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冯·恩琴

男爵 罗曼·费奥多罗维奇·冯·恩琴-施特恩贝格 Рома́н Фёдорович фон У́нгерн-Ште́рнберг
File:Baron Freiherr Roman Nikolai Maximilian von Ungern-Sternberg.jpg 1921年恩琴被苏俄红军第五军俘获后的照片，摄于伊尔库茨克
本名	Nikolai Robert Maximilian Freiherr von Ungern-Sternberg
出生	(1886-01-10)1886年1月10日 奥匈帝国内莱塔尼亚格拉茨
逝世	1921年9月15日(1921-09-15)（35岁） 处决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新尼古拉耶夫斯克
死因	枪决
效命	俄罗斯帝国（1906—1917年） 大蒙古国（1917—1921年）
军种	俄罗斯帝国陆军 俄国白军
服役年份	1906－1921
军衔	中将
统率	亚洲骑兵师
参与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俄国内战 1921年蒙古革命 库伦之战 乔伊尔与扎门乌德之战 苏俄占领外蒙古
获得勋章	四级圣乔治勋章 四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

罗曼·费奥多罗维奇·冯·恩琴-施特恩贝格男爵（俄语：Рома́н Фёдорович фон У́нгерн-Ште́рнберг，罗马化：Roman Fyodorovich fon Ungern-Shternberg；1886年1月10日—1921年9月15日），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生于奥地利，长于爱沙尼亚，俄罗斯帝国陆军中将及俄国白军领袖，后来成为一名独立的军阀，并在蒙古问题上出兵干预，对抗中国。

恩琴是一名极端保守的君主主义者，企图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恢复俄罗斯君主制，并在博克多汗的统治下复兴蒙古帝国。他对金刚乘佛教的迷恋，以及他对敌人乃至自己部下表现出的古怪而且往往极端残暴的行事方式，使他获得了“疯狂男爵”、“血腥男爵”的称号。

1921年2月，恩琴率领亚洲骑兵师将中国军队逐出蒙古，恢复了博克多汗的君主统治。在随后占领外蒙古的五个月中，他以恐怖、威吓和对布尔什维克与中国人的残酷暴力手段，对首都大库伦实施统治。1921年6月，他前往东西伯利亚，支援反布尔什维克的游击武装，并试图阻止红军与蒙古起义力量的联合进攻。这一行动最终导致他在两个月后战败被俘。恩琴被红军俘虏，一个月后以反革命罪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今新西伯利亚）受审。经过一场持续六小时的公审，他被判有罪，并于1921年9月15日被处决。

早年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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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的恩琴

1886年1月10日（儒略历1885年12月29日），尼古拉·罗伯特·马克西米利安·冯·恩琴-施特恩贝格出生于奥匈帝国格拉茨的一个波罗的海德意志人贵族家庭。恩琴-施特恩贝格家族早在中世纪便定居于今天的爱沙尼亚一带。恩琴的母语是德语，但他后来熟练掌握了法语、俄语、英语和爱沙尼亚语。他的父亲是特奥多尔·莱昂哈德·鲁道夫·冯·恩琴-施特恩贝格男爵（1857—1918）；母亲是德意志贵族女子索菲·夏洛特·冯·温普芬，婚后改为夫姓。此外，他还具有马扎尔血统，并自称是成吉思汗之孙拔都汗的后裔，这一说法在他试图复兴蒙古帝国的幻想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1888年，他的家庭迁居至列威利（今塔林），即俄罗斯帝国爱沙尼亚省的首府。1891年，他的父母离婚。1894年，母亲再嫁给波罗的德意志贵族奥斯卡·安塞尔姆·赫尔曼·冯·霍伊宁根-许纳男爵。恩琴-施特恩贝格就在爱沙尼亚省内长大，他的居所是位于耶尔瓦坎特的霍伊宁根-许纳家族庄园，坐落在森林深处，距离列威利约65公里。夏季时，恩琴-施特恩贝格则居住在波罗的海的达约岛（今希乌马岛），他常自夸该岛已归其家族所有两百余年。

童年时期的恩琴-施特恩贝格就以极端凶悍的欺凌行为而闻名，凶残到连其他小霸王都惧怕他，不少家长甚至禁止自己的孩子与他玩耍，称他是个“恐怖分子”。恩琴尤其以残害动物著称，12岁时，他曾试图将表亲饲养的一只猫头鹰活活掐死。恩琴-施特恩贝格对自己古老而显赫的贵族家世怀有近乎偏执的自豪感，后来他写道，他的家族数百年来“从未听命于工人阶级”，而那些“肮脏的工人——自己从未拥有过仆人，却还妄想发号施令”的人，竟然能够对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事务拥有发言权，简直是荒谬而不可容忍的。

