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氏

File:Disambig gray.svg此条目介绍的是晋朝女性人物。关于中文姓氏，请见“湛姓”。

湛氏（?—?），又作谌氏，晋朝时期女性人物，大将陶侃之母，豫章郡新淦县（治所在今江西省樟树市）人。

生平

湛氏嫁给孙吴扬武将军陶丹为妾，并生了陶侃。当时陶家家境贫寒，湛氏经常纺纱绩麻资助陶丹，让他结交良友。

陶侃为寻阳县吏时，负责监管鱼梁，曾把县里的干鱼拿回家送给母亲。湛氏把干鱼封起来，送回给陶侃，并写信责备其：“你担任县吏，把公家的东西送给我，不但不能给我好处，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

一次大雪天，鄱阳郡人、孝廉范逵借宿于陶家，当时陶侃仓促之间没东西招待之，湛氏于是把自己睡觉的新草垫子铡碎了喂范逵的马，又暗中剪掉头发，制成假发卖给邻居，以换来精美的饭菜，供范逵吃喝。范逵知道后，叹息道：“非此母不生此子！”于是向庐江郡太守张夔推荐陶侃做官。

后来，陶侃在武昌郡任职时，每每与属下喝酒，均不多喝，旁人劝其再多喝些，陶侃却悲伤地说：“我年轻的时候，曾在醉酒后犯下过错，故与父母约定不能多喝”。

据《侃别传》记载，湛氏去世后，曾有两位衣着鲜丽的客人前来吊唁，却不哭就离开。陶侃派随从查看时，却只见到有两只鹤往天上飞去。当时的人都对此感到很惊讶。

后世纪念

延宾坊及延宾坊故址碑

根据公元1227年（宋理宗宝庆三年）基本编成的《舆地纪胜》的记载，至迟在宋朝时期的饶州鄱阳县（即今江西省鄱阳县）——也就是陶侃的原籍地与成长地、孙吴晚期的鄱阳郡鄱阳县，在其县城内的萧家巷，有地名为延宾坊，当地世代相传为陶侃青少年时期与母亲所居住，而其名“延宾”便是人们取自湛氏剪掉头发宴请宾客范逵的典故。

根据1924年（清宣宗道光四年）编成的《鄱阳县志》的记载，“延宾坊”在当时仍存，位于当时鄱阳县县城内的南隅、德化桥（桥建于宋代）以西。

根据2008年编成的《鄱阳县志》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在相传为陶侃旧宅的延宾坊旁还立有“延宾坊故址”石碑，然而今日延宾坊与“延宾坊故址”碑均已不存。

陶侃母湛氏墓及四处衣冠冢

此外，1924年（清宣宗道光四年）编成的《鄱阳县志》、2008年编成的《鄱阳县志》、《江南都市报》在2010年的报导等等的说法，在鄱阳县县城以东的牛岗嘴有相传为湛氏的墓地，1884年（清德宗光绪十年）曾由时任知府冯芳植主持重修，1899年（清德宗光绪二十五年）由知县谭绍裘署名立碑，1923年县知事张世范主持再重修。

根据《江南都市报》在2010年的报导，此陶侃母湛氏墓在2009年、鄱阳县文物管理部门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被发现墓地被毁，已然不存。鄱阳县博物馆馆长孙启凌称墓地是被地产开发商在兴建小区楼盘时推平毁坏，而该地产开发商的刘姓负责人则否认与墓地被毁一事有关。

又，根据2008年编成的《鄱阳县志》的说法，在别处另有湛氏衣冠冢四处。

戏曲文学演绎

元代剧作家秦简夫所作杂剧《晋陶母剪发待宾》便是取材自陶侃母亲湛氏为宴请宾客范逵而剪下头发贩卖换取钱财的故事，不过作者在此原型上再加以了许多改编，使之更符合宋、元时代社会的背景，如将范逵的身份改为唐朝时才出现的官职“学士”，而陶侃则在此后被范逵推荐进京应举，并成功考中状元，湛氏更因此被封为所谓“义烈夫人”云云。锺林斌认为该剧鲜明地描绘了宋元时期的民间生活，生动地刻画了古代中国受推崇的“贤母”形象，并体现了宋元时期下层民众希图通过科举道路发迹、博取功名的心理，同时也反映了作者作为传统儒生的道德观。

质疑与考证

近代学者吴士鉴认为“湛”应作“谌”，因“湛”与“谌”字形相近故混淆。

近代学者李详据“聘”一字，认为湛氏并非如《晋书》所说般为陶丹之妾，而是其正妻；除此以外，东晋人孙盛所著史书《晋阳秋》亦说湛氏为陶丹正妻。

萧梁文学家刘孝标认为湛氏不接受陶侃赠送的事迹，是后人以孙吴大臣孟宗的故事为蓝本，并附会编撰的，实际上并非史实。

当代学者王青认为湛氏“剪发延宾”一事除显然有夸张的成分外，是否确有此事亦十分值得怀疑。首先，其情节明显取材自佛经中，如《十卷譬喻经》等均有“长发女人舍发供养佛”的故事，讲述有古印度妇女家中贫穷，为供养释迦牟尼而剪掉头发换取金钱，以此购买食物并宴请释迦牟尼。王青同时指出，古印度的风俗是男子会剪短头发，而古印度人流行戏剧，演员却基本上是短发的男性，存在需要男扮女装的场合，因此有兴盛的制造假发产业，并对女性的长发有大量需求；然而古中国不论男女均蓄长发，需要假发的场合甚少，因此制造假发的产业较为式微，而贩卖自身头发所能得到的价值远低于古印度、亦难以换取足以作宴请的食物。

参考资料

• 《晋书斠注·卷九十六·列传第六十六·列女·陶侃母湛氏》
• 《晋书·卷六十六·列传第三十六·陶侃》
• 《世说新语笺疏·贤媛第十九》，中华书局，北京，2011年3月，ISBN 9787101077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