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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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晚清时中国官员发起和推动的改革运动，历时35年，领导人包括奕䜣、文祥等中央官员，以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督抚，他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或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中，认识和体会到西方人的船坚炮利，武器与装备先进精良，决心要学习制造洋人的枪炮与汽船等器械的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求富国强兵及抵御外侮。洋务运动中后期，运动范围从军事扩展至创办一些民用企业，如船运、电报、铁路、纺织等，并用官督商办的方式吸引民间资金参与，但拒绝让私人参与经营企业。洋务运动经费来源主要是海关关税及釐金，主要项目包括总理衙门、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留美学童计划、轮船招商局、北洋舰队等，过程中饱受守旧派官员的批评，最后因甲午战争惨败而告终。洋务派深信中国文化价值的优越性，主张“中体西用”，没有尝试改革政治、教育制度或引进西方文化，被后世视为眼界较为狭窄和短视，而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作风也严重打击了改革的成效。史家认为慈禧太后领导无方，要为洋务运动的失败负上最大责任，加上吏治败坏、国家贫弱，社会风气保守等因素，使洋务运动失败收场。后人对洋务运动评价较低，认为洋务派“反动”及卖国，也有史家指出此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开始，亦不无成果。

词源[编辑]

“自强”一词出自《易经》“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晚清，1861年（咸丰十一年）1月奕䜣首先提出要“自强”[1]Template:Rp，自此“自强”一词不断在奏折、谕令和士大夫的文章中出现[2]Template:Rp。“洋务”一词主要涵盖处理外交及引进技术两方面[3]Template:Rp。奕䜣掌管总理衙门后，把与外国交涉的“夷务”改称“洋务”，之后与欧洲有关的新鲜事物都统称为“洋务”[4]Template:Rp。“洋务运动”一词则见于1938年何干之《中国启蒙运动史》，此后为学者广泛使用[5]Template:Rp。

起因[编辑]

File:Prince Gong 2.JPG
发动洋务运动的恭亲王奕䜣

洋务运动的要求，始于少数朝廷大臣对中国需要革新的警觉[2]Template:Rp。恭亲王奕䜣和文祥身经英法联军的军事威胁，认识西洋科学技术的必要性[1]Template:Rp。1860年（咸丰十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与英法媾和的惨痛教训，使奕䜣对洋人态度彻底转变，他逐渐尊重甚至崇拜英国的力量，认定中国别无选择，只有去学会与西方共处；在与洋人的周旋中，他亦明确领悟到西洋器械的精良[6]Template:Rp。太平天国战争也直接激发洋务运动，清朝为了战争的需要，重用有练兵、筹饷的经验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督抚，促成推动洋务运动的条件[1]Template:Rp。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督抚征剿太平军期间，与洋枪队和常胜军交往时，亲眼目睹西洋船坚炮利之精良。湘军将领胡林翼看到两艘轮船在江中快速逆流而上，惊诧不已，叹息说“此乃吾等无法解喻之物也”[6]Template:Rp。平定内乱，使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直接认识到西洋器械的效能。1860年（咸丰十年）及1862年（同治元年）初，太平军两度进攻上海，都被英法洋枪队轻易击退，曾国藩对此印象深刻[2]Template:Rp，主张“师法外人之智”，一方面支持向英国筹购兵船，一方面强调必须学习制炮造船，自行生产。1862年（同治元年），李鸿章与淮军乘坐英国轮船沿江东下，通过太平军占领区，船上三天，使他有机会体会西洋技术的价值，此后一再称赞洋兵之纪律严明，发炮准确[2]Template:Rp。他与常胜军及华尔和戈登等许多洋人军官交往，认识到枪炮舰船的可怕威力，夸赞西洋大炮和弹药乃“天下无敌之攻防器械”[6]Template:Rp。

1862年（同治元年）至1864年（同治三年）左宗棠在浙江攻剿太平军，接受法国人领导的常捷军援助，认识了西洋兵船与火器，特别赞扬协助克复杭州、在沿海平乱的轮船；平定太平军后遂上奏建议采行西洋技术，特别是建造船舰[2]Template:Rp。湘军曾乘西方轮船，从安庆冲过太平军的河防运到上海，自此当权者承认轮船的重要性[7]Template:Rp。对目光远大的人来说，造船成为求生必不可缺之途。洋务派官员要揭开制造船舰和枪炮的秘诀，以求打破西洋人对军力的垄断[6]Template:Rp。除了军力上积弱，李鸿章也了解到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贫富悬殊的对比，推动洋务运动是必要的[2]Template:Rp。1872年（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指出中国正面临“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西洋人步步紧逼，无法阻挡，中国必须迎头抗御，断然采纳西式船炮来加强军力[6]Template:Rp。他对日本师法西洋技术的努力有深刻印象，知道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便派遣宗室及大臣子弟中聪明特出者，远赴西洋学习技艺，并购置“制器之器”，在日本国内自行制造。李鸿章认为日本能改弦易辙，中国为何就不能改变政策[2]Template:Rp？他警告如果中国不在造船和枪炮制造方面急起直追，日本不久就会效法西洋而超越中国，局势危急，迫使中国必须立即施行洋务规划[6]Template:Rp。

目标[编辑]

洋务运动的目标，上则富国强兵，次则抵御外侮，下则安定国家[8]Template:Rp，短期目标是剿灭太平天国[9]Template:Rp，终极目标是自强更生[6]Template:Rp，建立强大的中国，重振国家声威[10]Template:Rp。洋务运动所注重的项目从制造西式武器，再推广到与洋人争“利权”，求国家的富强[1]Template:Rp。北京官员认为外交只能缓和敌患，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奕䜣于1861年1月24日（咸丰十年12月14日）上奏曰[11]：

为了维持和平，中国必须增强国力[2]Template:Rp，追求国家富强，使中国在未来不易遭受外国侵略[12]Template:Rp，军队在训练和装备上能与西方军队并驾齐驱[7]Template:Rp，对外阻吓列强不再对华作进一步的侵略，对内则稳住太平天国之乱后中国社会的旧秩序[13]Template:Rp。

理念[编辑]

魏源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代表了洋务运动的精神动力[6]Template:Rp，洋务派认为中国不可落后，必须具有洋人之长技[14]Template:Rp，李鸿章说：“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15]Template:Rp。1860年（咸丰十年）西洋火器之利，给奕䜣和文祥留下难忘的印象，他们认为中国之所在以对外战争中败绩，不尽由于不善治兵、将士不用命，而实乃器械不良、装备不善所致；相信只要有少许炮舰，就不难击败太平军；若要抵御外侮，就必须采用西洋火器、船舰和训练军队的方法[2]Template:Rp[6]Template:Rp。李鸿章指出“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追求改革军事制度[14]Template:Rp，认为只需拥有汽船、火炮和弹药，就足以抵御外来入侵[6]Template:Rp，“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乱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学会使用西洋火器和船炮后，中国接着便要自行制造[2]Template:Rp，“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14]Template:Rp。曾国藩所要办的洋务以制造兵器为主，并要培养中国人自己制造兵器的能力，“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16]Template:Rp。李鸿章留意到西方选用和训练人才的方法，归结到要求自强，必须调整现存用人与教育制度，故建议设学堂教授数学与科学[2]Template:Rp，希望模仿西法自造枪炮，而不是单是购自洋人[3]Template:Rp。

