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蘭·羅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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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NoteTA 腳本錯誤：沒有「Template wrapper」這個模塊。 腳本錯誤：沒有「For」這個模塊。 第三代羅素伯爵伯特蘭·亞瑟·威廉·羅素[註 1]（Template:Langx，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英國哲學家、數學家和邏輯學家，致力於哲學的大眾化、普及化。[1]曾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擔任哲學教授，他寫了許多著作，其中包括經典著作《西方哲學史》[2]。

在數學哲學上採取弗雷格的邏輯主義立場，認為數學可以化約到邏輯，哲學可以像邏輯一樣形式系統化，主張邏輯原子論。[3]

1920年7月，羅素申請了一年假，前往中國和日本講學，對中國學術界有相當影響。1950年，羅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其「西歐思想，言論自由最勇敢的君子，卓越的活力，勇氣，智慧與感受性，代表了諾貝爾獎的原意和精神」。

生平[編輯]

背景與早年經歷[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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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素的父親安伯雷子爵

羅素於1872年出生於英國威爾士的一個貴族家庭，當時大英帝國正值巔峰，祖父約翰·羅素勳爵在1840年代曾兩次出任英國首相，父親Template:維基數據鏈接是一名無神論者。羅素的母親也出身貴族，她在羅素2歲時便去世了，2年後，羅素的父親也去世。羅素是這個輝格黨家庭的第二個兒子，他的教父是哲學家約翰·斯圖亞特·彌爾。

在雙親去世後，羅素和他的哥哥腳本錯誤：沒有「ilh」這個模塊。就由祖父母撫養長大。他祖母最愛的聖經格言是「不可隨眾行惡」（腳本錯誤：沒有「Lang」這個模塊。） (出埃及記 23:2)，這也成了羅素的座右銘。與當時其他上流社會的子女一樣，羅素由家庭教師專門教授。羅素在17歲時認識了美國人腳本錯誤：沒有「ilh」這個模塊。，很快便愛上了這位姑娘，兩人在1894年結婚。這段婚姻在1911年宣告結束，主要是因為羅素的不專情：他和包括腳本錯誤：沒有「ilh」這個模塊。在內的多人都曾有過親密的接觸。

1890年羅素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哲學、邏輯學和數學，1908年成為學院的研究員並獲選為英國皇家學會院士。

第一次世界大戰[編輯]

羅素反對英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此被罰款並喪失了三一學院的教職。1918年他還因反戰活動而判刑6個月。

戰間期[編輯]

1920年羅素訪問俄國和中國，並在北京講學一年，與美國人文哲學家杜威同時間在中國講學。羅素在長沙時期，青年毛澤東曾擔任他的記錄員。回到歐洲後著有《中國問題》一書，孫中山因此書而稱其為「唯一真正理解中國的西方人」。

1921年，羅素與女性主義作家腳本錯誤：沒有「ilh」這個模塊。再婚，他們育有兩個孩子。這期間羅素已經因為參與反戰活動而被劍橋大學開除，他通過出版各種有關物理、倫理和教育方面的書籍謀生。1927年夫婦倆人共同建立了一所教育實驗學校「皮肯·希爾學校」（腳本錯誤：沒有「Lang」這個模塊。）。

1931年羅素的哥哥去世，因他沒有孩子，由羅素繼承爵位，成為第三代羅素伯爵。但是他很少在公開場合這麼稱呼自己，或被別人這樣稱呼。

羅素和荳拉·勃拉克很快因勃拉克部分報復性地暴露與一個美國記者的一段婚外情而告終。[4]1936年羅素再與一名牛津大學學生腳本錯誤：沒有「ilh」這個模塊。結婚，他們最初是在1930年認識的。兩人也生有1個兒子腳本錯誤：沒有「ilh」這個模塊。。

第二次世界大戰[編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他曾支持過綏靖政策，但是後來又支持與納粹德國作戰，因為他意識到希特勒必須被消滅，否則將給人類文明帶來災難。羅素始終認為，任何戰爭都是罪惡的，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戰爭是在很多種罪惡中較輕的一種。

1939年羅素搬到美國，到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講學，並很快被任命為紐約城市大學教授。但是當這個消息一曝光，地方法院就取消了他的教授資格，認為他在「道德上」無法勝任教授一職。（其中，法院和地方報紙抨擊羅素1925年的著作《我的信仰》）他在1944年回到英國，並重新執教於三一學院。

晚年[編輯]

