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论
宿命论（英语：Fatalism；德语：Fatalismus，来自拉丁语 fatalis），或称命运论、命定论等，是一种世界观，根据这种想法，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事件由更高的权力（如神灵）预先决定或基于逻辑必然性。在宿命论者看来，命运的巧合是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无法与之对抗。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类的决定和行动毫无意义。宿命论坚信存有任凭其自身摆布，并与由此塑造的情绪状态和生活态度联系在一起，即“对命运的服从/顺从/听从”（德语：Schicksalsergebenheit）。
宿命论的特征是假定一个普遍作用的权威，或一种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历史进程和个人命运的逻辑必然性。决定权可以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和安排事件进程的神的旨意，也可以是在宇宙秩序框架内规定某个固定过程的非人力量。另一种证明假设可能与实际的等式作为逻辑要求。“因果决定论”的方法不同于这些宿命论的概念，后者将所有事件解释为在无缝自然法则因果关系框架内其原因的必然结果。
一般而言，宿命论主要被理解为愿意接受命运过程的假定必然性。宿命论态度的范围从对不可改变的顺从的接受，到对现有情况的热情赞美，以及在其中英勇地主张自己的个人。为了强调对命运的肯定，弗里德里希·尼采创造了拉丁语语汇“命运之爱”。
在哲学和神学中，宿命论和决定论的相关论述一直存在争议。从哲学上讲，对未来的固定通常以二元性原则的普遍有效性来证明，根据二元性原则，不论时间之影响，关于未来的陈述不是真实的就是非真实的。这种概念被称为逻辑宿命论。宗教宿命论有一个不同的起点，它基于宿命的概念，即神圣的宿命，源自启示或预言。历史上特别有力的表现是斯多葛派、基督教喀尔文派和回教的预定论教义。将命运的力量与星座联系起来的占星宿命论是一个特例。
作为一种跨文化现象，宿命论在神话和流行信仰传统中以命运相关神祇表现出来。
宿命论和决定论都因其伦理后果而遭到广泛拒绝。批评者宣称它麻痹了行动，否认了人类的自主权并削弱了道德责任。
起源及发展[编辑]
在现今[何时？]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的遗迹中，考古学家发现了迄今已知的最古老写作。成千上万块刻上楔形文字的泥板构成了一幅鲜明的图画，使古代著名城市巴比伦的苏美尔人和阿卡得人的生活文化得以活现眼前。据考古学家塞缪尔·克拉默说，苏美尔人“由于人间疾苦，尤其是一些成因令人费解的事情，而深感苦恼”。他们渴望找到圆满的解释，于是命运的观念就应运而生。
中国[编辑]
商朝时经常以甲骨文占卜判断吉凶，相信祖先神与自然神能够庇佑自己，也向鬼神询问未来之事，在20世纪的传统史观中常被认为是具有某种宿命论思想。但是无奴学派的代表人物晁福林等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认为商代其实并没有后世意义上的“天命”观和“命由天定”的观点。从甲骨文卜辞来看商代只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对最高神“天帝”只贞问却不祭祀，“天帝”被看作是类似于《荀子·天论》所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规律、“天帝”并不直接干预人间事物从而不决定人的命运；《尚书·商书》中的“天命”从前后文来看，意思是祖先神可以弃绝或者赐予大众的生命作为对现实行为的赏罚、而并非“上天决定个人和王朝的命运”，仅按后世传抄习惯写作“天命”，《商书·太甲》佚文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引自《孟子·公孙丑上》）”，《商书·高宗肜日》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给人的年寿有长有短，并不是上天使人夭折，而是有些人自己断绝自己的性命）”（且《史记·殷本纪》引《高宗肜日》曰“天监下”而后面没有“民”字，“民”字疑似后世流传中添加，这与周人的如《尚书·周书·吕刑》）中的“天监下民”观念不同；商代的“天帝”只具备自然属性、仅是“人在做，天在看”，并不像周人的“天帝”帮助王权以监视和惩罚臣民的一言一行。《高宗肜日》的“天”观念，被晁福林等学者认为与商代甲骨文中的“帝”观念非常接近。）。[1][2][3][4][5][6][7]