李鸿章洞察到中国处于一个史无前例的新时代，“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中国不再是万国宗主，而是受列强欺凌的弱国，中国必须洗心革面，力图自强[14]Template:Rp。左宗棠亦能谦虚地承认到中国知识传统中存在不足[2]Template:Rp。李鸿章指当时的局势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的变局，过去夷狄都从中亚陆路而来，这时是沿海几千里都随时有威胁，而且又有数千年来未有的强敌，过去夷狄物质条件上并不比中国高，这时“夷狄”制造能力却远超过中国，所以中国必须自强，当中既着重科技，也着重海防[1]Template:Rp。从18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是由于其富裕，富裕又来自工商业的发展，故洋务运动开始致力于创办民用工业企业[17]Template:Rp。李鸿章认识到仅凭制造船炮，不能使国家变强，船炮的运用有赖于工业制造、矿业和现代交通等的支持。张之洞也了解到军事武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强调富强以工商为先，而发展工业尤当在商业之先。官员俱认为，工业和现代实业极为重要，不可容许由私人或商人经营[10]Template:Rp。

洋务派深信，中国的政教风俗都在洋人之上，不如人者不过是火炮、铁路、机器之类，如果中国能掌握这些器物，洋务就算办成了[3]Template:Rp。洋务运动的一个口号是“中体西用”，李鸿章幕僚冯桂芬首先论述中体西用论，主张以儒家伦理为中心，引进欧洲的先进技术[4]Template:Rp。“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技术性之事物，洋务派始终不脱离中国文化传统[18]Template:Rp，要保持传统秩序不变[19]Template:Rp。惟李鸿章是注重霸术的政治家，思想中只有富强的意识，谈不上中学为体，甚至有用夷变夏之意[14]Template:Rp。洋务运动时，士大夫多主张西学源出中国说[2]Template:Rp，认为各种科学都可以在周文王、周公、诸子的书中见其端绪[19]Template:Rp，相信火器乃元朝时经蒙古人传入欧洲，欧洲人将火器加以研究改良，故西洋火器乃中国遗制，中国应重新学习失传的技能[2]Template:Rp。

领导者[编辑]

File:Li Hung Chang in 1896.jpg
洋务运动领导人李鸿章

洋务运动在京师的推行人是恭亲王奕䜣与满洲军机大臣文祥。奕䜣制定洋务运动的新方向，在京城得到文祥的支持，在外省则得到几个实力派领袖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的拥护[6]Template:Rp。但奕䜣在1865年（同治四年）和1869年（同治八年）两次遭慈禧太后训斥，影响力大减，在1884年（光绪十年）至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后在政坛失意[6]Template:Rp。大部分的洋务运动规划，都是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外省督抚推行的，当中李鸿章是洋务运动主要人物[6]Template:Rp。随着曾国藩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去世，及左宗棠在1868年（同治七年）至1880年（光绪六年）间投身于镇压回民之乱，李鸿章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自1870年（同治九年）起的25年间，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得以在华北建立一个全权独揽的军事及工业基地，并充当全国上下洋务规划之协调人，在30年中一直是洋务的主要设计师及倡导者，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以后成为洋务运动无可匹敌的领袖。李鸿章虽只是省级大员（直隶总督），但由于职地靠近北京，又得慈禧太后宠信，因而行使了中央政府的一些职权[6]Template:Rp。由地方官员主导的洋务运动企业的管理者，大多来自官员的私人幕僚[12]Template:Rp；李鸿章也要倚赖盛宣怀等次一层的负责人，1885年（光绪十一年）后盛宣怀主持轮船招商局等多个官督商办企业[1]Template:Rp。1866年（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左宗棠调往西北，福州船政局由左宗棠推荐的沈葆桢主持[2]Template:Rp，任总理船政大臣[7]Template:Rp。在1880年代的后半期，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开始参与洋务[6]Template:Rp。张之洞最初任翰林学士时是反对洋务运动的，自1884年（光绪十年）出任两广总督后开办现代化项目[20]Template:Rp。而其他守旧督抚对洋务都缺乏真正的热忱和兴趣[13]Template:Rp。

经过[编辑]

从1861年（咸丰十一年）至1895年（光绪廿一年），洋务运动持续了35年。

开端[编辑]

1861年（咸丰十一年）1月，奕䜣与文祥上奏“统筹全局酌拟善后章程”，标志洋务运动在外交方面的开端。该章程建议设立新衙门总理夷务；在既有驻节上海的办理通商大臣外，再在天津设立一办理通商大臣，以管理三个北方口岸；饰令广东、上海各派两名熟悉外语的人员来京服职；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颖、年龄在十三四岁以下的学习外语；各海口内外商情与各国新闻纸，按月呈报总理衙门。经奕䜣的奏请，1861年（咸丰十一年）3月在北京设立了总理衙门[6]Template:Rp。

第一阶段[编辑]

File:NANKING ARSENAL.jpg
金陵机器制造局自制机枪

洋务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从1861年（咸丰十一年）至1872年（同治十一年），强调建立翻译馆、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来吸纳西洋的火器、机器及科学知识，并培养技术与外交的专业人才，同时确保与西方列强关系良好，以便中国能获取西方国家造船和军火装备的秘诀。此时洋务派希望“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认为中国不需要西方的其他东西。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有：1861年（咸丰十一年）总理衙门在北京设立，通商大臣署衙在天津和上海设立[6]Template:Rp；曾国藩在安庆创立安庆内军械所[17]Template:Rp；1862年（同治元年）同文馆在北京设立，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三个洋炮局，另命下属向英国军官学习运用火炮，向德国军官学习运用步枪[6]Template:Rp；1863年（同治二年）阿思本舰队抵达中国，曾国藩派容闳前赴美国购买机器[6]Template:Rp；1864年（同治三年）外语学堂同文馆在上海开办[2]Template:Rp，小型洋炮局在苏州开设，外语学堂同文馆在广州开办；1865年（同治四年）江南制造局在上海开设，附设翻译馆；1866年（同治五年）左宗棠在福州城外的马尾开设福州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派遣斌椿率队的试探性使团前赴欧洲；1867年（同治六年）金陵机器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分别开设；1868年（同治七年）派遣使团往聘列国，以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协助使臣；1870年（同治九年）天津机器局扩充为四个厂；1871年（同治十年）筹划在大沽修筑西式炮台；1872年（同治十一年）派遣30名少年学童赴美留学；李鸿章派遣官佐赴德国留学。这一阶段洋务运动的主要特征是强调发展军工业[6]Template:Rp。

第二阶段[编辑]

File:1890年代拍摄的另一个角度的海光寺和机器局全景.jpg
天津机器制造局全景

第二阶段大致从1872年（同治十一年）至1885年（光绪十一年）。随着洋务运动推行，官员逐渐认识到国家要强大就必须富有，新式国防远比传统国防花费大，并须有更好的交通系统和工业作支持。在此阶段中，虽然国防工业仍是主要着眼点，但也开始发展一些追求利润的企业，如轮船、铁路、开矿和电报等[6]Template:Rp。在1870年代，洋务派开始筹建与军工企业配套的工业和交通设施，如出于军事需要，李鸿章认识到电报的重要性[3]Template:Rp。除了官办的军工产业外，此时出现以传统盐政为模式的另一类型企业，即“官督商办”，当中最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电报总局。这些企业的资本大部分来自私人资金，规定“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但出资入股的商人被排斥在经营之外，经营权掌握在官员或官府指派的个人手中，这类企业为追求利润，往往通过政府优惠或干预来打击平民的竞争，趋向于垄断行业。它们也依赖外籍人员，会聘用洋人担任航运督办、船长和技师。在这一阶段，李鸿章成为近代工业和企业的主要倡导者，超过九成的洋务规划是在他的支持下发动的[6]Template:Rp。