恩琴-施特恩贝格虽然以自己的德意志出身为荣，但在身份上却强烈认同自己为俄罗斯帝国的一员。当被问及他的“家族是否在为俄罗斯效力中建立过功勋”时，恩琴自豪地回答：“七十二人在战争中阵亡！”恩琴－施特恩贝格坚信，欧洲君主制的复辟可以依靠所谓的“骑兵民族”来实现——也就是俄罗斯哥萨克人，以及布里亚特人、鞑靼人、蒙古人、吉尔吉斯人、卡尔梅克人等。

1898年，他的父亲因诈骗罪曾短暂入狱，次年又被送入当地的精神病院。1900年至1902年间，恩琴-施特恩贝格就读于列威利的尼古拉一世文理中学。学校档案显示，他是一个桀骜不驯、脾气暴躁的青年，经常因与其他学员斗殴以及屡次违反校规，例如在床上吸烟、留长头发、未经许可外出等,而受到教师惩处。

1902年8月1日（据列昂尼德·尤泽福维奇的说法为1896年），继父提交申请，将恩琴送入圣彼得堡的海军士官学校就读。在学习期间，他的行为反复无常、任性妄为，并且逐渐恶化。1905年2月，校长致信他的继父和母亲，要求他们将恩琴从学校带走，否则他将被开除。家人选择了主动退学，随后恩琴参加了日俄战争期间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作战。尚不清楚他是否真正与日军交过手，还是在他抵达满洲之前军事行动就已结束，不过他后来在1913年获颁了日俄战争纪念章。

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爱沙尼亚农民对占有大部分土地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发动了一场血腥的农民暴动。许多贵族遭到私刑处死，其庄园被焚毁，其中就包括恩琴-施特恩贝格成长过的杰尔瓦坎特庄园。这些事件给恩琴-施特恩贝格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也进一步印证了他原有的看法：在他看来，在其家族土地上劳作的爱沙尼亚农民都是“粗野、未受教化、蛮横而又永远愤怒的人，他们不明所以地憎恨所有人和一切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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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第91德文斯克步兵团制服的恩琴-施特恩贝格

1906年，恩琴被调入圣彼得堡的保罗军事学校，成为一名普通军官学员。作为陆军学员，他的学习表现比海军学员时期要好许多，确实认真研读课程，但用帕尔默的话来说，他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平庸的学生”。在此期间，恩琴-施特恩贝格对神秘学产生了痴迷，并对佛教产生兴趣。他的表兄、后来与他熟识的赫尔曼·冯·凯泽林伯爵写道，这位男爵从少年时期起就对“西藏和印度哲学”充满好奇，并常谈论“几何符号”所蕴含的神秘力量。凯泽林形容恩琴-施特恩贝格是“我所见过的最具形而上学与神秘天赋的人之一”，并认为这位男爵能够读心。

后来在蒙古，恩琴皈依了佛教，但并未放弃路德宗信仰。普遍认为，蒙古人曾将他视为“战神”的化身，即藏蒙民间传说中的犀甲护法形象。通过将B·林岑收集的古老叙述与零散的回忆录资料以及在蒙古保存的记忆进行对比，有人认为恩琴可能与格萨尔有关——在一些蒙古佛教的表现中，格萨尔被视为战神，并与犀甲护法联系在一起。尽管许多蒙古人可能认为他是神灵，或至少是成吉思汗的转世，但恩琴从未被官方宣布为任何神祇或转世化身。

恩琴-施特恩贝格于1908年毕业，根据他的请求，被分配到外贝加尔哥萨克第一阿尔贡斯克团，该团由保罗·冯·伦宁坎普将军指挥，他与恩琴是远房亲戚——恩琴的祖母是娜塔莉娅·威廉敏娜，就出身伦宁坎普家族。

哥萨克生涯

自1908年6月起，恩琴以执旗手军衔在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第一阿尔贡斯克团服役。1910年，他因卷入一场与同僚的冲突并在其中被军刀砍伤头部，军官荣誉法庭迫使恩琴转调至第一阿穆尔哥萨克团。1912年，他晋升为索特尼克（百人长）。1913年7月，恩琴提出退役申请，随后前往蒙古科布多。恩琴此行的目的，是参与蒙古反抗中国的独立运动，但当局只允许他以超编军官身份，在俄罗斯驻蒙领事馆警卫队中服役。关于恩琴在蒙古期间曾与丹毕坚赞合作的传说，已被档案材料所否定。得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后，恩琴立即启程返回俄罗斯。

战争爆发后，恩琴加入了在奥地利加利西亚战线作战的第34顿河哥萨克团。战争期间他五次负伤，却总是带着尚未痊愈的伤势重返前线。因战功卓著、英勇无畏，他先后获得五枚勋章，其中包括四级圣乔治勋章。恩琴抵达前线不久，1914年9月22日，在波德博雷克庄园附近的战斗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敢。1914年12月27日，第十集团军圣乔治勋章杜马作出决议，认定“随编于第34顿河哥萨克团的索特尼克、男爵罗曼·恩琴-施特恩贝格”有资格被授予四级圣乔治勋章，理由是：在1914年9月22日的战斗中，他在距离敌军战壕约400至500步处，在敌方步枪和炮火的直接射击之下，准确而可靠地报告了敌军的位置及其行动情况，由此促成了相应措施的采取，并最终保证了后续作战行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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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期间的恩琴-施特恩贝格

