报》的出版[76]。同时，为使流亡香港的知识分子能够脱离贫困，使其才能得以发挥，美国国会议员周以德在1952年代创办“援助中国知识分子协会”（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并在香港成立分会，作为中华民国-美国民间合作组织，为大陆难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提供生活物资，并且帮助他们前往西方国家[77][78]。[79] 且美国透过加大对香港居民的福利以及对香港的物资供应，拉开香港居民与大陆居民的生活差距，利用香港向大陆展示西方的优质生活方式。[80] [1]

到1953年通过难民救济法案，于该法案范畴配2,000个名额给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中国人。由此产生远东难民计划（Far East Refugee Program）利用志愿组织协助处理签证申请人的申请资料和筛选工作。规模较小、资源也十分有限的援助中国知识分子难民协会也就此，经法案框架下与美国政府合作而为相关特定难民提供移民安排[18]。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难民危机持续不断，到1960年已成为联合国的标志性议题。国会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欧洲局势上，时夏威夷州参议员邝友良曾在公平份额难民法案辩论期间，提出修正案旨在为4500名中国难民增加签证名额。他当时表示此举有望扭转“亚洲人不如欧洲人”的普遍误解。尽管参议院采纳这项修正案，但众议院最终将其从法案中删除。[81]

至约翰·F·肯尼迪时期，当局于1962年5月再启动香港假释计划（Hong Kong Parole Program），利用总检察长的紧急决定权（英语：Parole (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批准从中国逃到香港，在香港临时营地定居的中国难民进入美国[82][83]，计划一直持续到1966年大约有15,000名中国难民获准借此进入美国。1965年《移民法》修正案也包含允许这些难民调整为合法永久居民身份的条款。[84]

影响[编辑]

在冷战初期，香港是为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移民进行最重要的人道活动的中心。诸多传教士、本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华人社团与当地华人居民和新来的移民携手合作，直到1960年代，传教士和教会的主要工作都集中在提供服务上，并且传教士们还向他们所来自移民社区的本土教会发出呼吁，以获得支持并激发人们对他们在香港的关怀和救助计划的兴趣。 [85]在传达需求的过程中，他们的呼吁无意间成为了一项进步改革议程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西兰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CC）和加拿大基督教协进会（CCC）等组织开始将重新安置视为解决殖民地部分苦难的一种可能方案。[15]

对香港[编辑]

File:中国大陆饥民逃难图第三辑002.jpg
一名被港警逮获的逃港者，摄于1962年。

大量人口逃港为英属香港带来不少社会问题，例如住房短缺，以及大圈帮的兴起。逃港潮促使并强化了英属香港的反共意识形态。

偷渡潮还影响了香港政策之执行，根据香港大学教授周永新所言，香港政府一直有助木屋区人口上楼（即入住公屋）的政策，但香港1981年仍然有70万人口居住在木屋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1976年以后来港的逃港者，因为逃港者太多，香港土地渐趋短缺，需要通过市区填海以及港九以外兴建香港新市镇（今日的荃湾、屯门、元朗，以及1997年前兴建的天水围及将军澳）政府通过十年建屋计划所建设的房屋设法应付需求[86]。香港偷渡潮对香港经济有利有弊，逃港者便宜的劳动力以及冒险追求财富的精神亦为香港经济带来一定贡献，部分更成为知名人士。但不少仍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如黑社会、犯罪、大量公屋、社区建设以及综援支出等，许多逃港者最终成为了危害香港社会的罪犯，例如张子强等。

因为珠三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成为其中一个主要移民地方，由珠三角偷渡到港的人口亦包括各省籍人口，包括当年占领广州的山东兵等。逃港亦大大加重了广东籍人口在香港人的比例，现今香港人口中的新移民有57%来自广东（包括先聚居在珠三角的各省籍人），这些人口又大多来自亲属移民，占总亲属移民的84%[87]，香港的贫穷新移民人口几乎全为逃港者大陆亲属，其他省籍的移民以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为主。因为逃港者在中国大陆经历过批斗、饥荒的日子，他们比没有经历过中共统治、在香港出生的香港人更讨厌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大陆人，不少有恐共、反共、厌共甚至仇共的心态[88]，对中共及香港本地亲共势力充满戒心和厌恶。故而不少香港人不接受香港主权移交，以及主张香港和中国大陆保持距离，并且很多都反对自由行和中港融合。不少中产在六四事件后到九七主权移交前亦大量移民外国，当时因为香港楼价高企，由香港移居外国的人口主要为投资移民，他们不少已经在1997年前售出楼宇，以投资移民外国[89]。