第二阶段的主要成就有：1872年（同治十一年），轮船招商局开办；1875年（光绪元年），派遣福州船政局学生留学法国[6]Template:Rp；丁宝桢在济南开始筹办山东机器局[17]Template:Rp；1876年（光绪二年），再从福州船政局选送30名学生与艺徒前赴英法两国；1877年（光绪三年）开平矿务局在天津开办，丁宝桢在四川开设机器制造局；1878年（光绪四年），织呢局在甘肃创办，同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6]Template:Rp，以抵制进口棉纺织品[4]Template:Rp；1879年（光绪五年），大沽与天津之间开设电报线路；1880年（光绪六年）天津水师学堂开办，朝廷采纳建设新式水师计划，并开始购买外国船舰；1881年（光绪七年），电报总局开设，开通上海至天津的第一条电报线路[6]Template:Rp；修建长11公里的铁路连接唐山和胥各庄，以运输开平煤矿产出的煤炭[4]Template:Rp；派遣10名水师学生出洋留学；1882年（光绪八年），旅顺开筑军港和船坞；1883年（光绪九年），派遣13名水师学生和4名艺徒前赴英、法和德国研习造船，13名学生前赴英国学航海[6]Template:Rp。

第三阶段[编辑]

从1885年（光绪十一年）至1895年（光绪廿一年）间，洋务运动继续建设陆海军，同时开办轻工业以求富国，结果缫丝业和棉纺业都发展起来[6]Template:Rp。中法战争失败以后，清廷才深深感到充实军备的重要性，开始关心铁路等事宜[15]Template:Rp。李鸿章继续控制局面，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加入参与洋务。经济制度方面，“官商合办”和“商办”的实业向占主导的“官督商办”企业竞争，但由于官府对商人的歧视和嫉妒，这两类企业都未能发达，“商办”实业非常微弱，在整个工业实业和投资中只占很小比重。较大的“官商合办”企业有贵州制铁厂和湖北缫丝局，在两个项目中，官方欢迎私人资本，却讨厌平民控制企业，争夺湖北缫丝局控制权的斗争非常激烈，以致商人资本最后被迫撤出。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是：1885年（光绪十一年），天津武备学堂开设，海军衙门在北京成立，以醇亲王奕𫍽为首，李鸿章为副；1886年（光绪十二年），张之洞在广州建立纺织局[6]Template:Rp；1887年（光绪十三年），一些制造局分别在广州和天津开设，漠河金矿在黑龙江开办；1888年（光绪十四年），归李鸿章节制的北洋舰队建立；1889年（光绪十五年），织布局和铁政局在广州开设；1890年（光绪十六年），大冶铁矿、汉阳铁厂和萍乡煤矿开办[6]Template:Rp；湖北枪炮局设立[9]Template:Rp。1891年（光绪十七年），台北到基隆的铁路竣工通车[17]Template:Rp；伦章造纸厂在上海开办；“官商合办”的贵州制铁厂开设；1893年（光绪十九年），机器纺织总局设立；四家棉纺和丝织厂在武昌建立；1894年（光绪廿年），两家火柴公司在湖北省建立，湖北缫丝局创建。1895年（光绪廿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败绩，表明洋务运动未达到预期目的，后世多认为甲午战争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6]Template:Rp，从此李鸿章不再指望以现代实业重振中国[3]Template:Rp。

主要项目[编辑]

总理衙门[编辑]

File:Zongli Yamen.jpg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总理衙门在1861年（咸丰十一年）设立，其并非正规的政府部门，而是军机处的下属机构[6]Template:Rp，设立原意是为了办理中外通商交涉事宜，后来则成为所有“洋务”的总办事机构，或直接推行，或在京城推动赞助[2]Template:Rp。最初设想总理衙门由一位亲王负责，另由数位大臣协办，这些大臣同时兼任内阁部院官员[6]Template:Rp。在他们之下是16名办理文案的章京，满汉各8人。恭亲王奕䜣是总理衙门首任及长期负责的大臣，军机大臣兼户部侍郎文祥则是衙门的主要大臣，一直供职至1876年（光绪二年）去世。总理衙门是个临时机构，出于权宜之需而创立，没有编制，没有定级别，理论上只关心外交政策的报行，而无权制定政策，因最高决秉权掌握在皇帝及军机大臣手中。但实际上总理衙门的奏请一般都获奏准，因奕䜣和交祥两人均兼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分作五个股：俄国股、英国股、法国股、美国股和海防股，另有两个附属机构：海关总税务司署及同文馆。总理衙门不仅办理外交事务，还开展一些现代化项目，提倡新式学堂、西洋科技、工业和交通，在1860年代发挥积极作用，但在1869年（同治八年）至1870年（同治九年）以后影响力日减，当时慈禧太后再度训斥奕䜣，而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与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其权力胜过了总理衙门。虽然总理衙门未能有效发挥外交机构的作用，它作为现代化的倡导者却相当成功，是回应西方冲搫时所设置的第一个重大机构[6]Template:Rp。1884年（光绪十年）以前，总理衙门一直由奕䜣主持[2]Template:Rp。自1884年（光绪十年）奕䜣被罢黜后，由庆郡王奕劻担任总管大臣，奕劻威望与能力俱低下， 又不兼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在威望和权力上都降低甚多[21]Template:Rp。

同文馆[编辑]

同文馆于1862年（同治元年）经奕䜣提议在北京开办，原本设计为一所联合教授西文和中文的学校，其创立是为了回应英法《天津条约》中关于英语和法语为条约唯一正本的规定，中国因而需要语言专家，以免依赖洋人翻译和英语欠佳的广东通事。同文馆一开始延聘一名英国传教士、一名法国传教士及俄国外交使团中的一名翻译教授外语，后来添加了德语。此外同文馆也教授中文[6]Template:Rp。同文馆开始时只招收24名学生，挑选自满清八旗的年轻子弟[2]Template:Rp。1864年（同治三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同文馆的英文教习。到1866年（同治五年），天文和算学列入课程，次年博学的徐继畬被委任为专管大臣，这所学校逐渐具备小型文学院的规模。丁韪良于1867年（同治六年）回到美国，1869年（同治八年）取得博士学位后返回中国，被擢升为同文馆总教习，在其指导下，同文馆八年的学制中添加了各类课程，前三年专攻语言，后五年则攻读各门科学和综合课程。同文馆标志着施行西式教育的开端；许多洋人教习在华人学生帮助下从事翻译，同文馆也就充当了传播外国知识的研究机构。1873年（同治十二年），同文馆开设小型印书处，该处出版了17部有关国际法、政治经济学、化学、物理和自然哲学等领域的名著。1879年（光绪五年），该馆注册的在读学生计163人，学生质素很低，因为很少有满人或汉人的的世家大族愿意送子弟来就读，学生中相当一部分是年龄偏大、冲着津贴来就读的庸才[6]Template:Rp。