1914年底，恩琴转入第一涅尔琴斯克团服役，并在该团期间获授四级圣安娜勋章（附“因勇敢”字样）。1915年9月，恩琴被调往北方战线阿塔曼·普宁指挥的“特别重要骑兵支队”，该部队的任务是在东普鲁士敌后开展游击行动。此后在该特别支队服役期间，恩琴又获得了两枚勋章：三级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和四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

1916年7月或8月，恩琴返回第一涅尔琴斯克团。1916年9月，他因“战斗中的卓越表现”先由索特尼克晋升为副叶绍尔，随后又升任叶绍尔，并获授三级圣安娜勋章。

1916年10月，恩琴因违反军纪，在切尔诺夫策被从所在团中除名。

1917年，恩琴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随后又被派往高加索战线。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由第一涅尔琴斯克团团长彼得·弗兰格尔男爵调往该地的。在那里，他再次与自己的朋友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谢苗诺夫会合，后者日后成为阿塔曼。在伊朗乌鲁米耶湖一带，恩琴参与组织了为俄罗斯作战的亚述志愿部队。亚述人表现出色，但这并未对整体战局产生实质性影响，因为在1917年二月革命的冲击下，俄罗斯帝国军队仍在持续瓦解。

1917年7月，格里戈里·谢苗诺夫从彼得格勒启程前往外贝加尔，并于8月1日抵达当地，按其本人请求，被临时政府任命为俄罗斯远东地区负责组建民族部队的专员。紧随其后，他的朋友——军队大士恩琴男爵——也来到外贝加尔。1917年10月或11月，恩琴在伊尔库茨克率领10至16人组建了一个反革命小组。显然，正是在伊尔库茨克，恩琴与谢苗诺夫会合。获悉十月革命的消息后，谢苗诺夫、恩琴以及另外六人离开伊尔库茨克前往赤塔，随后又转至外贝加尔的道里亚车站，并在那里决定组建一个团。

俄国内战

1917年12月，谢苗诺夫、恩琴以及另外五名哥萨克缴械了驻扎在满洲里要塞士气涣散的俄军守备部队。就在这里，谢苗诺夫开始组建“特别满洲支队”（简称OMO），以对抗“红色分子”。1918年初，恩琴被任命为海拉尔要素司令，男爵随即解除了当地亲布尔什维克部队的武装。接连取得的成功使谢苗诺夫和恩琴深受鼓舞，开始扩大行动规模，着手组建民族武装分队，其中包括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1918年冬春之交，大批亲布尔什维克倾向、从已经瓦解的德意志战线返回的士兵乘坐列车进入外贝加尔地区，迫使谢苗诺夫的部队撤退至满洲，仅在鄂嫩河一带保留了一小块俄罗斯控制区。1918年春夏之际，特别满洲支队在道里亚战线同红军展开了长期激烈的战斗，恩琴也参与其中。随着苏维埃政权在外贝加尔的崩溃，谢苗诺夫于1918年9月在赤塔确立了自己的司令部。1918年11月，恩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从海拉尔转驻道里亚。

1918年9月1日，恩琴在道里亚组建了独立土著骑兵旅，其后以此为基础成立了土著骑兵军，并最终改编为由恩琴指挥的亚洲骑兵师（其创建经过与组织结构见）。恩琴以道里亚为基地，对外贝加尔的红色游击队展开突袭行动。与白军和红军一样，恩琴也广泛采用征用手段为部队筹措给养。征用主要针对“赤色分子”和被怀疑同情他们的人，以及那些大批将资金和货物转运出境者。同时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志愿者招募。部队纪律一方面依靠对官兵的照料，另一方面则依靠严酷的惩罚来维持。

1919年1月10日，谢苗诺夫中将对最富庶、最重要的矿业区（温达金矿、加济穆尔-博尔贾金矿、奥戈钦金矿，以及戈尔内泽连图伊-卡达亚-库托马拉三角地带的矿山）实行直接军事管制，并将这些矿业区及其居民置于恩琴的管辖之下。恩琴以其一贯的残酷与果断着手恢复所辖矿区的生产和正常生活，首先清洗了矿警部队和地方政权机构中明显带有刑事犯罪背景的人员，这些人大多被直接押送至道里亚监狱，后来被处决。随后，矿区实行了强制劳动义务，并对游手好闲和酗酒行为予以惩罚；同时，恩琴还将当时外贝加尔地区所有的战俘和囚犯调拨至自己麾下。借助这些措施，他所管辖的矿业区仅用两周时间便完全恢复运转，而其在打击酗酒、失业和流行病方面的举措，也在当地居民中赢得了广泛的理解与支持。恩琴还积极从事道路建设。1919年，他主持修建了博尔贾-涅尔琴斯克工厂、马卡韦耶沃-库罗尔特-达拉孙-阿克沙，以及洛日尼科沃-涅尔琴斯克-乌斯季-卡连加等土路（最后一条仅修至今外贝加尔边疆区涅尔琴斯克区的久利贾村）。这些道路在极短时间内由囚犯和战俘修建完成，至今仍在使用，其中不少路段自恩琴时代以来几乎未曾进行过维修。