中国古代最早有明确证据的宿命论思想源于西周的神道设教。周武王设立专门的“帝籍”祭祀上帝[8]，并用栗木建造土地神的神位来“使民战栗”[9]，周人又创造出“帝廷”作为天帝的“办公”场所。周厉王则认为天帝可以降下“大鲁令(命)，用保我家、朕位、胡身”(《胡簋》，《集成》4317)。还有的彝铭谓“肆皇帝亡斁，临保我又(有)周，雩四方民，亡不康静。”(《师訇簋》，《集成》4342)，意思是说，辉煌的帝不厌其烦地俯视和保佑着我们周王朝，以及四方庶民，使得普天之下无不安康稳固。周代的“帝”不仅“降懿德”，还能监视臣民的一言一行[10]，以“帝”、“天”为主的神灵世界成为周代王权强有力的后盾，并确立了以“天命”为核心的统治观，周王则与“天”类比于父子关系，因此开始出现了“天子”一称[2]。《周易》作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占筮总集，也尝试进行各种预言，《周易·观卦·彖传》则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在周人的神道设教下，宗教变成了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工具，适应了宗法王权专制的需要。周宣王放弃了对“千亩（帝籍）”的祭祀，任由这些籍田抛荒，清华简《系年》的作者在宿命论下认为这就是导致西周灭亡的原因[11][12][2]。
继承了周礼的儒家则强力维护“天命”。例如孔子主张“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又称“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是非常典型的宿命论。《孟子·万章上》则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没有人让他干，他却干了，就是天意；没有人让他来，他却来了，就是命运）”，也具有宿命论的思想观念，但是孟子主张有“正命”和“非正命”之分，从而反对将一切结果都简单归于宿命。与之相对，继承了殷商文化的墨家则明确主张“非命”。[13][14][15][16][17][18]到了秦汉以后，儒家的谶纬则是神道设教下的宿命论的体现，通过编造预示吉凶的隐语，再发展成在庙宇或道观求神问卜、求签，以此形成政治预言。[19][20]王莽崇尚儒家古制，也利用谶纬学说伪造“天帝符命”，声称自己“代汉称帝”是天命所归，最终取得帝位。东汉时期逐渐把谶纬变为皇家的专属工具，汉章帝时期编成《白虎通》将谶纬思想和儒学彻底绑定，明确规定“谶纬为经，经为谶纬服务”。[21][22]魏晋以后，随着玄学的兴起，对儒家传统经学有了全新的解释，于是宣扬宿命论的谶纬之书渐遭毁禁。
古巴比伦[编辑]
考古学家琼·奥茨在著作[23]中说：“在巴比伦，人人都有自己的神或女神。”巴比伦人相信，“个别的人也好，群体也好，命运通通都操纵在诸神的手里”。克拉默说，苏美尔人相信“掌管宇宙的神把邪恶、欺骗和暴力注定为生活的主要部分”。宿命的观念给广传开去，而且深深受人尊重。
巴比伦人相信，占卜是“跟神沟通的一种方法”，通过占卜者就能知道神的旨意。占卜包括：藉着观察事情来预告未来、解释深奥事情的因由和说明事情隐含的意思。梦境、动物的行为和内脏是用来占卜的典型事物。[24]一些给说成是预告未来出乎意料或不寻常的事情，一律记录在泥板上。
研究古代文化的法国学者爱德华·多尔姆说：“占卜者和占卜的观念可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求神问卜是他们生活上一个显著的特色。事实上，博泰罗教授也说：“任何事物都可以用来占卜。……经过仔细研究后，整个物质宇宙都可以被视为能够或多或少预示人的未来。”美索不达米亚人渴望预知自己的将来，因此对占星术十分热衷。[25]
此外，巴比伦人也用骰子或签来占卜。德博拉·贝内特在著作[26]中说，这样就可以“剔除人为因素，使诸神能更明确地启露旨意”。不过，他们却不认为神的旨意是无可变更的；只要向神恳求开恩，人就可以逃过厄运。
古埃及[编辑]
公元前15世纪，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往来密切。他们在文化方面互相影响，结果跟命运有关的信仰就传到埃及去了。为什么埃及人会接纳这种观念呢？牛津大学埃及学教授约翰·贝恩斯说：“在（埃及人）的宗教信仰里，大部分都跟探知和回应不能预测或不幸的事情有关。”
伊希斯是埃及神祇之一，祂被描述为“生命的女神，命运的主宰”。埃及人同样热衷于占卜和占星术。[27]一个历史学家[谁？]说：“埃及人求神问卜的方法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然而，受巴比伦笃信命运之风影响的国家还不只埃及一个。
希腊与罗马[编辑]
让·博泰罗说，在宗教理念方面，“巴比伦的影响力无远弗届，古代的希腊也抗拒不了”。论到宿命论在希腊人当中十分流行，彼得·格林教授有以下一番解释：“世事变幻莫测，人也越来越害怕为所作的决定负责。事实上，希腊人觉得自己好像傀儡一样，给注定的命运牵制着，未来根本早就预定好了。人是无法挣脱命运的枷锁的；它是神的决定，人是没法理解的。不过，人要是具备特殊技能或知识，就可以预知自己的命运。尽管预告的不一定顺耳，但不少人觉得，预先知道多少总可以做点防范工夫。”