1863年（同治二年），李鸿章建议清廷，在上海和广州都设立类似的语文学堂。次年上海同文馆成立，学生40名，限14岁以下，由有名望的官绅保送入学，另加收10名年纪较长，熟谙中国经典的学生。除了中文课程外，由美国教士林乐知教授英文，另有一位中国先生负责算学。广州同文馆亦开始于1864年（同治三年），招收20名年轻学子，其中个名额留给驻广州的八旗子弟，另外增收10名举监生员入学，满汉皆可。实际运作上，广州同文馆可说是一满清八旗学馆[2]Template:Rp。1869年（同治八年），上海同文馆合并于江南制造局，改名为广方言馆[22]Template:Rp。由于科举取士制度并无改变，这三间新学堂都面对同一问题：如何引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北京同文馆学生三年期满毕业后，得比照八或九品官职任用，若能通过考试，得擢升为七品，并在京城任主事职，但上海和广州学堂的学生则无此优遇。广方言馆要求学生三年期满毕业，成绩优良者准视同附生（生员中等第较低者，有资格参加省试）；而广州同文馆则应允毕业生可在译员与监生资格中择其一。结果政府虽花费津贴，让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的学生学英文和算学，但学生仍耗其精力于八股文写作与乡试上[2]Template:Rp。

阿思本舰队[编辑]

清朝第一次组建一支新式海军的尝试是失败的。1862年（同治元年），奕䜣授命赫德委托身在英国的清政府总税务司李泰国购买并装备一支火轮舰队。李泰国购买了八艘轮船，雇用前英国皇家海军舰长阿思本（脚本错误：没有“ilh”这个模块。）管带这支舰队，并在未经告知北京朝廷下，在1863年（同治二年）1月跟阿思本签订合同，任命阿思本担任这支由欧洲人驾驶的舰队之总司令，而且只听身为中国皇帝代表的李泰国之命令。李泰国立意要让自己当上中国的“海军大臣”，掌握海军兵权。1863年（同治二年）阿思本舰队抵达中国时，奕䜣告谕阿思本他的官衔是副管带，权力仅为统领舰队中的外国人，必须听命于作战地区的督抚，即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李泰国反对此举，于是阿思本建议解散舰队，以免其落入太平军、敌对的日本大名或美国南部联盟之手。曾国藩认为中国与其容纳一支桀骜不驯且或将引起纠纷的洋人水师，不如将其解散，并大度地酬报其官佐。结果阿思本获给予一笔一万两的特恤金，而李泰国则获得1.4万英镑为薪俸和津贴[6]Template:Rp，随后被免去总税务司的职务[7]Template:Rp。清朝花费了55万英镑购买一支舰队，然后解散，结果一无所获[6]Template:Rp。

江南制造局[编辑]

File:Gun transportation at Jiangnan Arsenal.jpg
上海江南制造局一景

江南制造局是洋务运动早期的主要成果[6]Template:Rp，1865年（同治四年）于曾国藩倡议下，在上海建立。李鸿章向设于上海租界地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买进机械与船坞，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同年末容闳赴美采购的机器也运到中国，并入虹口的机器厂[2]Template:Rp。容闳是第一个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于1863年（同治二年）加入曾国藩幕府[6]Template:Rp。局中所有机械工作都由外国人负责，最早试制来福枪虽然失败，不久后却成功制造堪用的毛瑟枪和小榴弹炮。1867年（同治六年），江南制造局每天可以生产15枝毛瑟枪和100个12磅重的榴霰弹，每个月可以生产12磅的榴弹炮18个，这些军火在剿平捻乱时发挥了功效。不过整体上，李鸿章对江南制造局是相当失望的，他一开始就期望制造出优良的步枪，直到1871年（同治十年），江南制造局才能制造雷明顿式的后膛步枪，但比起进口的雷明顿式，这些自造枪支不但成本高，而且性能奇差，连淮军也拒绝使用[2]Template:Rp。1869年（同治八年），制造局附设的机器学堂成立，开始实施员工作职训练，并为学徒设立夜间补习学校。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至1875年（光绪元年）间，江南制造局成立了一个制造火药和子弹的部门，此后大力推广这项生产[2]Template:Rp。在同治年间（1862—1874），江南制造局是世上最大的兵工厂之一，在东亚首屈一指[7]Template:Rp，连德国军队使用的炮弹也没有江南制造局的先进[23]Template:Rp。

江南制造局不仅铸造枪炮，亦制造船舶，并开设翻译馆[6]Template:Rp。但江南制造局造船的努力同样令人失望。1866年起（同治五年），江南制造局开始设计和制造巡逻港口用的小型炮艇。1867年（同治六年）底，江南制造局迁往上海南部，重新建造一座干船坞，添置了造船用的新机器，增加了六七个英法工程师与工人。曾国藩决定建造较大的轮船，因为局中的西洋技师更精于造船。1868年（同治七年），第一艘中国自造成功的轮船下水，重六百吨，引擎购自外国。其后五年内，又造了五艘螺旋带动的木船，及三艘双螺旋推进的小型铁甲船。当中有两艘引擎和汽锅都是自制的。可惜这些船行驶缓慢，吃水太深[2]Template:Rp，在某些通商港口无法停泊，而且太耗燃料，建造费高昂[2]Template:Rp。1872年（同治十一年），江南制造局最后一艘船制成，拥有400匹马力，配备26门火炮[6]Template:Rp。到1875年（光绪元年），江南制造局停止造船计划。中国自造一艘船的费用，可以拿来向英国购买两艘同样的船；而成本偏高，可以归因于几乎所有原料都仰赖进口，而且人员薪金偏高。局内官员人数越来越多，1870年代初只有40人，到1870年代末增加了一倍，其中不乏利用势力坐领干薪者。江南制造局成立的翻译学馆刊行中文的西洋科技书籍[2]Template:Rp，在不到十年间，翻译了98种西洋著作，其中47种属自然科学领域，45种为军事和技术一类书籍[6]Template:Rp。

福州船政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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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船政局，1880年拍摄

福州船政局是洋务运动第二大重要成就。左宗棠亟有意造船，于1866年（同治五年）设立福州船政局，以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分任正副监督。该局共建造了40艘船舰，机器从法国购得[6]Template:Rp。1866年（同治五年），左宗棠与日意格及德克碑签约，二人负责制造16艘轮船，并训练中国的造船技师与海员。不久左宗棠奉调西北，他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总司船政事务。在闽江马尾港后的船坞厂址上，中国官员监督著2000吨的法国机械，准备建筑厂房与存放材料。1869年（同治八年），1450吨螺旋带动的“万年清”号运输船下水，接着的五年内另有14艘下水，有一艘则不能按期完成[2]Template:Rp。1870年（同治九年），曾国藩利用江南制造局及福州船政局所造的船只，成立江南轮船操练局。从1871年（同治十年）起，福州船政局大多数船的引擎为福州自造[2]Template:Rp，所造的船都在1000至1450吨级之间，比江南制造局的一般船只大。虽然福州船政局所造船只性能优于江南制造局所造，但速度仍然过慢，造价太高，以欧洲在1870年代的标准看，这些木质船壳、单柄引擎的船，和江南制造局出厂的一样，都是过时的产品。从开办到1874年（同治十三年），福州船政局共计花费535万两，超出当初预算；官员贪污盛行，福州乡绅攀亲带故推荐不少人员到局中来，管理困难，而购入的木料、煤炭和金属品常不堪使用。沈葆桢大力整治贪污，严惩许多官员，代之以可靠之士，颇获刚廉正直之名。后来有关采购的业务，多倚赖干练的叶文澜之助，他有大约30个幕僚，分别向台湾、香港、东南亚采购物料，甚至在仰光驻有代理商，能定期购买和运用柚木回国[2]Template:Rp。

