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直省
顺直省或顺直、顺直地方,亦称京直、顺直地区,是近代中国的地名,亦是中国近代时的四地合称,存在于清末(约1820年代后)至1930年代初期间。是直隶省一省和顺天府(京兆地方)、热河(热河特别区)、察哈尔(察哈尔特别区)三行政区的合称,大致相当于今河北省大部区域,天津市、北京市全境,以及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河南省、山东省的部分区域。
概述[编辑]
在清代的行政区划制度中,京师所在的顺天府与京师附近(即所称“京畿”)的直隶省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尽管顺天府在名称上似为“府”,而一般而言“府”行政区较“省”行政区低一级;但顺天府由于是京师所在地,其在行政区划中的地位与“省”相当,而次一级所属的四路厅又与“府”相当,因此顺天府与直隶省在行政区级别上实为同级;然而同时顺天府所属的州、县行政区在受顺天府管辖外,又被直隶省所兼管,被称为“顺直兼辖区域”。这造成清代文献对顺天府、直隶省之间关系的模糊,纵使在官方编纂的《大清一统志》中,虽然明确记载顺天府系与直隶省平级,但行文中依然令人感觉顺天府似只是直隶省所辖的“府”而已,使得前后矛盾。[1]: 15–20 在这一背景下,清人在称呼顺天府、直隶省时,便常常不加区分,合并而称为“顺直”“顺直地方”“顺直省”等。[2]: 147
此外,热河道虽然在行政区级别确实属于直隶省,但道光年间之后的清朝晚期,热河逐渐在实际上成为相对独立的省级政区,即所谓“热河都统辖区”,只是在行政区划上仍被直隶省统属,而热河都统亦逐渐总揽了热河地方事务;民国建立后,1914年热河地区则正式脱离直隶省[1]: 106 而八旗察哈尔由于是藩部,因此行政区划上同时属于直隶省口北道与山西省归绥道,不过虽然在行政区级别仍然次于“省”,但察哈尔作为藩部,又是重要地区,已逐渐在实际上成为相对独立的省级政区,只是在行政区划上仍被直隶省与山西省统属,而察哈尔都统亦逐渐总揽了察哈尔地方事务;民国建立后,1914年察哈尔地区正式脱离任何省级政区的统属,成立察哈尔特别区。[3]
民国建立后,除延续直隶省的设置外,1914年,将首都所在地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正式成为省级行政区;热河地区正式脱离直隶省统辖并成为省级行政区,成立热河特别区;察哈尔地区正式脱离直隶省统辖并成为省级行政区,成立察哈尔特别区。不过,尽管这时四地成为了平级的省级行政区,但依然常连称“顺直”。同时,1920年7月直皖战争结束后至1922年6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前期间,尽管当时直隶、京兆、热河、察哈尔曾分属相互敌对的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控制,不过也依然连称“顺直”。[4]: 210–211
降至1928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在北伐战争后覆灭,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直隶省、京兆地方(即清朝顺天府)等行政区划均被撤销,其中直隶省改为河北省、京兆地方改为北平特别市、热河特别区改为热河省、察哈尔特别区改为察哈尔省;不久,“顺直”的合称也因而随之消失。
另外,虽然当时一般将这四个行政区合称为一,但行政区的地方政府与部分士绅之间的关系并不良好,尤其是直隶省与顺天府(京兆地方)之间的矛盾,自清末至国民政府建立之间,双方常发生围绕各事项的激烈冲突或斗争,为社会所瞩目。[5]: 123–136
相关机构[编辑]
1901-1902年:顺直善后筹赈局、顺直义赈彩票[编辑]
1900年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之役爆发,顺直地区首当其冲,是当时战火波及最严重之地,加之连年旱灾、雨灾,又需要赔付庚子赔款中的“顺直庚子地方赔款”[2]。有鉴于此,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设立顺直善后筹赈局,是其管辖下处理直隶地区赈灾事宜、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事件善后事宜的机构。1901年4月,在李鸿章的支持下,顺直筹赈局以民商创办、赈灾慈善筹款的名义,在上海创立了普济公司,经营彩票业务。同月28日开始发行顺直义赈彩票,额设12000张,每张售价3元,头彩8000元,不久,发行第二期,额设15000张,头彩奖金10000元。由于此前彩票业务由广济公司的江南义赈彩票一家独大,而广济公司实际上由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支持,于是双方相互争夺彩票市场,更引发苏松太道道员岑春萱与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先后亲自出面,最终李鸿章及普济公司一方失利,同年6月7日,顺直义赈彩票不得在上海继续发行,本应在同年7月1日开彩的第二期彩票也在同年6月7日被迫暂停发售并延缓开彩,随后,普济公司搬迁至烟台继续发售彩票与开彩。1902年5月,商人郑业臣接任普济公司经理,不到一月之间,在其运作下,普济公司重新在上海开设并发售彩票。1902年12月25日,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因为不能控制普济公司,以顺直义赈彩票欠饷未缴及有害民风的原因,停办普济公司及其所发行顺直义赈彩票。[6]
1910-1911年:顺直咨议局[编辑]
1907年10月,清朝政府颁布《著各省速设咨议局》命令,要求各省模仿西方议会在各省建立咨议局。1908年9月30日,直隶省的直隶咨议局筹办处成立。1909年10月14日(宣统元年九月初一),直隶咨议局正式在天津府成立。当时直隶咨议局尚无权监督或决议顺天府等地,甚至起初宪政编查馆认为顺天府应独立设立“京师咨议局”,惟在舆情反对下未有成事。[5]: 131–132 经直隶咨议局向时任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屡次争取,陈夔龙再向宪政编查馆请示,在1910年10月3日的咨议局第二次常会召开前,宪政编查馆告知省议会,明确直隶咨议局在除直隶省外,有对顺天府以及热河、察哈尔的监督权和决议权[4]: 1 ,而这三地籍贯的议员亦可参与咨议局,由此,自此次常会开始,直隶咨议局改称为顺直咨议局。[7]1911年10月24日,召开第三次常会,不久,因武昌起事爆发被迫中断。1912年4月19日,顺直咨议局奉袁世凯之命改称顺直临时省议会,不久解散并重新选举。[4]