恩琴制订了一项在欧亚大陆恢复君主制、打击革命运动的宏大计划，其起点是满洲、蒙古和中国，并由此向西推进。围绕这一设想，1919年2月至9月间，他多次前往满洲和中国活动，在当地与君主主义圈子建立联系，同时还着手筹备谢苗诺夫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会晤。1919年7月，恩琴在哈尔滨娶了一位中国满族的金姓公主为妻，两人以东正教礼结婚，婚后公主改称叶莲娜·巴普洛夫娜·冯·恩琴-施特恩贝格，夫妻双方只能以共同的英语进行交流。此公主为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司令、呼伦贝尔镇守使张奎武的亲属，这场政治婚姻只是为了拉拢清朝复辟势力，一年后男爵通过他的副官向她通知离婚。

1919年11月，红军部队逼近外贝加尔地区。1920年初，伊尔库茨克爆发起义，城市被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组成的政治中心控制，海军上将高尔察克遇害。1920年1—2月，红色游击队展开大规模进攻。3月，他们占领了上乌金斯克，谢苗诺夫部队撤退至赤塔。1920年6—7月，白军在外贝加尔发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恩琴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工厂和涅尔琴斯克工厂方向展开行动，并与维克托林·莫尔恰诺夫将军的部队协同作战。然而，白军无法承受红军优势兵力的持续压力。恩琴遂开始准备向蒙古撤退。

恢复外蒙古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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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骑兵师军旗

主条目：库伦之战

高尔察克被红军击败、日本随后决定从外贝加尔地区撤回远征军后，谢苗诺夫已无力承受布尔什维克部队的压力，遂计划撤往满洲。恩琴则将此视为实施其君主主义计划的机会。当时亚洲骑兵师约有1500人，主体为俄罗斯人，同时也包括哥萨克人、布里亚特人、中国人以及少量日本人，全部由俄方指挥，装备有步枪、机枪和四门火炮。

恩琴在训练中对部下极其严酷，实行的纪律甚至比以往更加严厉。轻微违纪者会被竹杖鞭笞，犯下较重过失的士兵通常会被直接处决。1920年8月7日，他宣布脱离谢苗诺夫，将亚洲骑兵师改编为一支游击队。10月1日，他们越过外蒙古边境，先向西南推进，继而转向西行，直指蒙古首都大库伦。在当地，他同占领该地的中国军队展开谈判，但包括要求中方部队解除武装在内的所有条件，均遭到拒绝。

1920年10月26日至27日，以及11月2日至4日，恩琴的部队两次进攻库伦，但均遭受了惨重损失。战败后，他率军撤退至外蒙古东部车臣汗部境内的克鲁伦河上游地区。恩琴得到了希望摆脱中国占领、实现独立的蒙古人的支持，尤其是蒙古的精神与世俗领袖——博克多汗，他曾秘密向恩琴送去祝福，支持其将中国势力逐出蒙古。亚洲骑兵师通过从外贝加尔地区渗透进来的白军小团体补充兵员。蒙古贵族，包括贡布扎布·鲁布桑策本，组织了蒙古人的动员。

恩琴对严酷纪律的执念丝毫未减。在得知一名自己原本器重、并任命为医疗分队指挥官的中尉，在撤退途中性侵了护士（其中许多人还是其他军官的妻子）、洗劫沿途居民点，并下令将所有伤员毒死，理由是他们“碍事”之后，恩琴下令先将此人鞭笞，随后处以火刑，将其活活烧死。

此时，中国方面已进一步加强了对外蒙古的控制，通过严格管制寺院中的佛教活动，并监禁其认定为“分离主义者”的俄罗斯人和蒙古人。据米哈伊尔·托尔诺夫斯基的回忆录记载，亚洲骑兵师共有1460人，而中国守军兵力约为7000人。中方在火炮和机枪数量上占据优势，并在库伦城内及其周边构筑了纵横交错的战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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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伦的蒙古大楼，中国军队在此进行最后抵抗，恩琴在此设立总部