香港人口由1950年的220万以每十年100万的速度增长，为香港在1970年代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香港人口在1980年上升到大约500万。成功逃港者，在香港生活也受到不同程度歧视，但1997年前之逃港者大部分均已融入香港社会。逃亡成功的大陆公民获得了香港身份证，他们都成为了香港的廉价劳动力，对于香港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作出了巨大贡献。[3]1980年以后不少已取得香港身份证的逃港者将家人申请到香港，而香港人口以每十年55万增长，逃港潮人口以及其后代成为香港现今人口的重要来源，是香港人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狮子山下”精神[90]。虽然逃港人口来自广东各民系，香港政府推动广州话作为香港的通用语，使原居民、此前来自中国各省的香港人大部分亦改以粤语广州话沟通，因文化相近及种族单一，族群[91]冲突如土客械斗减少。逃港者亦有来自广东的各个方言区，广东的语言情况复杂，有多个民系多种语言，但来港以后亦改以广州话沟通。而世界各地居于香港的非华裔多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

而南来的知识分子除促进香港的教育和文化发展，还涉猎香港政治，部分居港的中国民主社会党人开始关注香港政治，其中隶属民社党革新派的孙宝刚自1950年代末即倡议推行宪政改革，在香港成立民主自治政府，并于1964年成立香港社会民主党，对香港的各种社会民生事件发表意见，希望在香港宣扬社会民主主义[92]。[79]

对广东省[编辑]

广东省因为与香港相距较近，许多试图逃港的居民都逃亡成功，造成了广东省人口锐减，工厂停办，城镇居民减少。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广州市视察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3]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亦形容此事是“人民用脚投票”，将偷渡潮定性为经济原因而非政治原因。加上中国内地政府亦不想让偷渡潮持续而令其体面受损，为了阻止广东人民大量偷渡，决定让广东先富起来。最终，中国大陆1970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1980年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优先开放深圳、广州以及珠三角[93]。广州及深圳从此成为中国大陆富有地区，人民生活质素大大提升，再加上香港在1980年实施即捕即解，不再值得冒九死一生之风险偷渡来港。偷渡人潮大量减少同时，亦使其他省份人口大量移居广东[94]，深圳最低工资亦是全大陆第一（2013年时达每月1600元），引来各省居民争相到深圳工作[95]。

主权移交后[编辑]

九七主权移交后，香港特区政府推动“中港融合”政策，大量香港新移民移居香港。广东省公安厅每日有150名亲属移民配额，予新移民移居香港生活。不少人保留使用简体字、自己的母语或普通话；与此同时，把持香港政府和部分商界势力的建制派也扩大普通话和简体字使用范围，遂引致陆港矛盾加剧。[来源请求]

纪念[编辑]

当年的逃港者现今已成为长者，不少都支持建造一座逃港遇难者纪念碑[96][97]及开发当年逃港者上岸之流浮山为景点[98]，以免后世忘记当年历史。

当年逃港潮中不少广东人偷渡到香港，其实目的在于以香港为中转站偷渡到美国，如美国旧金山著名的原电视台主持人汪伦以及关惠群。汪伦组织了现居旧金山、夏威夷等地的华人，现正计划筹办一个逃港者网站，以及给提供《大逃港》作者一些美国华人逃港者的资料，以写大逃港的剧本[99]。一些居住在新泽西州的逃港知识青年则在拉法叶镇恒福墓陵园树立了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以纪念176位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逃港途中罹难的知识青年[100][101]。

逃港名人[编辑]

相关影视文学作品[编辑]

参见[编辑]

类似事件[编辑]

当时的饥荒导致云南边境居民偷渡到缅甸加入军阀部队谋生，在延边朝鲜族边民偷渡到朝鲜。1962年发生伊塔事件，大量新疆人偷渡苏联。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以司徒华为首的香港人士发起黄雀行动，秘密将民运人士营救至香港。朝鲜人通过各种方法偷渡和移居韩国（或其他地方），他们又被称为“脱北者”。

注释[编辑]

  1. ^ TVB《大逃港》的逃港者妻子和凤凰卫视逃港者张宇德的妻子亦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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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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