1912-1924年:顺直临时省议会、顺直省议会[编辑]
1912年7月8日成立顺直临时省议会,1913年1月10日闭会。1913年3月10日,第一届顺直省议会正式成立,1914年2月28日,在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命令下,顺直省议会等各省省议会被解散,1916年洪宪帝制失败,黎元洪就任大总统,逐渐恢复各省省议会,10月1日,顺直省议会正式恢复。1921年8月,第三届顺直省议会换届选举完毕后,在时任直隶省省长的直系军阀曹锐干预下,同年10月,直隶省议会单方面宣布脱离独立,顺直省议会事实上已分裂。1922年8月,由于舆情反对激烈,顺直省议会再度合组。1923年10月,新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的直系军阀曹锟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后,1924年2月,在时任京兆尹刘梦庚的干预下,原属顺直省议会的京兆(前清顺天府)、热河、察哈尔三行政区单方面宣布脱离独立[4]: 203–210 ,同年4月顺直省议会亦宣布独立并改为直隶省议会;顺直省议会从此取消。1927年北洋政府覆灭,直隶省议会也一同被撤销。[4]顺直(直隶)省议会议长则由天津静海县人边守靖连续三届当选,三届任期由1913年至1927年。[8]
1918-1928年:顺直水利委员会[编辑]
1920年代初虽已有“华北”概念,但鲜少有“华北水利”之称,大多称“顺直水利”,即“顺天府”“直隶省”,或称“京直水利”,即“京兆地方”“直隶省”,在狭义上专指海河水系,在广义上泛指海河流域。1917年,顺直地区发生极大水灾,灾民达数百万,揭示了海河水利工程存在的问题。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相关官员与外国驻华外交人员遂就此展开磋商,讨论如何治理水利,由于中国政府设立的全国水利局与外国在华人员设立的海河工程局之间分歧颇大,双方遂提议联合设立治水机构。1917年11月8日,由英国驻华公使朱迩典爵士代表各国驻华外交团照会中国外交部,提出中外合作组成“联合委员会”,双方各派三名代表,并希望由中方的熊希龄担任会长。由于中国担心“联合委员会”这一名称可能导致中外之间职权的混淆,中方遂提出更名为“顺直水利委员会”,经过反复谈判后,1918年2月13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外交团,确认设立顺直水利委员会,双方于3月19日召开直隶水利联合会议最后确认。1918年3月20日,顺直水利委员会(英语:Commiss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iver System of Chihil)正式成立,以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督办熊希龄为会长,会员6人,分别为直隶省政府代表黄国俊、全国水利局技正杨豹灵、督办处顾问工程师方维因(荷兰语:N.Vander Veen)3名中方会员,海河工程局总工程司平爵内(意大利语:Messrs Pincione)、上海浚浦局总工程司海德丹(瑞典语:Von Heidenstam)、总税务司署巡港司戴理尔(英语:Tyler)3名外方会员;此后会员屡有变动。1923年3月10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授予顺直水利委员会关防,成为中国国务院的直辖机构。1928年9月,国民政府建立,顺直水利委员会被撤裁,并改组为华北水利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成为常设机关。[9][10]
1927-1930年:中共顺直省委[编辑]
1927年4月,负责中共在顺直地区等中国北方地区工作的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杀害,中国北方的中共组织亦遭严重损失。同月中共五大决定成立中共顺直省委。1927年8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正式成立,领导中共在中国北方,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豫北、鲁西和陕北等广大地区党组织的工作。1930年12月底,由于当时直隶省已改为河北省[11]: 57 ,中共顺直省委因而被撤销,改为中共河北省委。在顺直省委存在期间,发生了“顺直问题”争议等事件。[11]
参考文献[编辑]
- ^ 1.0 1.1 傅林祥; 林涓; 任玉雪; 王卫东.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清代卷 第二版.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09. ISBN 9787309127034.
- ^ 2.0 2.1 米斯琪. 首重京畿:順直庚子地方賠款的籌付與轉變. 清史研究. 2023, (2): 147–156.
- ^ 张懿德. 邊疆內地化的漸進:清代察哈爾治理的發展歷程.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1, (4): 81–87.
- ^ 4.0 4.1 4.2 4.3 4.4 赵艳玲. 清末民初的代議制:從順直諮議局到直隸省議會的案例考察.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04. ISBN 9787509732250.
- ^ 5.0 5.1 徐建平. 清末直隸憲政改革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08. ISBN 9787500471813.
- ^ 刘力. 晚清彩票市場的角逐:以江南義賑彩票與北洋順直義賑彩票間的爭奪為中心. 云南社会科学. 2010, (5): 132–136.
- ^ 冀满红; 赵艳玲. 清末順直諮議局活動述論. 历史档案. 2005, (2): 84–91.
- ^ 赵艳玲. 邊守靖連任三屆順直省議會議長的性格原因簡析. 沧桑. 2009, (4).
- ^ 吴志茹; 耿贝贝. 順直水利委員會治水活動述評.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0-06, (3): 1–6.
- ^ 焦雨楠. 順直水利委員會的建立及性質辨析——兼論中國近代水政的統籌與制度轉型. 史学月刊. 2022, (8): 68–76.
- ^ 11.0 11.1 樊兴炜. 中共順直省委及「順直問題」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