1月31日，恩琴的部队开始从营地向库伦推进。2月2日，他们为争夺中国军队的前沿阵地展开激战，并成功控制了库伦的部分地区。由鲍里斯·列祖欣率领的一支分队，攻占了位于库伦东南郊小马达禅和大马达禅一带的中国前线防御工事。战斗中，恩琴麾下一支由藏人、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和俄罗斯人组成的特别分队，将博克多汗从软禁中营救出来，并经由博克达汗山将其转移至福祈寺。同时，另一支分队则向库伦以东的山区推进。

次日，他让部队暂作休整。他借鉴了成吉思汗的战术，下令士兵在库伦周围的山丘上点燃大量营火，并将这些火堆作为列祖欣分队的方位标志。这一举动使城内看来仿佛已被一支压倒性的庞大兵力团团包围。

2月4日清晨，恩琴从东面向中国军队的白营房发动进攻，迅速将其攻占，并随即将部队分为两路。一路对位于中国商埠——买卖城内残余的中国军队阵地发动主攻；另一路则向西推进，直指各国领事区。抵达买卖城后，恩琴命令部下用炸药炸开城门，并以临时制作的撞木强行破门而入。突破防线后，战斗迅速演变为全面屠杀，双方挥舞军刀展开近身肉搏。

占领买卖城后，恩琴亲自加入了对领事区中国军队的进攻。中国军队一度发起反击，迫使恩琴的部队向东北方向短暂后撤，随后在另一支哥萨克-蒙古混成分队的支援下再次发动攻势，该分队从东北和西北两个方向同时展开进攻。随着战斗推进，恩琴的部队在库伦城内逐步向西推进，追击不断撤退的中国士兵。

1921年2月4日晚，恩琴的部队彻底攻破库伦。3日至4日夜间，中国的文职官员和军事指挥官抛下部队，乘坐11辆汽车从库伦向北逃离。中国军队则在2月4日和5日陆续向北溃逃，并在从库伦通往俄国边境的道路上，对沿途遇到的蒙古平民实施了屠杀。

支持红军的俄罗斯侨民也随同溃逃的中国军队一起撤离了库伦。在攻占库伦的过程中，中国方面约有1500人伤亡，而恩琴部队的损失约为60人。

伊万·谢列布连尼科夫这样评价恩琴男爵在攻占库伦时所发挥的个人作用：

熟悉恩琴男爵的人都指出，他具有非凡的个人勇气和无所畏惧的精神。比如说，他竟敢亲自进入被围困的库伦——在那里，中国人若能得到他的首级，必定会付出高价。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一个阳光明媚、光彩耀眼的冬日里，男爵身着他惯常的蒙古服饰——红樱桃色的长袍，头戴白色皮帽，手持马鞭，以不疾不徐的中速，沿着大路径直骑马进入库伦。他拜访了库伦中国最高官员陈毅的官邸，随后经由领事区返回自己的营地。在返程途中，路过监狱时，他发现一名中国哨兵竟在岗位上安然熟睡。这种违反纪律的行为令男爵大为震怒。他下马，用马鞭狠狠抽了那名熟睡的哨兵几下。待那名哨兵惊醒、惊恐万状时，恩琴用中文向他解释，说站岗时不准睡觉，而他——恩琴男爵——正是因此惩罚了他。随后，他重新上马，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恩琴男爵这次出现在库伦，在城中居民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中国士兵则被吓得胆战心惊、士气低落，深信在男爵背后，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支持并庇护着他……

战斗结束后，恩琴的部队起初被厌倦中国统治的当地民众视为解放者而受到欢迎，但他们很快便开始洗劫中国商号，并杀害居住在库伦的俄罗斯犹太人——哥萨克人本就被动员起来仇视犹太人。恩琴本人下令处死犹太人，只有持有他本人签发、明确豁免其生命的证明者得以幸免。根据幸存的档案材料和回忆录估算，恩琴在蒙古期间共有43至50名犹太人被杀，约占其下令处决总人数的5%至6%。这场大屠杀实际上彻底消灭了当时库伦的整个犹太人社区。

数日之后，恩琴下令制止了抢掠行为，但由列昂尼德·西派洛上校领导的秘密警察机构仍在继续搜捕所谓的“赤色分子”。西派洛夫早在俄国时期就因在恩琴麾下施行极端残酷的手段而恶名昭著。3月11日至13日间，恩琴在库伦以南、位于奥措尔山与乔伊尔博克达山之间的乔伊尔攻占了一处设防严密的中国据点。恩琴方面约有900人，而中国守军约1500人。占领乔伊尔后，恩琴返回库伦。其由哥萨克人与蒙古人组成的分队随后继续向南推进，进军边境聚落扎门乌德——另一处中国据点。守卫扎门乌德的中国军队未作抵抗便弃城而去。