福州船政局附属的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设立于1867年（同治六年），招收100多名14岁以下，大部分来自没落的乡绅家庭子弟，学堂保证他们将来可入绿营水师，或因军功被保举为官[2]Template:Rp。船政学堂内分前后两堂：前堂专授法语和造船，后堂专授英语及航海[6]Template:Rp。在法国学堂中，尚须读包含解析几何与微积分的数学，以及包括物理与机械的科学课程。这些学生偶而也被派往协助组合机器。英国学堂的学生要先读三年理论航海学，课程包括地理学、平面与球面三角学、航海天文学，之后派往一艘由前英国海军舰长领导的训练船。原本左宗棠和沈葆桢都期望，经过5至7年的训练后，这些学生即能设计和指导造船工程。求是堂艺局的教学成效显著，学生中人才辈出[2]Template:Rp，培养出一批能干的官佐，包括干练聪颖的严复[6]Template:Rp。部分毕业生据云已能设计和监督制造船只，或指挥战船。由于财政困难，福州船厂的建造计划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后大为缩减[2]Template:Rp。1875年（光绪元年）后，福州船政局逐渐式微，原因是洋教习人数减少，而船厂行政管理不善[24]Template:Rp。在1875年（光绪元年）至1877年（光绪三年）间，只有4艘船下水[2]Template:Rp。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中，福州船政局遭受法军重创[12]Template:Rp。

留美学童计划[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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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首批到达美国的中国留美幼童合影

1872年（同治十一年），经曾国藩与李鸿章建议，朝廷派遣30名少年学童留学美国，就读于康涅狄格州之哈特佛德城；1872年（同治十一年）至1881年（光绪七年）间，共有120名学童分四批遣派留洋[6]Template:Rp。早在1868年（同治七年），容闳就提议让年轻一代先进入美国的初级学校或学院就读。同年的蒲安臣条约规定中国人得在美国学校就读。1871年（同治十年），李鸿章与曾国藩联名上奏，建议选派学童赴美攻读15年[2]Template:Rp。清廷准奏，决定选派12至16岁的学童留学。曾国藩于是委任广东人买办徐润在上海设立“出洋局”，负责招生。1872年（同治十一年）第一批30名幼童赴美留学，当中有24人来自广东。容闳早一个月先出国，在康涅狄格州教育部门的协助下，于哈特佛德城设立留学办事处（驻洋肄业局），安排幼童各别寄居康州12个城市的美国家庭，并在当地学校就读。不久在翰林学士陈兰彬率领下，30位幼童及两位中国教习抵达美国，这两位教习将定期利用假日在哈特佛德城为学童上国学课程。往后3年，陆续有三批学生前往，每次30人，到1875年时（光绪元年），合计已有120名幼童抵达美国[2]Template:Rp。这些孩子逐渐西化，玩棒球，上教堂。1877年（光绪三年），清廷同意增拨经费供派遣留学之用。但到1881年（光绪七年），因中美关系恶化[2]Template:Rp，美国违背蒲安臣条约，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均不承认中国留学生，清廷唯有召回留美学生[24]Template:Rp。

轮船招商局[编辑]

中国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计划的第一个非军事现代企业，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成立[10]Template:Rp，宗旨在打破外国列强对中国沿海航运业的垄断[25]Template:Rp，从外资手中夺回沿海和长江的水运权[26]Template:Rp。李鸿章不希望招商局是政府垄断的纯官方企业，使用“官督商办”一词，寻求一种官商合营的经营办法，采用中国传统模式：企业雇用经理，赋予全权，股东不干涉日常业务，仅一年一次审查业务[10]Template:Rp。招商局仿效洋人在中国办的股份公司，发股票，“盈亏全归商认”。李鸿章主张政府给招商局贷款，并以高于普通商货托运水脚（运费）的标准，将部分漕运交给招商局承运[1]Template:Rp。招商局独家承揽漕运米粮，并试图与航行于中国海域的西洋商船从事竞争[2]Template:Rp。李鸿章确保了海上漕运的垄断局面后，便努力鼓励商人入股投资，终于以每年高达两成的股利，招揽来投资者[27]Template:Rp。李鸿章并允许经理人员自由办理业务，轮船招商局能成功与外商竞争，且于1877年（光绪三年）因买得旗昌洋行所属轮船公司的船只，而使吨数大增[10]Template:Rp。1880年（光绪六年），招商局遭弹劾靡费无度，假公济私，朝廷命李鸿章追查其事，结果不了了之[3]Template:Rp。

轮船招商局首任总办是官员朱其昂，接替他的是英国怡和洋行买办出身的唐廷枢，1884年（光绪十年）后该局由官员盛宣怀办理[6]Template:Rp。盛宣怀善于理财，却任用私人与挪用公款，在其经营下，招商局并未增加多少船只。招商局是与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订立联营合同，规定统一运价与根据所配航程分享利润；在与两家洋商所属轮船公司的联营下，招商局难以维持其利润的收入。在1884年（光绪十年）至1893年（光绪十九年）间，招商局总收入减少，且拥有的吨数没有增加，而两家英属轮船公司却加以扩充。轮船招商局起初受私人投资者欢迎[10]Template:Rp，但到1883年（光绪九年）前后商人的热诚退减，投资者越来越少。唐廷枢、徐润等商人出身的经理的离职，也减低了其他商人的投资意愿[10]Template:Rp。招商局再投资的资本受到剥夺，公司规模在1887年（光绪十三年）后就不再成长[27]Template:Rp。盛宣怀常用的技巧，是将公司资金转用到其他公司，在1890年（光绪十六年）至1891年（光绪十七年）间，他就擅用职权，从招商局中挪用30万两于上海机器织布局[10]Template:Rp。

北洋舰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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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舰队镇远号铁甲舰

北洋舰队是清朝数支舰队中最好的一支。李鸿章极关心沿海安全，认为必需建立现代海军舰队。他深知中国无法制造可用的船舰，开始通过赫德自外国购入船只，于1875年（光绪元年）及1877年（光绪三年）共先后订购英国炮舰8艘。到1880年代初，中国形成四支各自独立的舰队，分别归南、北洋大臣（李鸿章）、福州船政局和两广总督指挥[24]Template:Rp。1879年（光绪五年）日本吞并琉球，海防危机使李鸿章获诏准予添购两艘德制铁甲舰、一艘穹甲舰。李鸿章又计划在旅顺港建立大规模的船坞，此后旅顺和威海卫就成为海军基地。1882年（光绪八年），北洋舰队拥有兵船12艘，包括小炮艇8艘、购自英国的1350吨巡洋舰两艘，以及福州船政局自造兵船两艘。该两艘英国船舰装备新式[24]Template:Rp。为了使海军将领接受可靠的西式训练方法，1881年（光绪七年）李鸿章筹办天津水师学堂，翌年聘请英国海军大佐琅威理为教习。琅威理是统领丁日昌之下的“副统领”，职责是训练所有船上人员[24]Template:Rp。中法战争后，1885年（光绪十一年）海军衙门在北京成立，以作为全国海防事务的直接领导机构[28]，醇亲王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虽然已和伊藤博文签署天津条约以解决朝鲜问题，但他仍深信中国迟早必与日本发生冲突[24]Template:Rp。