1948年10月2日，搭小飛機腳本錯誤：沒有「ilh」這個模塊。，機上19人傷亡，羅素竟完好無傷。

1948年11月20日，在對威斯敏斯特學校學生的一篇演說中，羅素驚人地指出，美國應該先發制人，發動預防性戰爭，用核武器徹底摧毀蘇聯，因為這樣的後果要比蘇聯研製出核武器後爆發核戰爭好得多。但是之後羅素改變了看法，認為核武器裁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並從此致力於核裁軍運動。1954年氫彈爆破成功，羅素進一步意識到核武器將可能給人類帶來的災難。1954年4月，羅素發表了著名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號召世界各政府體會並公開宣布它們的目的不能發展成世界大戰，而我們號召它們，因此在解決它們之間的任何爭執應該用和平手段」。除了愛因斯坦在臨終前數天簽了字外，湯川秀樹和萊納斯·鮑林等多位科學家也都在宣言上簽字。

1952年羅素再度離婚，和一名美國的英語教授腳本錯誤：沒有「ilh」這個模塊。結婚。1960年代羅素出版了自己的三卷自傳。1961年，89歲高齡的羅素參與一個核裁軍的遊行後被拘禁了7天。在肯尼迪遇刺事件發生後，羅素是最早幾個對官方的事件版本提出異議的人之一，並羅列出了案件的16個疑點。他反對越南戰爭，和讓-保羅·薩特一起於1967年5月成立了一個民間法庭（後來稱為「羅素法庭」），揭露美國的戰爭罪行。

逝世[編輯]

1970年去世，骨灰被撒在威爾士的群山之中。他的爵位由其與多拉的兒子約翰·康拉德·羅素繼承，為第四代羅素伯爵。第四代羅素伯爵於1987年去世，爵位由羅素的小兒子康拉德·羅素繼承，為第五代羅素伯爵，這位第五代羅素伯爵是位受尊敬的歷史學家以及英國上議院成員。第五代羅素伯爵於2004年10月去世，爵位由1968年出生的他的兒子，也就是羅素的孫子，尼古拉斯·羅素繼承，為第六代羅素伯爵。

思想與貢獻[編輯]

數學[編輯]

羅素起初對數學感興趣，後來逐漸轉向哲學方面，他在數學方面也有很多重要的建樹。在數理邏輯方面，羅素提出了羅素悖論，對20世紀數學基礎產生了重大影響。羅素在1900年便認識到，數學是邏輯學的一部分，他試圖建立邏輯主義數學體系，把整個數學歸納為邏輯學；1910年，他和他的老師阿弗烈·諾夫·懷海德一起發表了三卷本的《數學原理》，在其中對這一概念做了初步的系統整理。

哲學[編輯]

哲學上羅素最大的貢獻是和喬治·愛德華·摩爾、弗雷格、維特根斯坦和懷特海一起創立了分析哲學，此外他還在認識論、形而上學、倫理學、政治哲學和哲學史方面做出過貢獻。在劍橋大學時羅素信奉唯心主義和新黑格爾主義，但是在1898年在摩爾的影響下羅素放棄了唯心主義，轉而研究實在主義，並很快成為「新實在主義」的倡導者。羅素此後始終強調現代邏輯學和科學的重要性，批判唯心論。

羅素的分析哲學由此誕生：通過將哲學問題轉化為邏輯符號，哲學家們就能夠更容易地推導出結果，而不會被不夠嚴謹的語言所誤導。羅素認為哲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的不同只是在於其研究的方向（哲學研究更廣泛的內容），但他們的研究方法應該是相同的。哲學和數學一樣，通過應用邏輯學的方法就可以獲得確定的答案，而哲學家的工作就是發現一種能夠解釋世界本質的一種理想的邏輯語言。但是羅素的努力被哥德爾不完備定理證明是徒勞的。

羅素在20世紀初轉向邏輯實證主義，提出邏輯原子論，要求從相當於邏輯上原始命題的原始事實出發，以這種事實作基本元素，由此構造出整個世界。羅素認為這種原始事實是主觀的感覺經驗，而且這些元素之間彼此毫無聯繫。羅素認為，人所感覺到的是「事實」或「事實」的集合體，它既不能被認為是物理的，也不能被認為是心理的，而是「中立」的。他把這種說法叫做「中立一元論」。

他相信簡單成分的語言（句子，或是更恰當地說，命題）可以指稱由簡單成分的實在（事實）引起的簡單成分的經驗（感官作用）。在知識理論與邏輯學上，羅素都是個極簡主義者；他試着化約世界的複雜性以及我們對世界的經驗，使其達到最簡單的「原子」成分。根據羅素創立的學派主張，哲學應該以分析為主，分解成分，並且理解這些成分如何結合起來（相反地，英國的黑格爾主義者總是堅持，每件事都連結着其他事。無法掌握全體就無法理解部分）。因此，我們的語言也必須加以澄清、改善與「觀念化」，必須根據邏輯重新理清文法，以便更精確地反映世界的結構。