命运之说令人对未来稍稍安心之余，也间接成为某些人利用的污秽手段。历史家桑德贝克说：“世界是由一个神统治的说法，相当受统治阶层欢迎。”原因是因为相信命运的百姓都会臣服君主，不易起谋反之意。
格林教授进一步解释说：“相信命运使人尊重社会和政治的固有秩序，使人在道德、宗教和说话方面可以自我审查。希腊统治阶层鼓吹宿命论，手段既高明又诡诈。百姓安于天命，他们的领导地位就稳如泰山，长存不变。相信命运的人会觉得，任何事情都是注定要发生的；上苍为人着想，所以发生在人身上的事都是出于上苍一番好意。”事实上，这不过“证明统治者们的私心”罢了。
宿命论在希腊的普遍程度，从希腊文学中可见一斑。在古代的写作风格中，命运常常是史诗、传说和悲剧的主要元素。希腊也流传着一个神话，说人的命运操纵在命运三女神的手里：克洛托(Clotho)纺织生命之纱，拉刻西斯(Lachesis)决定人寿命的长度，当指定时间一到，阿特罗波斯(Atropos)就大剪一挥，了结人的生命。罗马人也崇拜类似的三合一命运之神。
罗马人跟希腊人一样，对自己的命运求索心切，因此都从巴比伦引入了占卜和占星术，还进一步加以发展。罗马人把用来预测未来的事情称为兆头（portena），而兆头预告的信息就称为奥敏那（omina）。到了公元前3世纪，占星术成了希腊人当中流行的玩意。公元前62年，迄今已知最早期的希腊天宫图问世。吉尔伯特·默里教授说，占星术“对古希腊人所生的影响，就像一种新疫症在某个荒芜小岛上扩散起来”，可见希腊人对占星术是十分的沉迷。
希腊人和罗马人也认为诸神通过灵媒跟人沟通，因此在窥探未来时，他们也不时向灵媒求助。[28]这些见解导致什么结果呢？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恐惧取代了希望。人们穷一生的精力要挣脱厄运，而不再为美好的将来奋斗。”后来，跟命运有关的信仰也成了一般基督教会争议的课题。
基督宗教[编辑]
宿命论在基督徒当中曾经引起广泛的争辩。基督教各个宗派就命运所作的争辩更趋白热化，令各教会因为意见不一而产生严重分歧。
在古希腊和罗马，人们相信命运已蔚然成风，早期的基督徒就生活在深受这种文化影响的环境里。他们想弄清楚一个问题：既然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以“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他当然早就知道人会堕落犯罪，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悲惨后果，这样，他又怎算是个满有爱心的上帝呢？[29]
多产的早期基督教作家俄利根辩称，人应该记住一个重要因素：人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俄利根写道：“事实上，《圣经》里有多不胜数的经文，毫不含糊地确立人有自由意志这么一回事。”
俄利根说，人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把事情怪在某种外在力量上是“不正确、不恰当的。这样说的人，旨在摒除人有自由意志的观念罢了”。俄利根也说，上帝能“预知”事态发展，跟上帝想“预定”事情发生或想要操纵事情，不应该被混为一谈。
深具影响力的教父奥古斯丁（公元354年－430年）认为，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一方面，自由意志其实无足轻重。他这番话使争论变得更加复杂。宿命论得以在一般基督教会里奠基，全是拜奥古斯丁所赐。他的著作[30]成了中世纪人们讨论的中心课题。
传播[编辑]
命运的观念还不仅限于西方社会。每逢灾祸发生，回教徒常会说“Takdir！”，意思是“天意！”，反映出他们同样笃信命运。诚然，不少东方宗教虽主张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教义多少都带有宿命论的成分。
例如，印度教信徒、佛教乃至于中国的道教，都相信业，或者报应，也就是人今生的功过会决定他来生的命运，是逃避也逃避不来的。而今生的命运受到上辈子的功过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出生前就已经产生。而中国最早期的文字──甲骨文是刻在龟甲、牛骨上的，而龟甲、牛骨是用来占卜的，古人认为这样可以帮助预测未来的吉凶，占卜和占筮两大文化在商周至秦代一直流行着。美洲原住民和非洲原住民也都盛行制订占卜历书，好让人查看自己的命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等的“业报”、“因果报应”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机械化的“宿命论”；例如佛教本身就基于缘起而批判宿命论、强调命运不是定型的，而是因缘生法、没有自性，从而承认现世的行为价值和自由意志，而占卜文化也不等于就有系统化的“命中注定，无法反抗”的观点。