李鸿章每年自海军衙门收取北洋舰队的经费约150万两，在1886年（光绪十二年）至1887年（光绪十三年）间订购两艘英舰与两艘德舰。1888年（光绪十四年），此4艘巨舰抵达天津，李鸿章制定“北洋海军章程”，重组其北洋舰队，由丁汝昌任提督，其下左右翼总兵各指挥一艘7430吨的装甲舰，再次由副将管带2000至3000吨的巡洋舰。计北洋舰队有装甲战舰两艘，巡洋舰7艘，炮艇6艘及鱼雷艇6艘，为颇具规模的舰队。此后因慈禧太后将海防巨款移用于修筑颐和园，李鸿章因经费不足而无法扩增其舰队，所得海军经费仅足维持现存的船舰、装备与人员[24]Template:Rp。1885年（光绪十一年）至1894年（光绪廿年），海军预算进一步缩减，资金短缺限制了扩建北洋舰队的计划[23]Template:Rp。1888年（光绪十四年），李鸿章在琅威理协助下重组天津水师学堂，以训练海军中、下层官员；1890年（光绪十六年），琅威理辞职，这导致英国海军学校拒收中国学生，而且北洋海军军纪亦渐趋败坏。1890年（光绪十六年），李鸿章再以300万两完成旅顺船坞，但舰队未能再增一船[24]Template:Rp。淮军出身之水师提督丁汝昌和福州出身之众将官间意见不合，也影响了全军的士气[4]Template:Rp。在1879年（光绪五年）时，北洋舰队拥有两艘双层铁甲舰，比当时日本海军的任何战舰都先进，但到1894年（光绪廿年）甲午战争时，中国技术已被日本追赶上来，当时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可说实力相当[23]Template:Rp。

财源[编辑]

海关关税是洋务运动的主要财政基础，其次是釐金的征收[1]Template:Rp。1863年（同治二年），赫德受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负责总理各口岸洋商完税事宜。在洋务运动初期，海关岁入约有700万两[6]Template:Rp。海关收入在财政上支持洋务运动，北京同文馆、北京神机营、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幼童留美，驻外使领，以及1875年（光绪元年）的新海军计划，部分甚或全部经费，都来自关税。江南制造局在开办的第一年，生产设备就花费了大约25万两，主要由上海海关收入摊付[2]Template:Rp。1867年，曾国藩获准从上海关税中拨出10%作为江南制造局经费，两年后增至20%，每年总数达45万两。福州求是堂艺局的30名毕业生赴欧深造，由福建省的釐金与关税中拨款20万两为助[2]Template:Rp。洋务运动中，兴办和营运军工厂和造船厂的费用，计达5000万两至6000万两。1875年（光绪元年），清政府每年400万两的海防预算，一半来自海关关税，一半来自东南六省（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广东）的釐金收入[29]Template:Rp。在官督商办的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电报总局，资本来自私人资金，政府也会在一开始提供部分资金或贷款[6]Template:Rp。但在1880年代，政府借款的政策难以为继，因李鸿章决心要办海军，无法多帮助新兴企业[1]Template:Rp。

反对意见[编辑]

当时士大夫大多对近代世界和现代化充耳不闻，保守的儒家社会和士大夫对洋务运动敌意非常强烈[6]Template:Rp。晚清时有御史、翰林学士等京官，批评洋务办理不善，形成“清议”[1]Template:Rp。内阁大学士李鸿藻是朝中守旧派的领袖，守旧份子包括理学宗师大学士倭仁、徐桐、翁同龢等。他们攻击奕䜣对外和绥的政策，奉倭仁为思想导师的年轻御史们也反对接受西方技术[2]Template:Rp。守旧派官员常抨击总理衙门将中国利益出卖给洋人。

1867年（同治六年），奕䜣奏请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并延聘洋教习，并招取进士及翰林学士为学生，三年毕业后准予“格外优保”。御史张盛藻上奏反对，主张自强之道不在倚恃船坚炮利，而在于“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天文算学不过是“技巧”，对礼义、道德、人心都有不良影响。守旧派领袖倭仁也抨击，其质问：

倭仁同样认为天文算学都属“术数”、而天下从来没有靠术数而振兴的，主张不可以奉夷为师，其次是不可以利诱正途的士大夫[1]Template:Rp[2]Template:Rp。朝廷将倭仁的奏折公开给廷臣阅看，投考同文馆的士人受到朋友同僚的讥诋，官员共议抵制同文馆的招考，奕䜣只得放弃其原有方案[2]Template:Rp。慈禧太后则常借用守旧派牵制洋务派，以免后者势力强大至她无法控制[6]Template:Rp。

当时顽固的官员，“一闻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9]Template:Rp。洋人多强调开矿、筑铁路的利益，士大夫则一般认为外人多管闲事，而且认为这与洋人要求开发内地的权利有关。满人宣垕反对开矿和筑铁路，批评开矿会促成无业游民及矿匪聚集，容易招来大乱，铁路则将破坏祖先的坟墓，灭绝中国人孝敬的本性[15]Template:Rp。官员激烈反对兴建铁路，外交官刘锡鸿举出铁路会破坏墓地的风水、中国治安太差无法保证列车安全运行等九条理由[4]Template:Rp；并指出中国官民都没有建造铁路的资金财力，若向外国借贷，利息支出将大大高于铁路收益[30]Template:Rp。

得失[编辑]

成就[编辑]

洋务运动标志着工业化的开始，播下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种子[6]Template:Rp，在训练人才，转移科技，提倡新企业等方面颇有贡献[1]Template:Rp。外交现代化保持与列强之间的和平，采纳西方的外交实践，暂时遏制了外患，使清朝表现出同治中兴的复兴气象[6]Template:Rp。清军平定捻军与西北回乱，都使用了江南制造局生产的枪弹。在1860年代及187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成就比日本领先[22]Template:Rp。在中法战争中，法军的技术优势，已不如英国在两次鸦片战争时那么显著，中国已缩小了同欧洲的技术差距。直到1880年代，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都比同期日本的横须贺造船所在技术上领先[23]Template:Rp。北京同文馆标志中国施行西式教育的开端，当中比较杰出的毕业生中有两名驻外公使和一些外交官[6]Template:Rp。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中国第一代现代造船工程师、轮机工程师及海员、船长[2]Template:Rp。中国留美幼童回国后，在军事、工程、商业各领域都有出色表现[25]Template:Rp。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学馆，至1877年（光绪三年）底，一共印行54部译作或摘录的书籍，其中有许多为有关轮船引擎、模铸技术，或格林式与克虏伯式枪械的手册；另有一些算学与科学方面的教科书[2]Template:Rp。洋务运动中的科学译著，见用于军工厂、制造厂和技术学堂，这些新机构是20世纪中国工业发展在19世纪的根基[23]Template:Rp。江南制造局所译的科技书籍，最终在年轻人中引发学习科学的热潮[22]Template:Rp，在向知识分子传播西方社会和政治观念有所贡献[31]Template:Rp。康有为等主要改革者都购买这些科技书籍[22]Template:Rp。在20世纪前半期，张之洞所建的汉阳铁厂成为中国钢铁工业的中心[23]Template:Rp。