預防性戰爭[編輯]

在一戰期間，羅素仍然是堅定的和平主義者，還曾因宣揚反戰而被判刑，甚至失去在劍橋的職位。但二戰後，羅素於1945年，在英國流行雜誌《騎兵隊》建議對蘇聯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他曾私下承認非常不喜歡蘇聯，且於1947年，在英國皇家學會發表相關演說。羅素還跟英國軍方討論過這些想法，也寫信給曾提出核子工廠檢查計劃的馬賽耶陳述自己的意見。

但羅素卻於1950年代多次否認他鼓吹預防性戰爭，直至1959年一次的BBC節目中才承認他先前支持預防性戰爭的立場。但他認為自己只是想給蘇聯壓力而非真的鼓吹戰爭。

羅素在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再次成為注目焦點，他譴責美國總統甘迺迪與聯合國在這次事件中的做法，並對蘇聯的領導人赫魯雪夫表達同情與提出建議，他認為自己在這次事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且造成一定的作用。雖然多數評論家與輿論並不認同，但羅素過去對蘇聯的批評反而帶來某種信譽，因為沒人會認為他是克里姆林宮的傀儡。[5]

和平運動[編輯]

羅素是一名和平主義者，他大力宣傳反對軍國主義，並協助推動反核運動。

政治、社會和宗教[編輯]

在倫理學和道德方面，羅素持的是開放態度，認為過多的道德束縛是人類不幸的根源，道德不應限制人類本能的快樂，因此提倡自由戀愛、試婚、離婚從簡和節育等，認為未婚男女在雙方都願意的情況下發生婚前性行為並非是不道德的行為，這種觀點使他在美國遭到激烈抗議，最終還導致他失去了紐約城市大學的教授職務。

在宗教上羅素是一個不可知論者。羅素對所有宗教持反對態度，儘管在《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中羅素主要批判了基督教，但他在另一篇論文《宗教對人類文明起到有益貢獻了嗎？》中同樣使用藏傳佛教作為宗教的反面例子。羅素認為宗教機構在歷史上一如既往地阻止人類社會的進步。[6]

在教育方面，羅素主張自由教育，認為學生的言行舉止不應受到約束與限制，認為教育的基本目的應該是培養「活力、勇氣、敏感、智慧」四種品質，更多地發展個人主義。在這一思想影響下他和第二任妻子於1927年一起創立一所試驗學校。

政治上羅素的立場接近於民主社會主義：他支持政府為窮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反對共產政權的極權統治。

羅素曾經說：「我絕不會為了我的信仰而獻身，因為我可能是錯的。」這句話體現了費邊社成員的性格：費邊主義者就是懷疑主義者，不僅懷疑權威，而且也懷疑自己原有的看法，他們主張不斷的以現實觀照理論，不斷辯論，不斷修正對社會的認識。

他在漫長人生將盡之時，寫了一部情感濃郁的優雅自傳，總結他的政治信念、對哲學的熱情和對愛情的深沉追求。羅素也宣稱——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顯示的——「世界是恐怖的」；相較之下，頁面Template:Mark I/styles.css沒有內容。形式哲學雖能提供庇護，但終究是虛擲光陰[來源請求]。

對中國與東方文化的看法[編輯]

羅素於1920年至1921年間訪問中國，在北京講學一年，其間孫中山稱其為「唯一真正理解中國的西方人」。訪華結束後，羅素撰寫了《中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一書，系統闡述了他對中國文明與中西關係的見解。[7]

羅素認為，中國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實體，不如說是一個文明——從古延續至今的唯一文明。從孔子時代起，埃及、巴比倫、波斯、馬其頓、羅馬帝國先後消亡，但中國不斷變化卻存續至今。[8] 他將中國看作一個「藝術之邦」，認為中華文明幾乎獨立於歐洲而發展，其優劣美缺與西方情形迥然不同。[9]

在比較中西文明時，羅素指出典型的西方人希望儘可能促成變化、改變自身環境，而典型的中國人希望儘可能多地體會恬淡雅致之樂：這是中國與英語世界最根本的差異。[8] 西方人執迷於「進步」與效率，事實上十之八九是愛慕權力；而中國人不愛爭鬥，若說世上有哪個國家「驕傲到不屑打仗」，那非中國莫屬。[10] 他認為中華文明的典型優點在於對人生目的有公正評判，而西方文明的典型優點是科學方法，將二者逐漸綜合必為眾人之所望。[11]