当撤退到外蒙古北部、恰克图一带的残余中国军队试图从库伦以西绕行、返回中国时，俄罗斯人和蒙古人担心他们意在重新夺回库伦。为此，数百名哥萨克和蒙古士兵被派出，在外蒙古中部、靠近库伦-乌里雅苏台道路的塔林乌兰山一带，拦截当地数千名中国军队。3月30日至4月2日，双方展开了持续多日的激战，战斗中有一千多名中国士兵阵亡，蒙古人、俄罗斯人和布里亚特人方面的死亡人数约为100人。最终，中国军队被彻底击溃，并一路被追击至该国南部边境。至此，中国军队撤离了外蒙古。

恩琴与蒙古（1921年2月—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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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于博克多汗冬宫中的博克多汗

1921年2月21日，恩琴在蒙古喇嘛和亲王的陪同下，将博克多汗从福祈寺迎回库伦。2月22日，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正式恢复博克多汗的君主地位，重建博克多汗国。作为将中国势力逐出库伦的奖赏，博克多汗册封恩琴为达尔汗和硕亲王这一世袭高级头衔，并赐予其汗级待遇及其他特权。参与这些事件的其他军官、喇嘛和王公也一并获得了高级头衔和奖赏。

此外，恩琴还从谢苗诺夫那里获得了中将军衔。人们常常误以为恩琴成为了蒙古的独裁者或可汗，而君主政府只是傀儡政权，但事实并非如此：国家全部最高权力掌握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及其政府手中。恩琴的一切行动都得到君主的认可；他获得了蒙古最显赫的头衔之一，却并未掌握国家权力。

恩琴几乎不直接干预蒙古本身的内政，尽管他对蒙古当局提供了协助。在这一时期，尽管国家事实上处于相对孤立状态，仍推行了一系列较为进步的措施：在库伦开办了军事学校，成立了国家银行，改善了医疗卫生状况，并在行政体系、工业、通信、农业和商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发展。然而，对于从俄国来到蒙古的殖民者，恩琴则表现出极其残酷的一面。亚细亚师反间谍部门负责人、陆军中校列昂尼德·西派洛被任命为库伦卫戍司令，将对殖民者的全部民政权力集中于一身。根据援引恩琴命令的记载，库伦共有38名犹太人被杀；而被处决的不同民族人士（在蒙古境内及境外）的总数约为846人（名单见）。其原因在于，恩琴认为犹太人是革命的主要罪魁祸首，而革命者则是最主要的敌人：

恩琴男爵实际上并未打乱库伦居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反而站在保护市民的一边；但对敌人则手段极其残酷，对自己的部下也毫不宽纵……在占领库伦时，所有共产党人都被勒死，所有犹太人也都被处决。

恩琴清醒地认识到，“白色事业”在俄国已经失败，因而试图利用苏维埃政权下某些社会阶层的不满情绪，作为在俄国恢复君主制的契机。他还寄望于联合其他白军部队，以及蒙古、满洲、中国内地和新疆的君主派力量，同时争取日本方面的配合。然而，他既缺乏完善的情报体系，也没有掌握这些地区及西伯利亚局势的准确信息，其行动在事实上也违背了日本的战略意图。除此之外，蒙古自身的资源条件不足以长期维持亚洲骑兵师的供给，长期驻扎导致当地民众对白军的态度日益恶化，军队内部的纪律也随之松弛。

北进

1921年5月21日，恩琴发布了第15号命令《致苏维埃西伯利亚境内的俄罗斯部队》，宣布开始向苏维埃控制区进军。该命令的起草有多人参与，其中包括著名的俄罗斯波兰裔记者、作家费迪南德·奥先多夫斯基。命令中写道：

……在民众之中，我们看到的是失望与对人的不信任。他们需要名字——众所周知、令人敬重、珍贵的名字。而这样的名字只有一个——俄罗斯大地的合法主人，全俄罗斯皇帝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与摧毁和亵渎俄罗斯的罪恶破坏者作斗争时，应当记住：随着俄罗斯道德的彻底沦丧，以及灵魂与肉体的全面堕落，已不能再沿用旧有的评判标准。惩罚的尺度只能有一种——不同程度的死刑。旧的司法基础已经改变，不再有所谓的“仁慈与公正”。现在应当存在的，只有“公正与毫不留情的严酷”。那种降临人世、意在摧毁人类灵魂中神圣本源的邪恶，必须被连根拔除……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早在1918年夏天就已在彼尔姆被处死。恩琴男爵进军苏维埃俄国的目标，置于他所设想的“成吉思汗帝国复兴”这一宏大构想之中：俄罗斯应当一致起义，而帮助其摆脱革命的，将是所谓的“中原帝国”——在他的理解中，这并非指中国，而是指一个从太平洋延伸至里海、由游牧民族构成、作为大蒙古帝国继承者的国家。