其实，这么多人接受命运的观念，不过表明人有个基本需要，就是得信靠一股高强的力量。约翰·诺斯在《人类的宗教》[31]里写道：“宗教都有个共同点，就是说人不是也不能独自生存。人跟大自然和他外在的社会息息相关，甚至得依赖它们才可以继续活下去。人或多或少都意识到，人是无法遗世独立、不假外求的。”
参见[编辑]
参考资料[编辑]
- ^ 晁福林《论殷代神权》，《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 ^ 2.0 2.1 2.2 晁福林《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 ^ 晁福林《说商代的“天”和“帝”》,《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
- ^ 许莉莉. 清华简所见商末周初史事初探[D]. 烟台大学. 2016
- ^ 赵满海. 商代神权政治的再认识--兼论文化的多样性与学科借鉴问题[J]. 史学集刊, 2003, 000(003):89-94.
- ^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 任会斌. 殷商社会性质问题讨论的回顾与反思[J]. 史学理论研究, 2021(2):7.
- ^ 《清华简·系年》：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
- ^ 《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 ^ 《尚书·周书·吕刑》：上帝监民。
- ^ 谢乃和，付瑞珣《从清华简《系年》看“千亩之战”及相关问题》
- ^ 雷晓鹏: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宣王“不籍千亩”的真相，《农业考古》，2014,(4)
- ^ 《萧公权文集·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出版社，2014年
- ^ 管役夫《墨学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与现实依据》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7-01-10.
- ^ 殷商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影响. [2015-01-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1-29）.
- ^ 俞正燮《癸巳类稿·墨学论》、《癸巳类稿·乡兴贤能论》
- ^ 黄世瑞《墨家思想新探》
- ^ 陈长文、金开诚《墨子与墨家学派》，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
- ^ 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M].中华书局,2003.
- ^ 曾德雄.谶纬的起源[J].学术研究, 2006(7):6.
- ^ 张俊峰.谶纬与东汉社会思潮略议[J].河北学刊, 2001, 21(3):4.
- ^ 傅乐成（1993年）:《中国通史 上册》第六章〈汉帝国的盛世〉，四〈外戚政治与王莽篡位〉，第146页－第154页。
- ^ 《Babylon》，Joan Oates
- ^ 《圣经‧旧约‧以西结书》21章21节和但以理书2章1-4节相关的记载。
- ^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47章13节的相关记载。
- ^ Randomness，Deborah Bennett著，英文
- ^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19章3节对占星术和占卜的论述
- ^ 《圣经》使徒行传16章16-19节对希腊人的记载
- ^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6章10节和《新约圣经‧约翰一书》4章8节
- ^ 奥古斯丁的主要著作是《自由意志》
- ^ John B. Noss：《Man’s Religions》
外部链接[编辑]
- Fatalism vs. Free Will（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from Project World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