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病
思乡病或乡愁指的是“一个人并非身处故乡并期望返回故乡，而感觉到的压力、忧虑或恐惧”。
医学中乡愁的症状[编辑]
在医学上，乡愁的情绪可能产生一些生理或心理症状，可能但不限于：胸腔紧迫、喉咙紧迫、胸口疼痛，而且可能引发绝望。首先将这些生理或心理症状看作是精神疾病的人是瑞士医生让·雅各·哈德（Jean-Jacques Harder，1656-1711），他在1678年以希腊文词根（νόστος = nostos = one's homeland = 家乡, άλγος = algos = pain/longing = 痛苦/憧憬）创造出nostalgia这个新词。另一种说法是由约翰尼斯·霍费尔（Johannes Hofer，1669-1752）在1688年创造的。（后来这个新词太过于成功地流布，以致于人们忘了它的来源。当这个词汇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之后，它的原始意义－指一种疾病－已经丢失。）
从17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医生会诊断并治疗乡愁。这个词汇在其它的语言里分别为：maladie du pays （country sickness，乡间-疾病，法语），Heimweh（home-pain，家乡-痛，德语）和el mal de corazón（heart-pain，心-痛，西班牙语）。
致死的案例时有耳闻，士兵有时借由解除职务并送返家乡来成功治愈。1978年，罗伯特·汉米尔顿（Robert Hamilton，1749-1830）报导了一个罹患乡愁的士兵的案例。
思乡病的症状有的时候像流行病一样。在军队中，当打胜仗时思家病比较不常见，相反地，战况吃紧时则是比较常见的。史载楚汉战争中，项羽及其军队被困于垓下，汉军士兵唱楚地歌曲以引起楚军思家之情，瓦解战斗力，是汉语成语“四面楚歌”的来历。
1850年代，思家病已经不被视为一种特定的疾病，而被认为是一个病态过程的征候或者一个阶段。它被认为是忧郁症或自杀倾向的表现。然而，思家病在晚至美国南北战争时仍然在士兵中诊断出。
到了1870年代，把思家病当作医疗范畴的兴趣几乎已经不见了。多数人把这种疾病的减少当作一件好事，进步的结果。但是有些人哀叹于失去这种病的根源－即对家乡的感情。当然，思家病这种现象并没有跟着它的去医疗化而消失。
其他意涵[编辑]
| [icon] | 此章节需要扩充。 (2022年8月3日) |
![[icon]](/wiki/File:Wiki_letter_w_cropped.svg){kind=link}
虽然乡愁可能有非常具体、可量的生理症状，然而乡愁不只是一种医学上的状态。例如：乡愁是中国今体诗的一项重要的创作动机。乡愁并非单纯的思乡情愫，其本质是个体对故土、亲情与文化根脉的精神眷恋，这种情感在文学领域尤其中国今体诗的发展中，超越了个人情绪范畴，成为贯穿千年的核心创作动机，同时衍生出情感寄托、文化认同、时空哲思等多重意涵，形成“情以诗传，诗以情立”的良性互动。
做为创作动机，乡愁为今体诗注入了持久的情感张力。中国古代文人多因仕途、战乱、贬谪而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境遇使其乡愁情感愈发浓烈，进而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唐代做为今体诗的鼎盛时期，战乱频仍与仕途坎坷催生了大量乡愁诗作，杜甫便是典型代表。安史之乱后，杜甫辗转西南，漂泊无依，其《月夜忆舍弟》中“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1]，以极简的对仗句式，将战乱背景下的手足思念与故土眷恋融为一体，既流露个人悲戚，又暗含对家国残破的忧虑。张叹凤在《中国乡愁文学研究》中指出，杜甫做为“乡愁诗人鼻祖”，其诗作将个人乡愁与社会现实深度绑定，使乡愁从单纯的个人情绪升华为兼具民生关怀的情感表达[2]，这种创作逻辑也成为后世近体诗书写乡愁的范式。
乡愁在近体诗中还承载着文化认同的意涵，成为文人坚守精神家园的象征。古代文人自幼浸润于儒家“安土重迁”“慎终追远”的文化理念，当文人置身异乡，乡愁便转化为对本土文化的坚守，这种坚守透过近体诗的意象选择得以呈现。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3]，以“明月”这一经典乡愁意象，将对故乡的思念转化为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明月做为中华民族共通的文化符号，既承载着个人思念，也暗含对华夏文化根脉的认同。今体诗的格律规范与意象体系，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文化表达，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以重阳节插茱萸的民俗为切入点，用“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3]的主客对换手法，将个人乡愁与传统民俗结合。宋代文人延续这一传统，且将民俗意象与仕途境遇结合，如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4]，以“春风”“明月”呼应唐代意象，既流露归乡渴望，又暗含对仕途得失的考量，丰富了乡愁的文化意涵。
从艺术维度看，乡愁推动了今体诗情景交融、含蓄蕴藉艺术特质的成熟。乡愁的朦胧性与深刻性，要求诗人摒弃直白抒情，转而透过景物描写与意象营造传递情感，这与今体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追求高度契合。唐代诗人岑参《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3]，以渭水为载体，将乡愁具象化，实现见景生情的艺术效果；王勃《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3]，则将归思融入秋风黄叶的景致中，达到融情于景的境界。这种以景寓情的手法，在乡愁诗作的反复实践中不断完善，成为近体诗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特征之一。吴思敬在《乡愁》细读中提及，乡愁做为“缺陷美”，其不对称的情感结构能激发强烈的审美张力[5]，而今体诗的格律对仗恰好能平衡这种情感张力，使乡愁表达既真挚动人，又符合艺术规范。
进入宋代，今体诗的乡愁书写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融入文人仕途失意的人生感慨与旷达心境，使乡愁意涵更趋多元。宋代重文轻武的政策虽为文人提供仕途空间，但党争频繁、贬谪成风，仍催生大量乡愁诗作，苏轼便是宋代乡愁书写的代表人物。他一生辗转黄州、惠州、儋州等地，漂泊境遇中写下《临江仙·送钱穆父》，其“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4]，以词体化用近体诗格律意境，将个人乡愁与人生哲思结合，突破了唐代乡愁诗作多聚焦战乱、离别的局限，赋予乡愁超脱旷达的精神特质。葛晓音在《唐诗宋词十五讲》中提及，宋代今体诗（含词化近体）的乡愁书写，更侧重个体生命体验与乡愁的融合，形成“以理驭情”的表达风格[4]，与唐代“以情载史”的乡愁范式形成互补。进入近现代，乡愁做为创作动机的意涵进一步拓展，从个人情怀升华为民族文化的精神纽带。余光中《乡愁》虽为现代新诗，却延续了近体诗乡愁书写的文化基因，以“邮票”“船票”“坟墓”“海峡”为意象，将个人乡愁与国家分离的时代困境结合[5]，其情感内核与古代今体诗的乡愁传统一脉相承。这一延续性印证了乡愁做为创作动机的永恒价值——它始终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既是个体精神的慰藉，也是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从《诗经》的“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到唐、宋今体诗的多元乡愁，再到近现代的家国之思，乡愁始终是中国诗歌的核心母题，而今体诗则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将这一母题的情感深度与文化内涵推向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