1921年春，亚洲骑兵师被编为两个旅：一旅由中将恩琴指挥，另一旅由少将列祖欣指挥。后者奉命在切津斯克村一带越境，沿色楞格河左岸行动，从红军后方方向进攻米索夫斯克和塔套罗沃，并在途中炸毁桥梁和隧道。恩琴旅则向特洛伊茨科萨夫斯克、色楞金斯克和上乌金斯克发动进攻。据米哈伊尔·托尔诺夫斯基的资料，恩琴旅兵力为2100人，配有20挺机枪和8门火炮；列祖欣旅有1510人、10挺机枪和4门火炮；留守库伦一带的部队为520人。亚洲骑兵师中服役者来自16个以上的民族，主要包括俄罗斯人、蒙古人、布里亚特人、汉人、巴什基尔人和鞑靼人，并分别编成民族分队。此外，蒙古其他地区的多支白军分队亦受恩琴指挥，其中包括尼古拉·卡扎格兰迪、I·G·卡赞采夫、亚历山大·凯戈罗多夫和A·I·舒宾等人的部队。

5月，列祖欣旅开始在色楞格河以西越过俄国边境实施突袭。恩琴旅则于5月21日自库伦出发，缓慢向北推进。此时，红军已从各个方向向蒙俄边境调集兵力，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都占据着数倍优势，因此他们甚至将恩琴向西伯利亚的进攻视为一种“有利局面”，借此获得彻底消灭他的理由。

列祖欣旅在外贝加尔地区成功击溃了数支红军分队。在其中一场战斗中，1921年6月2日于热尔图林斯克村附近，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表现尤为突出，并因此获得了他的第二枚红旗勋章。由于无法与恩琴旅取得联络，在红军的一系列行动下，列祖欣面临被包围的危险。6月8日，他开始撤退，经过多次战斗后撤回蒙古。

恩琴旅在6月11日至13日的特洛伊茨科萨夫斯克战斗中遭到失败。随后，布尔什维克与红色蒙古军的联合部队在与恩琴殿后部队进行了一些小规模交战后，于7月6日进入已被白军放弃的库伦。

恩琴让自己的旅在伊罗河一带稍作休整后，便率部前去与列祖欣会合。恩琴旅于7月7日或8日抵达列祖欣旅附近，但直到4至5天后才成功渡过色楞格河，实现兵力合流。7月18日，亚洲骑兵师踏上了它最后一次远征——向米索夫斯克和上乌金斯克进军。第二次出征时，亚洲骑兵师的兵力约为3250人，装备有6门火炮和36挺机枪。

1921年8月1日，恩琴男爵在塔姆钦扎仓一带取得胜利，俘获红军士兵300人、火炮2门、机枪6挺、步枪500支及一支辎重队。俘虏随后被释放（亦有资料称，其中24名共产党人被处决）。白军的进攻引起了远东共和国当局的强烈不安，上乌金斯克周边的广大地区被宣布进入戒严状态，军队进行了重新部署，增援部队陆续抵达等。恩琴很可能已意识到，他寄望于民众起义的设想并未实现，同时也面临着被红军包围的威胁。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此时与他对阵的，已不再是组织松散的红色游击队，而是数量众多、装备精良、组织严密的红军第五集团军和远东共和国部队，而他这边却几乎不可能获得新的补充。8月3日，亚洲骑兵师开始向蒙古撤退。

8月5日，在新季米特里耶夫卡的战斗中，恩琴部队最初取得的进展被赶来支援红军的装甲车彻底扭转。根据不同资料，当地有两户人家或一人被杀。8月7日至10日，亚洲骑兵师在战斗中撤回蒙古。8月11日，恩琴将师部划分为两旅：恩琴旅率先前行，列祖欣旅稍后出发，充当后卫，抵御红军的追击。8月14日至15日，恩琴部队翻越了难以逾越的莫东库尔山脉，顺利进入蒙古。米哈伊尔·托尔诺夫斯基估计，白军在第二次西伯利亚远征中的损失不到200人阵亡，50人重伤；红军损失约为2000至2500人，但这一数字可能被夸大。

战败、被俘与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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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琴男爵和彼得·谢京金

恩琴决定率师向西——前往唐努乌梁海过冬，以便之后再次展开作战。然而，他后来似乎意识到，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该地可能会成为围困白军的陷阱，于是决定转向西藏。但这一计划未获得支持：士兵和军官们坚信，恩琴筹划的远征必将使他们遭遇灭顶之灾。结果，两旅内部都酝酿了针对恩琴男爵的阴谋，意图将其暗杀后转而撤往满洲。

1921年8月17日至18日夜间，列祖欣被自己的部下杀害。翌夜，阴谋者向恩琴的帐篷开火，但恩琴及时躲避脱险。阴谋者随后清算了几名与男爵关系密切的军官，两支叛变的旅随后向东撤退，计划经蒙古领土前往满洲。

恩琴试图召回自己的旅部，但被旅部开枪驱赶。随后，他遇到了自己的蒙古师部，该师于1921年8月20日将他逮捕。之后，恩琴连同部队一起，被由彼得·谢京金指挥的游击分队俘获。