在儒家與道家之間，羅素更偏愛後者。他認為孔子的著作溺於禮儀細節，而老子的哲學思想遠比孔子的學說有意趣：老子倡導順應道的自由哲學，莊子亦然。[12] 羅素讚賞中國人不分高低貴賤皆鎮定自若、沉靜端重的氣質，認為「面子」觀念本質是對個人尊嚴的尊重。他也指出中國人的三大缺陷——貪財、膽小、麻木。[8]

羅素對中國的前景持樂觀態度。他認為中國物產豐富、人口眾多，完全能一躍而成為世界強國；如果中國人避免走上帝國主義道路，他們有可能創造出一種比西方人所有文明類型都更好的新文明。[13] 他強調，如果給中國人自由，讓他們從西方文明中吸取想要的東西、拒絕不好的東西，中國就有能力綜合中西文明之長，取得輝煌成就。[14]

在哲學史研究中，羅素也在《西方哲學史》中涉及了東方文化議題。他在該書末章指出，二戰後的世界必須在文化上接納亞洲為平等一員，認為未來幾個世紀的文明將比文藝復興以來更具多樣性。他評論了伊斯蘭哲學（阿維森納、阿威羅伊）作為希臘思想傳承者的角色，並在討論叔本華時介紹了印度哲學（吠陀、佛教）的影響。[15]

著作[編輯]

  • 《幾何學基礎》（1897年）
  • 《數學原理》（懷特黑德合著，1910, 1912, 1913年）
  • 《哲學論文集》（1910年）
  • 《哲學問題》（1912年）
  • 《社會重建原則》（1916年）
  • 《人類為什麼戰鬥》（1916年）
  • 《自由之路》（1918年）
  • 《中國問題》[16]（1922年）
  • 《工業文明的前景》（合著，1923年）
  • 《科學的未來》（1924年）
  • 《相對論入門》（1925年）
  • 《論兒童教育》（1926年）
  • 《物之分析》（腳本錯誤：沒有「Lang」這個模塊。，1927年）
  • 《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1927年）
  • 《心靈分析》（1927年）
  • 《懷疑論》（1928年）
  • 《婚姻與道德》（1929年），
  • 《幸福的贏得》（幸福之路）（1930年）
  • 《哲學與現代世界》（1932年）
  • 《自由與組織》（1934年）
  • 《宗教與科學》（1935年）
  • 《權力：一種新的社會分析》（1938年）
  • 《西方哲學史》（1945年）
  • 《權威與個人》（1949年）
  • 《名人的噩夢》（1954年）
  • 《羅素回憶錄》（1956年）
  • 《我的哲學發展》（1959年）
  • 《人類有將來嗎》（1962年）
  • 《文明之路》

作品的中譯[編輯]

相關書籍[編輯]

參見[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

  1. ↑ Template:Cite book
  2. ↑ Template:引網
  3. ↑ Template:Cite book
  4. ↑ Template:Cite web
  5. ↑ 《囚犯的兩難》，威廉龐士東著，2007年4月，遠足文化發行，ISBN 978-986-5727-96-3。
  6. ↑ Russel,Bertrand.Has religion made useful contributions to civilization?.Simon and Schuster.Inc.1957.
  7. ↑ Template:Cite book
  8. ↑ 8.0 8.1 8.2 Russell, Bertrand. The Problem of China. Chapter 12: "Chinese Character". 1922.
  9. ↑ Russell, Bertrand. The Problem of China. Chapter 1: "China's Present Problems". 1922.
  10. ↑ Russell, Bertrand. The Problem of China. Chapter 11: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Contrasted". 1922.
  11. ↑ Russell, Bertrand. The Problem of China. Chapter 11: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Contrasted". 1922.
  12. ↑ Russell, Bertrand. The Problem of China. Chapter 11: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Contrasted". 1922.
  13. ↑ Russell, Bertrand. The Problem of China. Chapter 15: "The Future of China". 1922.
  14. ↑ Russell, Bertrand. The Problem of China. Chapter 1: "China's Present Problems". 1922.
  15. ↑ Template:Cite book
  16. ↑ Template:Cite web

注釋[編輯]

  1. ↑ 其姓亦有拉塞爾、魯塞爾的譯法

外部連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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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資料[編輯]

其它[編輯]

影像資料：羅素告訴我們這代人的做人準則（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聯合王國貴族爵位
前任：
法蘭克·羅素，第二代羅素伯爵 		羅素伯爵
1931–1970 		繼任：
約翰·羅素，第四代羅素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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