不足之处[编辑]

洋务运动被认为眼界狭窄，其倡导者从未梦想要把中国锻造成新式国家，他们巩固而非取代现存的秩序，没有经济发展、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变革的概念[6]Template:Rp。洋务派并未承认西方文化在某方面的优越性，只是在被动中作局部的调整，有人认为洋务运动对西方文化的学习方略，是狭隘、琐碎与急功近利的[21]Template:Rp，对西方军械、技术和外交的模仿流于表面，西方文明中的精华所在，诸如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等全然没有触及。李鸿章对船炮过度专注，对西方政治制度及文化相对漠视，限制了洋务运动的范围，没有作更大更远的政治和社会改造[6]Template:Rp。在李鸿章心目中，西方的财富与力量完全来自物质，其“洋务”亦不出此范围，而没有认识到西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价值[3]Template:Rp。洋务运动只是肤浅的现代化尝试，范围局限于火器、船舰、机器、通讯、开矿和轻工业，而没有开展任何学习西方制度、哲学、艺术和文化的尝试，没有获得工业化的突破[6]Template:Rp，其现代化的尝试支离破碎，局部而分散[20]Template:Rp，其“成绩单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不值一哂”。洋务派兴建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主要目的是应付军事和外交需要，而不是提升中国学术水平[3]Template:Rp，对国民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并不关心，开办新式学堂教授外语等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需要[26]Template:Rp。

晚清中国占主导的仍是旧式制度[6]Template:Rp。新兴企业和机构往往无法摆脱官场积习，弊端丛生[2]Template:Rp。洋务运动企业大多为官办，带着有官僚机构的无能与裙带作风，即使从事新式生产，仍保留旧式的行政管理方式。由于领导不力和官吏腐败，所制船炮质素无法与西方产品相比[6]Template:Rp。负责官员往往置自己的福祉于国家富强之上，如李鸿章将自己的人安置在洋务事业的关键位置上，这些人往往利用办洋务的特权谋私利[3]Template:Rp。军工厂的负责官员贪污腐败，互相竞争捞钱[22]Template:Rp。北洋舰队在补给方面严重腐败，在黄海海战中，中方发射的炮弹半数没有爆炸，一些军舰满载水泥[23]Template:Rp[27]Template:Rp，战舰的炮里缺乏高爆弹头，这是因为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中饱采购军需款项，从克虏伯兵工厂买回空包弹充数。李鸿章的其他下属也有类似贪污不法之事。鱼雷里装填的不是火药，而是锈蚀的铁屑，而威海卫的子弹袋里不是炸药，却塞满了砂土[27]Template:Rp。和官办工业一样，官督商办企业同样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普遍盛行贪污、腐败无能与任人唯亲。企业中资本形成也很困难，每年的利润被当作红利分配给股东，而不是用作企业增长的再投资[6]Template:Rp；常常在开办多年后，产量反而是有减无增[21]Templat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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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水师旗舰扬武号

洋务运动缺乏大众参与，限制了现代化的范围，洋务派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缺乏民众支持，官员藐视商人，压制民办实业和私人竞争[6]Template:Rp。洋务运动强调追求的经济利益，主要是指国家的利益，而不是由私人所创造的财富。政府没有鼓励民营事业的发展，而许多官办企业则陷入财政困难的泥沼而不能自拔[32]Template:Rp。洋务运动也缺乏整体协调，由省级督抚在没有中央规划和协调的情形下发动，各省的洋务倡导人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互相竞争，地方主义意识和急于自我保护的倾向非常顽固，以致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在中法战争中拒绝救援福建水师，而在甲午战争期间，北洋舰队独力抗击日本海军，南洋水师竟保持“中立”[6]Template:Rp。洋务运动在企业运作和材料方面依赖于洋人，对洋人能力盲目信赖，不论其学识与经验。如金陵机器制造局交由英国人马格里督办，而他的职业却是医生；福州船政局由两位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督办，但他们都从未造过船。洋务运动中的西洋顾问和教习许多不很专业，所造枪炮船舰性能极其低劣，需要不断从国外购买船炮，北洋舰队的九艘大型舰只均由外国制造[6]Template:Rp。洋务派自己大都不懂军事科技，西方军火商人乘机哄骗谋利，使洋务运动浪费很多金钱[9]Template:Rp。

失败原因[编辑]

政治方面[编辑]

洋务运动并不是基本国策，洋务派只是政权内的一派而已，朝廷内存在强大的守旧反对势力[26]Template:Rp。自文祥去世后，军机大臣思想作风保守，缺乏创新魄力，无法把中国带到新的道路[25]Template:Rp。但凡有效法西方的新建议提出，立刻就有官员反对，这些争议影响了朝廷决策，阻碍建议实施，甚至拖累已上马的事项[3]Template:Rp。李鸿章改革科举、在各省省会兴办西式学堂、兴建江苏到北京铁路的建议，在保守派的反对与阻挠下，都无法讨论，不能实行[2]Template:Rp。朝廷对李鸿章实际是掣肘多而鼓励少，洋务新政不免于停滞难进[21]Template:Rp。他感叹自己无真正的作为：

慈禧太后擅长政治手段[21]Template:Rp，为了抵制奕䜣，特别倚重几位守旧大臣，使修改考试制度之类的建议无法得到重视[2]Template:Rp。为了使朝臣权力平衡，她常常放纵守旧派对洋务措施主持人的攻击，而不给予洋务派全力的支持[21]Template:Rp。加上晚清吏治败坏，洋务计划绝少有可靠的人来执行，洋务运动领导人常有“无人”之叹，而有限的资金常被贪官污吏中饱。由于积习难除，洋务新政不免虚有其表[8]Template:Rp。

File:The Ci-Xi Imperial Dowager Empress (9.2).PNG
须为洋务运动失败负上责任的慈禧太后

洋务运动失败，可归咎于慈禧太后的私心[3]Template:Rp。与德、俄、日等后进型现代化国家比较，清廷中枢领导质素不良，对洋务运动并无担当有力的主导性角色，也没有高瞻远瞩而具体确定的目标，直接导致改革失败[21]Template:Rp。清朝亟需明主带领进行现代化，然而朝中大权却握在慈禧太后手中[3]Template:Rp，其为人自私无知、爱慕虚荣、重视享受、喜好奉承与贿赂，对揽权扩权无所不为，对西洋新事物无甚理解，因为这与她掌握宫廷和扩权的大目的无何直接关系，她对之也无任何兴趣[21]Template:Rp，缺乏领导国家朝廷的雄伟气魄与高识远见，对洋务运动的措施，也未作出全面而持续的支持，致使各洋务项目与企业缺乏政治上支持的动力，无法成长，也无法奠定全国性规模的基础[21]Template:Rp。慈禧太后并常在洋务派与守旧派之间制造矛盾[20]Template:Rp。外交上，她往往流露一股对洋人的恨意，对内则酷爱收礼纳贿[3]Template:Rp。为了讨好归政后的慈禧太后，李鸿章挪用三千万两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6]Template:Rp。李恩涵指出，洋务运动失败，“慈禧所应负的责任最大、最全面和最基本”，清朝在她统治下，吏治腐败，政治军事都陷于麻痹和瘫痪状态，后期洋务运动亦失去当初内外配合的锐气[21]Template:Rp，在她心目中，绝无从国防或工业建设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中国走上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想法[13]Template:Rp。