根据俄蒙目击者的回忆，有关恩琴男爵被逮捕的经过保存了几种版本，基于此可作如下还原：8月19日早晨，恩琴遇到了自己的蒙古师部，他试图将师部拉到自己一边。恩琴可能还下令逮捕并处决师部内的俄罗斯教官。然而，蒙古士兵不愿继续战斗，并至少帮助部分人逃脱。为了结束这场纷争，师部指挥官Бишерельту-гун Сундуй及其部下于8月20日早晨将恩琴捆绑，并押送至白军方向（蒙古人认为子弹打不死男爵）。此时，谢京金游击队的红军从俘虏处得知了恩琴旅发生的情况，他们派出侦察小组，正巧遇上了被捆绑、由蒙古人押送、前往撤退的白军方向的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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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红军士兵看押的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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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过程中的恩琴

对恩琴男爵的死刑判决，实际上是由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最高领导层作出的。1921年8月26日，列宁通过电话就男爵一案作出如下指示：

我建议对此案给予更多重视，务必核实指控是否充分；如果罪证确凿无疑——而这一点显然不容怀疑——那就举行一次公开审判，以最快速度完成，并予以枪决。

次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就恩琴男爵一案作出决定，其表述与列宁上述指示完全一致。

1921年9月15日，恩琴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松林公园接受公审。《苏维埃西伯利亚报》刊登了庭审记录。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担任检察官。庭审共持续了5小时20分钟，恩琴被指控三项罪名：在日本的庇护下参与武装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其中表现为他企图建立“中亚国家”的计划）；在武装行动地区对平民实施残酷屠杀；参与对定居点和居民的大规模毁灭。在侦查与庭审过程中，恩琴一再强调自己反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处决判决随后被执行，据未完全证实的历史资料显示，地点为商人马什塔科夫位于现今红色大街与斯维尔德洛夫街交汇处的住宅内，当时该建筑是新尼古拉耶夫斯克格别乌的所在地。

其被处决的消息传回蒙古之后，博格多汗下令在蒙古各地的寺庙举行仪式为其超度。恩琴的埋葬地点至今不明。正因为这一点，加之恩琴生前便已成为传奇人物，遂衍生出另一种传说——男爵成功逃脱并隐入某座佛教寺院。

平反尝试

库兹明认为，对恩琴的判决中包含若干错误指控：包括所谓“屠灭整个村落”、全面消灭犹太人、为“日本侵略计划谋利”的行为，以及男爵的行动是对苏俄从东部进攻的整体计划的一部分。

然而，1998年，新西伯利亚州地方法院主席团拒绝为恩琴男爵平反，认定判决中的所有指控均有依据。

影响与评论

与其他倾向于立宪会议俄国白军军官不同，罗曼·恩琴是一位热心的君主主义者，他讨厌革命，也讨厌一切导致君主制被推翻的事情。他认为，“唯一能够维护被恶人——革命者如此残酷践踏的真理、善良、荣誉和习俗的，就是君主。只有他们才能保护地球上的宗教并弘扬信仰。但人都是自私自利、傲慢无礼、欺世盗名的，他们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真理，也就没有了国王。与他们在一起无法获得幸福，甚至连死后的人也得不到祝福。但真理是真实的、永恒不变的，真理总是胜利的……沙皇制度的最高体现就是神性与人力的结合，就像满清的博格达汗、喀尔喀的博克多汗和旧时的俄国沙皇”。

恩琴除了是一个强烈的反犹主义者外，还是一个宿命论者和神秘主义者。他接受佛教，但没有放弃基督教，并认为所有宗教都表达一个最高真理。恩琴的政治观念与他的末世论观点密切相关。在各种宗教的预言中，他找到了对内战的解释以及他在与革命者的斗争中的召唤。

他在蒙古独立进程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阿道夫·越飞在给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信中写道：“蒙古的苏维埃化并不是一致的、深思熟虑的和有组织的计划的结果。如果恩琴不在蒙古……我们也不会将蒙古苏维埃化，就像我们不会将东突厥斯坦苏维埃化一样……”。以反共立场著称的美国空军学院历史学者约翰·詹宁斯指出，恩琴是白军在远东与蒙古影响最恶劣的将领。原因不仅是他以残暴对待当地民众与其他白军官兵，更在于他的作为致使苏共势力及早向远东推进。他率军驱逐中国北洋政府与征服外蒙古，其实打击了当地原本可以抵御红军的势力。如果没有恩琴，就没有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个卫星国。

2020年前后，爱沙尼亚极右派政党爱沙尼亚保守人民党的青年团体曾创办名为“恩琴可汗”的组织并打算营建恩琴的铜像。营建铜像之事因争议取消。

“恩琴”是对战游戏枪林弹雨中的主要反派。《恩琴》也是一个法国庞克乐团“巴黎暴力”演唱的歌曲名称，歌词有一段称“恩琴，浪漫骑士，等待死亡就像等待未婚妻。”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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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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