经济方面[编辑]

洋务运动常苦于财源枯竭，无法筹措足够的资本[21]Template:Rp。晚清中国国势贫穷，资本供应不足，官家或民间的资本都很短缺[6]Template:Rp，人口增长耗尽资源，阻碍工业化发展[12]Template:Rp，限制了工业和企业的创办及增长。当政府提高税收以开办新兴实业时，削弱了民间原本就很有限的投资能力。洋务运动又正遇上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招致钜额军费开支和赔款，吸走了大量本可用于洋务的资金[6]Template:Rp。中国幅圆广大而人口众多，一直成为西方列强着重侵略的对象，经济上被吸收入帝国主义式的世界经济体系之内，作为一附庸的原料供应国[21]Template:Rp。

社会方面[编辑]

中国社会结构，以士绅为中坚份子，并倚赖农业生产为经济支柱，漠视商人在社会进步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抑之为四民之末，非正式的勒索与税徭特重。清廷在实际措施上，基本上不压制商业，但对于新兴工业所实行的官督商办制度，其消极意义大于鼓励的意义，垄断权利者多，而奖励商人者少， 而且并无将既有的商业资本，扩大为工业资本的长期计划。传统社会在适应西方企业竞争的新情势时，困难重重[21]Template:Rp。士人和一般人都强烈反对洋务运动，出身较好的家庭不允许子弟接受西方语言训练[12]Template:Rp，社会上守旧势力非常强大，朝廷不能漠然视之。1874年（同治十三年）时，由于机车撞倒了人，英国人修筑的上海至吴淞短线铁路被暴民扒掉了路基，两年后，两江总督在当地士绅的压力下，购买了这段铁路并将其拆毁[6]Template:Rp。当郭嵩焘愿意担任欧洲公使时，即受到湖南同乡士绅所带领的群众猛烈抨击[12]Template:Rp。

文化方面[编辑]

西洋机器和企业管理，对中国传统思维来说是陌生的[6]Template:Rp。中国士大夫不愿接受工业社会的文化与价值观，不愿意放弃儒家的道德规范[12]Template:Rp。儒家思想有重道德而轻物质的倾向，不倡导发展工业资本，也抗拒西方的科技[21]Template:Rp，因此现代化军队难以适应儒家秩序[7]Template:Rp。了解西方科技的士大夫毕竟太少，而传统文化价值之深入人心无异往昔[2]Template:Rp，士大夫普遍怀有排外保守主义[3]Template:Rp，大多视洋务为卑下之事，有损尊严。贤能正直之人通常对洋务避之唯恐不及，涉足现代化规划的多是品格低下者，导致了腐败和不正之风[6]Template:Rp。既得利益阶层不但维护考试制度与绿营体制，且视其为神圣不可侵犯之传统[2]Template:Rp。奕䜣、文祥曾建议改革科举，考试范围包括科技，但因为倭仁等人的反对，建议没有实行[1]Template:Rp。清朝一些成规积习已深，无法改变，如同文馆仍旧保留了满清八旗教习[2]Template:Rp。中国文化自成体系，向为东亚文明惟一的中心，一直居于文化输出国的地位，养成自尊自大的优越感，受尊为“天朝”，视四邻为文化落后之国，不易发觉自己文化体系中的缺失，而主动及谦虚地作出重大改造，亦难以承认西方文化较为优胜的事实，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弦更张，以适应近代各国竞争图存的新环境[21]Template:Rp。

影响[编辑]

大多数制造局、船政局、机器局、学堂和新派企业都开办在条约口岸、沿海和长江沿岸的城市，在那里较容易获取洋人的帮助，这些实业有助于上海、南京、天津、福州、广州和汉口等大城市的发展[6]Template:Rp，都市的风貌因工厂的开设而改变[12]Template:Rp。周围农村地区的农民被吸引到这些都市中成为劳工，促使这些城市的规模膨胀，并逐渐形成新的工人阶级[6]Template:Rp。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产业工人和资产阶级，产业工人人数不断增加，在1870年约有一万人，到1894年增至九万多人[9]Template:Rp。新型工业和企业造就了新的职业人士，如经理、实业家、工程师[6]Template:Rp、机械师、技工，他们组成新的社会群体，其专业技能脱离了经学垄断、学而优则仕的传统[23]Template:Rp；出洋留学的人士归国后，也成为军队、学堂和外交机构的领头人，促使新的管理和实业阶层的诞生[6]Template:Rp。官督商办下商人、士绅、官衔三者的结合，则形成新的绅商阶级[10]Template:Rp。科举制度虽然未变，仍有小部分任官机会开放给新式的管理与技术人才[2]Template:Rp，西学成为步入官场的别途[23]Template:Rp。

后人评价[编辑]

洋务运动所获评价较低，因该运动为镇压太平天国而引进欧洲物质文明，企图重建清朝的统治，对列强的侵略行径采取妥协态度，并压抑民间资本的成长[4]Template:Rp。脚本错误：没有“ilh”这个模块。指出李鸿章等督抚的工业化政策，只是该等督抚假公济私和增强势力的手段。在1940年代后半期，范文澜和胡绳都把洋务运动形容为与外国侵略者勾结、镇压太平天国的反动运动[5]Template:Rp，将洋务派依赖外国支持和镇压起义，与蒋介石的政策等同起来，完全否定这场运动。范文澜将洋务派描述为外国势力的走狗，为巩固其利益集团，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而洋务派参与民用企业的管理，亦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胡绳认为洋务运动代表的是旧政治秩序的利益，而不是中国的利益；洋务派创办军事企业只是使外国人控制中国的军力[34]Template:Rp，官督商办企业则完全在“官僚资本控制之下”，阻止民间资本自由发展[5]Template:Rp。1949年后，范文澜和胡绳对洋务运动的看法略有改变，承认其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有限作用[34]Template:Rp。1949年至1978年间，中国大陆学术界对洋务运动基本上采取否定态度，多遵循范文澜与胡绳的观点[5]Template:Rp。1950年代出版的书籍都认为洋务运动“反动”和卖国[34]Template:Rp。

牟安世认为洋务运动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姜铎则肯定洋务运动的目标，指出清政府鼓励商人投资的政策[5]Template:Rp，“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与发展”，“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洋务运动也有“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其后许多学者反驳姜铎的观点，坚称洋务派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对外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对内服务于镇压人民革命、维持封建统治的目的”[34]Template:Rp。段本洛认为洋务运动对生产力“虽有促进一面，但主要是阻碍”[5]Template:Rp。冯友兰认为洋务运动表面上“把中国的近代化推进了一步，其实是延迟了中国的近代化”[16]Template:Rp。在1980年代，学者对洋务运动的整体判断意见不一，同情洋务派的，往往强调洋务运动有助资本主义产生。一般的共识是，洋务运动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和“从闭关自守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34]Template:Rp。徐泰来颠覆了传统对洋务运动的革命式解释，指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抵御外侮和“制洋人”；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给了官僚、地主和商人提供投资近代企业的机会，有助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起到保护民族资本的作用[34]Template:Rp。夏东元亦强调洋务运动抵抗外侮的意义[17]Template:Rp。日本学者曾批评洋务运动“反动”和卖国，沟口雄三反驳此说，认为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与工业化[30]Template:Rp。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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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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